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高华的交往

高华是我最好的朋友,1978年我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的时候,他是历史系的本科生。30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只要有机会,我们一定见面,而且无话不谈。我每次与他见面的第一句话,总是故意带着沉稳的官腔,"老高呵,过得怎么样呵,不错吧?"他总是故意压低     

我和应云卫的交往

我和应云卫的交往徐世骐应云卫在重庆话剧舞台上为宣传抗战繁荣戏剧作出过重大贡献。我是个业余戏剧爱好者,在抗战时期我和应云卫有三四年的交往。应云卫中等身材,白皙瘦削的脸庞,冬天常戴一顶土耳其式的毛皮帽,西服外面罩一件皮领青哗叽长皮大衣,一根手杖不离身,４...     

我和胡克实的交往

时光如梭,转瞬之间胡克实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两年了。真可谓岁月无情,世事沧桑。     

我和林希翎的交往

林希翎在巴黎辞世已经三年多了。在她逝前不久,即2009年9月中旬,我自北京给她打电话,说国内的朋友都想念她,希望她再回来,与大家欢聚相见,她却打断我说,我回不来了,走不了啦!几天后就走了。她逝后世界各地都举行了对她的追思会,在她"成名之地"北京,直到她故去个把月后,才由百多位生前友好,其中有的还是从外地特地赶到的,对她作了声泪俱下的悼念追思。她逝前曾关照,如国内也对她进行悼念,要通知我参加,因此我也作了简短发言。我说在今天的追思会上,我     

我和于光远的交往

奋斗到98岁的于光远,马克思有请,去了。1992年,我离开中国之前,到史家胡同拜访了他。这次见面,主要的话题是谈电脑。我也可算是新潮老头了,60岁的时候学会了使用电脑,而三四十岁的人大多不会。那时还没有Windows,也没有Internet,电脑只是用DOS来写文章。我极言电脑之妙用。光远历来对新事物感兴趣,听得很入神,不时赞叹。     

我和孟氧的交往

1948年8月华北大学成立,中共中央请吴玉章老担任校长,成仿吾、范文澜二老任副校长,校址初设在河北正定县。我当时在新华通讯社总社工作,吴老知道我曾在金陵大学开过课程,教过书。因当时华北大学学生很多,而教师正缺,所以,吴老把我调到华大担任哲学系教员,在社会科学系担任系支部书记,做何干之同志的助手。     

回忆我和钱学森的交往

马作新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被选拔到苏联留学的留学生。他在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火箭发动机专业,1958年2月回国后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事火箭发动机的研制工作,后担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第十九研究所所长。本文中他回忆了在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第一次见到钱学森,以及回国后多次与钱学森交流科研工作,并在钱学森指导下从事火箭发动机研究等交往经历。     

我和朱厚泽的交往

说来真巧,5月9日既是王元化也是朱厚泽的忌日。两位都是我最敬仰的良师益友。两年前,厚泽去世时,我因眼疾无法写作,只能口述回忆了和他的交往,由记者整理成文发表。然而言犹未尽,总觉得还有许多话要说。     

我和受降将军徐永昌的交往

徐永昌,1887年生于山西崞县（今原平市）,1914年考入陆军大学,其间参与倒袁运动,1927年率部改投山西军阀阎锡山并参与北伐。而后,先后出任绥远省、河北省、山西省政府主席。1937年赴南京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卢沟桥事变后被任命为委员长保定行营主任,负责指挥中日战争第一战区抗日作战任务。1945年日军投降时,曾代表国民党政府在日本东京湾美舰密苏里号参加盟军受降仪式。     

张学良和我父亲的一段交往

我的父亲张煊,字培风,号鸢如。从1919年到1927年这段时间,任张学良将军的机要秘书长,为他出谋划策,撰文拟稿。这里就回忆所及,略谈数事。我父亲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系,深受校长蔡元培的赏识,蔡氏曾赠予刻有自己名字的铜墨盒、铜尺等文具。毕业后父亲只身来到东北。火车在山海关附近一个小站加水加煤,旅客们都下车买食物、     

我与华罗庚的交往

正我和华罗庚的相识与交往,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时,他是世界闻名的数学大师。而我,还是一个涉足科技界不深的年轻记者。起初,我和华罗庚只是一般的接触,他在科技界公开场合露面时,我报道一下他的活动。以后,在采访陈景润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华罗庚教授传奇般的动人经历,最触动我的是,因为我同情陈景润,为他写了大量报道内容,无意之中曾深深地伤害了华罗庚。当时,我深感不安。于是,便怀着一种还     

我与冰心的交往

在向阳湖,初见冰心冰心是文坛祖母,她的作品影响了几代读者,许多我的前辈或师长都自称是冰心作品的"小读者",那我更是小小的读者了。我在上初中时就读到并喜欢上了冰心的作品。我的家乡安徽省当涂县,是长江下游江南的一座古城,李白就归终在这里。当涂中学也是座有百年历史的学校,校图书馆里     

我与周总理的交往

我是在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认识周恩来总理的。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了谈判。1937年4月,周恩来副主席在与南京方面谈判时,途经西安。当时,我父亲杨虎城已被免去行政与军事上的职务,蒋介石正逼迫其出国之际,我刚从上海回到西安。周恩来副主席一到西安便来看望我父亲。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副主席留有胡子,大家都亲切地称他“周胡子”。那天我从外边回来,听家里人说“周胡子来了”。我很想看看共产党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就急忙向客厅走去,想从门口窥视。     

我与范长江的交往

初识老乡范长江 1938年春,台儿庄大捷之后,我到了徐州.同旅社住的一位<武汉日报>的记者告诉我,说:"名记者范长江明天便要到徐州来了!"语意中似挟讽诮.我说:"本是名记者嘛!我们欢迎!"他说:"什么名记者?!""老实说,没有<大公报>这块牌子,凭他的本事,他‘红'得起来吗?"(范长江当时是汉口<大公报>战地特派员)我说:"我佩服的倒是他的本事,而不是<大公报>这块牌子.我认为不是<大公报>这块牌子为范长江生色,而是范长江的<中国西北角>和<塞上行>这两篇文章给<大公报>生色."     

我与宋美龄的交往

2010年是爱国将领张治中将军诞辰120周年。6月至8月,整理者先后8次探访张将军已95岁高龄的长女张素我女士。张素我女士是社会活动家、曾任民革中央常委、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和全国妇联第六届副主席。她在向整理者讲述她父亲追求和平的历史细节时,也无意中透露了自己不平凡的人生经历,特别是讲到了她与宋美龄的一些交往。     

我与胡耀邦的交往

解放初,我在甘肃任团省委书记时结识了胡耀邦同志,并在其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里,与耀邦同志有过多次交往.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境遇下,我亲身感受到耀邦同志活跃、真实、谦逊、大度和光明磊落等多方面的人格魅力.在我的眼里,耀邦同志既是位充满活力和正义感的伟大政治家,又是一位亲切、和蔼、富有人情味的兄长.……     

我与范慕韩的交往

一范慕韩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他的逝世,使我们印刷界痛失了一位杰出的主帅、卓越的组织领导者和积极的支持者,也使我个人痛失了一位德高望重、和蔼慈祥、可亲可敬的良师益友和学习楷模。我和范老是从1992年初认识并开始交往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他的高尚品质、革命风范、优良作风,却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1982年8月16日,中央宣传部、文化部与国家经济委员会共同商定“振兴中国印刷工业”。在我国解决了汉字信息处理工作的基础上,采用世界新技术,对印刷业进行技术改造。并把这个重任交给了范慕韩同志。当时,范老已年近65岁,他置年…     

我与赵朴初的交往

赵朴初先生于2000年5月22日17时05分在北京医院逝世.当天晚上,我和朴老的夫人陈邦织大姐通了电话.她心气平和地说: "……请放心,我身体还可以.有不少他没有做完的事,我还要尽力去做."……     

我与张纯如的交往

张纯如,著名美籍华裔女作家。她用近三年的时间,奔赴世界各地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并参阅大量文献资料,在1997年12月南京大屠杀60周年之际,推出专著《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此书一经问世,即震惊西方世界,再版10余次,印数近百万册。该书写作过程中,张纯如面对的是尽显人性丑恶、残忍的血腥历史;书成后,又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报复和骚扰,不断接到威胁信件和电话。这一切最终引发她的忧郁症,并不断加深。2004年11月9日,这个曾为南京30万冤魂奔走呼号的女子,在自己的轿车内自杀,年仅36岁。在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为纪念这位爱国女作家,本刊特编发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