试论陕甘宁边区的通货膨胀与反通货膨胀措施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曾遇到了巨大困难,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其原因是与边区的特殊自然社会、环境,国民党的封锁,和边区在金融方面的一些措施的缺陷有关。1942年后,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关怀下,边区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大大的缓和了通货膨胀对边区经济的冲击,较成功地保障了边区的供给,为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陕甘宁边区的食盐运销及对边区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克服经济困难、打破国民党当局对边区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政府曾发起了大规模食盐运销活动,这次食盐运销活动基本上是与抗战相始终的,对当时边区的贸易、财政、金融,以及军政机关供给和边区人民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边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有力地保障了抗战大后方——陕甘宁边区的稳定,为全民族抗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晋察冀边区的社会教育与民众劳动观念的重塑——以晋东北部分县市为中心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教育运动,其目的是在实现扫盲教育的同时,激励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动员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投身到抗日战争及社会经济建设的洪流中去。边区社会教育的开展,立足乡村社会的实际,寻求教育与生产之间的良性互动,在扫除文盲的同时,实现了对民众劳动观念的重塑,从而推动边区生产的发展,加速了抗战胜利的进程。     

抗战时期成都民众出钱劳军运动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提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口号,号召全国民众出钱劳军,以增强抗战力量。作为大后方根据地的成都民众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踊跃捐款献金,慰劳抗战将士。     

抗战大后方的民众教育馆——以四川省和重庆市为中心的研究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增强抗战力量、强化社会控制,赋予民众教育馆"训练民众、动员民众之重大使命"。抗战大后方四川省和重庆市的民众教育馆,在蒋介石推动国民精神总动员及新生活运动的背景下,致力于民族精神、传统道德的教育;协助政府检查民众读物、剧本、宣讲资料;利用集会仪式等渠道对民众实施国民精神动员及日常生活改造,为战时民众动员与训练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由于工作范围过于宽泛,人员缺乏专业训练,经费不足,以及部分职员工作敷衍懈怠,尤其还须面对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使民众教育馆工作力不从心。不过它毕竟是政府体制内的社会教育中心机构,较之体制外的民众教育力量,具有被政府强力推广的优势,因此在社会精英和政府官员心目中依然"比较卓异"。     

科学技术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提倡自然科学、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科技人才和提高科技人员生活待遇等一系列政策,吸引了一批科技人才在根据地进行科学研究.在中共和边区政府支持下,各科研机构不仅对边区农林、矿产、地质等进行了全面调查,为开发边区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且密切结合边区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由于各种新技术在工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促进了边区经济比较快的增长,使边区由抗战前一个主要依靠输入的地区逐渐变成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地区.基本实现了边区政府提出的部分工农业产品自给的目标.边区科学技术与工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使根据地从被封锁的困境中摆脱出来,而且可以视为中共实现中国工业化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     

抗日战争时期广东当局的民众动员和舆论宣传

战争不仅是双方军事、经济上的竞争,而且也是政治上,特别是民众动员和舆论宣传的竞争。全国抗战爆发,由于大敌当前,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胁,国民党当局对其在十年内战时期施行的镇压人民、禁锢人民抗日要求的政策,进行了重大的转变。 一、民众动员 全国抗战之始,本省为适应战时工作的需要,     

论抗战初期英美民众援华制日运动

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英美两国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特别是在两国民众中掀起了援助中国抗战的热潮,形式多样,各具特点,并得到社会许多方面的支持。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英美民众援华制日运动不断加强。英美民众对中国全面抗战的积极反应,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也为英美东亚政策向积极方面转化铺垫了社会民众基础。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教学界同行。     

政治节日与民众动员: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国庆纪念日为中心

政治节日常被用来展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但在一定时期也可作为民众动员的场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就曾利用国庆纪念日来进行凝聚民心调动民力的抗战工作。抗战爆发后,"以抗战来纪念国庆"已成为此间政府号召国人纪念国庆节的重要方式。为更有效地动员民众支援抗战,国民政府对日常动员进行扩大化运动,并采用节日献金竞赛的方式进行密集的集中动员。通过此种动员方式,民众纷纷响应号召,解囊以资抗战。通过抗战时期国庆日的民众动员,也可看到政治节日在民众动员方面的功用,使我们对政治节日有更多的认知。     

关于陕甘宁边区森林开发和保护的几个问题

抗战期间的 194 0年 ,陕甘宁边区境内的森林覆盖率达到 10 %左右。但是 ,为了度过困难 ,边区只得毁林开荒 ,加之烧炭等 ,使大面积的森林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造成环境恶化 ,水、旱、雹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给边区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当时 ,边区政府已经开始认识到环境与气候的问题 ,认识到森林对气候的调节作用 ,开始注意对森林的保护 ,并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令来保护森林 ,但是 ,这些政策和法令收效甚微。     

略论抗战中国民党军队与民众的关系

军队与民众的关系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条件之一,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一段时间中,国民党抗战路线比较正确,作战也努力,这时军队与民众的关系也较融洽。但由于国民党没有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后方勤务设施不健全与执行群众纪律不严厉,使一部分军队既不抗战,还祸害民众,军民关系恶化,矛盾的性质起了变化,老百姓对军队彻底绝望,便自发起来抗战与反抗军队的祸害。抗战的实践表明,只有政党实行了政治改革,采取了维护军队与民众关系的有效措施与纪律,军民关系才能融洽、有民众支援的作战就能取得胜利,反之就失败。     

国民党战时民众工作失败的历史考察——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为视角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形成以军事委员会统辖全国军民作战的战时体制。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负责军队政治工作的同时,接管了战时民众工作指导权,这意味着军队开始参与党部和政府负责的民众工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立的初衷是统一管理战时政治工作及民众工作,综合领导各方力量抗战。然而,由于军队、党部和政府各方对职权互不相让,无法实现党、政、军的结合。国民党主导的民众工作多头开展,相关各方互无联系,甚至矛盾频发、互相拆台。究其原因,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和派系纠葛直接影响到相关各方的职权划分和工作展开,加之国民党对于民众运动的忧虑与恐惧,导致其主导的战时民众工作成果有限。     

大义输财 共赴国难——抗战大后方民众献金运动

1937年,中华民族开始了全面抗战。在前方,将士们浴血奋战,保家卫国;在后方,不同地区的民众以各种方式支援抗战。但连年战争使国家人力、物力和财力消耗巨大,加之国民政府财政赤字,资金匮乏,国家财政出现问题。抗战大后方的民众为支援抗战,不论贫富,不分阶层,无论日常生活多么艰难困苦,都积极地节约献金,抗日救国。大后方民众的献金运动,在物质上贡献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在精神上鼓舞了前方士气,是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始末

一、创立及组织 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是实施社会教育的综合性机构,是各地推行社会教育的中枢。其前身是通俗教育馆,最早设立的为1915年的江苏省立南京通俗教育馆。1927年7月江苏首先改设民众教育馆,其后各地纷纷改设或创办。按照教育部和省政府颁发的有关规程、法令规定,民众教育馆以“增进全民之意识道德与健康,提高国民文化水准,改善人民文化生活,促进社会发展”为宗旨。在抗日战争期间,则以“集中力量培养民族意识,增进抗战智能,加强机构自治,促兴生产事业”为其实施方针。     

抗战时期张治中民众动员思想初探

民众动员反映的是政治主导和社会大众双方围绕一个政治目标而发生的动员和参与关系。在抗战时期民众动员主要表现为中国政府调动民众积极参加抗战。     

抗战时期国内外民众捐献来源探析

抗战爆发后,国内民众和广大海外华侨踊跃捐输,国际社会鼎力相助,共同支援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随着战事的推进,国内外民众捐献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地域性:国内民众捐献重心逐渐由北向南、由东向西递变;侨胞捐献先以南洋地区为最,太平洋战争以后锐减;国际社会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加大对中国的援助力度。抗战时期国内外民众捐献为实现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贷

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发展农业经济,制定政策,发放农业贷款。边区农贷的特征是:1.贫困的勤于农业生产的农民是边区农贷发放的主要对象,体现了农贷支持贫困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原则;2. 政府发放农贷与农民自筹资金相结合;3. 采取了以实物放贷和实物收贷的方法。边区发放农贷推动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变了边区农村的阶级结构,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农贷把边区金融事业同农村经济结合起来,推动了金融、贸易事业的发展     

试析抗战时期国民党民众动员能力不足的主耍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充分调动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制定并实施了民众动员政策.但是由于其阶级局限性,经济上实行统制政策,政治上坚持个人独裁和国民党一党专政,文化上禁锢抗日言论、摧残进步文化,且不断制造国共摩擦,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其史治的腐败等原因,造成其民众动员能力严重不足,致使国民政府形成了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     

武汉抗战时期救国会派的民众动员

本文在考辨史实的基础上,以抗战时期救国会派在武汉的民众动员活动为主线,探讨救国会派给武汉抗战动员带来的影响,从中折射出民主党派作为一种政治性力量参与和建设抗战社会的努力,并考量其在中国实现民主主义的可能性。     

“军民合作”下国民党在广东的民众武装工作——以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为例

全面抗战爆发后,粤军大部北调,广东兵力空虚。为应对迫在眉睫的日军入侵威胁,国民党广东当局冀望于发动全民抗战,组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以协助粤军抗敌。广东当局在"军民合作"体制下对自卫团实行严格且颇具特色的军事训练,自卫团在对日作战中有效弥补了粤军不足,阻滞了日军攻势。华南战场转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形势的转变,加之国民党民众武装动员机制存在固有缺失,自卫团渐趋蜕化,或被中共争取,或被日伪拉拢,引起广东当局戒备和防范,大批自卫团被缩编或改编为游击部队。至此广东当局尴尬地意识到,国民党固能组建规模庞大的民众武装,但组建之后却不能对其有效管控。此后直至抗战胜利,广东当局再也无意大规模武装动员民众,只依靠军队作战的片面抗战路线最终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