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税制的积弊与戴克里先税制改革

分析戴克里先税收改革失败的原因,不能只看改革措施本身,必须把税收问题与帝国3世纪的财政危机联系起来考察。共和国后期逐步确立的罗马税收制度并不完善,国家征税没有统一的税则和成文的税法,没有彻底的土地和人口普查,对税收完纳的日期、方法、数额没有具体界定,造成赋税名目繁多、税收混乱。罗马税收中唯一形成制度的是征税方式上实行包税制,但是包税制本身有其弊端和危害,包税商和总督勾结,中饱私囊,损害国家利益;后来包税制逐渐被破坏,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妨害社会生产的不良作用。从戴克里先的税收改革措施来看,他还是找到了罗马税收问题的症结,税收改革措施本身没有问题,导致改革失败的原因很多:首先是3世纪社会经济危机太深;其次,罗马税制之弊由来已久,且积弊已深,实际上已没有灵丹妙药可以救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戴克里先税收改革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19世纪俄国税收制度研究

19世纪俄国的对外和对内战争频繁不断,预算支出居高不下。在这种形势下,政府不断调整税制。19世纪下半期,俄国税制的阶级性特征被打破,但农民阶层的税收负担仍很沉重,废除人头税导致直接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俄国间接税改革主要出于财政动机,导致直接税和间接税进项出现严重的失衡。19世纪俄国税制改革虽未能从根本上消除税收的阶级性和剥削性,但新元素的出现标志着税制发展趋于合理化。     

论俄国缙绅会议

缙绅会议在俄国从16世纪中期开始到17世纪中期逐渐停止召开,存在了一百多年。俄国学者多从西欧政治制度发展的模式来理解俄国缙绅会议,认为它是俄国的等级代表制度。与西欧封建等级议会相比,俄国缙绅会议在起源、作用上都有很大不同。它只是在16—17世纪发挥了短暂作用,并没有演变为西欧那样稳定的等级代表制机构。缙绅会议的代表制只不过扩大了沙皇进行统治的阶级基础,成为沙皇制度在一段时期可以利用的工具。使用西方模式和概念来认识俄国政治制度的演变,只能说其像谁,而不能说其是谁。     

从赋税来源与用途看英国近代议会与税收

16世纪始,英国处于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其税制相对完备。主要表现为议会掌握着税收大权:一方面,赋税的征收权由议会掌握,国王要征税需征得议会同意。另一方面,赋税的开支和使用亦由议会监督。倘若有国王试图与议会争夺赋税大权则必然招致议会和全国人民的反对而最终失败。在议会掌握税收大权的背景下,赋税的用途亦有所变化,开始了由主要用于战争向用于政府日常开支和社会福利支出的转变。本文试图从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和光荣革命后三个时段阐述英国赋税的来源与用途及与议会的关系。通过对英国近代赋税来源与用途的分析,了解现代化税制的建立对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意义,从中汲取可资借鉴的成果。     

从“领地国家”到“税收国家”:中世纪晚期法国君主征税权的确立

中世纪晚期是法国从"领地国家"向"税收国家"过渡的时期,三种因素共同促成了这一转变:政治哲学家和法学家为君主征税权提供了理论支持,封建习惯法则为国王向臣民征移提供了实践空间,十四五世纪法国的社会和政治现实最终促使三级会议向国王让渡了征税权。15世纪30年代后,申世纪法国的"协议税"为"强制税"所取代。前者需经三级会议同意才能征收,后者则建立在君主权威的基础上。伴随着中世纪晚期税权观念的转变以及政府结构和管理体制的革新,法国君主征税权的确立实质上改变了中世纪法国的社会基础和权力运作方式。     

18—19世纪俄国公社的结构及其演变

18——19世纪是俄国公社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俄国公社经历了许多变化,但它的组织结构始终是稳定的。直至20世纪初,俄国公社仍为俄国农村占统治地位的基层组织。其原因何在?笔者拟略抒管见。在马克思看来,俄国“农业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构成了“它的强大的生命力的源泉”。随着16——17世纪俄国农村大片土地或被封建主分割占有或被沙皇政府作为封地和     

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建设性税制”改革

19世纪末20世纪初,贫困、失业、财富分配不均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并引起了英国社会各界和政府的重视。针对上述问题,英国政府推行了与此前大不相同的税制改革。此次税制改革具有更多的建设性意义,因此被称为"建设性税制"改革。税制理论上,经历了由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到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转变;税制结构上,经历了由间接税为主到直接税为主的变迁;税制原则上,开始实行累进征税;赋税用途上,由此前主要为政府筹得收入向开始注重税收的社会财富再分配和社会资源再配置功能的转变。通过考察此阶段英国的"建设性税制"改革有助于了解税制与社会政策及国家建设的关系。     

中国税制改革50年

新中国成立 50年来 ,税制改革经历了新中国税制建立和巩固、曲折发展、税制建设得到全面加强及税制改革不断前进三个时期。我国的税收制度先后进行了五次重大的改革 ,已经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税制框架 ,强化了税收的聚财功能和宏观调控功能 ,从而标志着中国的税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50年来税制改革的基本经验特别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     

当代俄罗斯史学中动乱学研究的新趋向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界开始反思20世纪初的革命,在深化对17世纪初大动乱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以“动乱”取代“革命”的话语,采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构建以“动乱—帝国”为模型的俄国国家系统性危机理论体系的动乱学研究范式。该范式强调,17世纪初、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发生的历史事件是俄国国家制度的三次系统性危机(即动乱),前两次危机都以建立帝国而结束,俄国历史在“动乱—帝国”的周期性节律中循环。动乱学的提出,是21世纪“俄罗斯学”和“帝国学”研究热潮下的产物,也是一部分俄国学者对当前俄罗斯向何处去的一种回答。但作为建构一门新学科的尝试,其学科体系尚待进一步深化。     

关于俄国工场手工业中的强制劳动问题

工场手工业的出现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标志。俄国是从17世纪开始出现手工工场的,但是由于当时的数量还很少,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还不明显。从18世纪初开始,俄国的工场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逐步成为增强国家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重要基础。 但是,俄国的工场手工业与西欧先进国家的工场手工业有所不同,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广泛使用各种强制劳动。正因为如此,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在史学界一直存在     

论16—17世纪俄国向西伯利亚地区的扩张

自16世纪中叶起,由于地理及经济因素的驱动,沙皇俄国开始越过乌拉尔山脉,向东方扩张,至17世纪末基本征服了西伯利亚地区,奠定了现代俄国疆域的基础,对俄国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税制改革方案简析

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大都进行了不同形式的税制修订或改革。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后,税制改革之风更加盛行。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自民党税制调查会经过长时期的研究准备,于去年12月初提出了一个根本改革税制的方案。这个方案已经由日本自民党执委会通过批准,并于12月5日经日本政府内阁会议通过,提交国会审议。     

论16至17世纪中亚国家与俄国关系的实质

本文考察和分析16—17世纪中亚国家与俄国的关系及其历史背景,指出在这一时期,双方关系的实质是平等互利。这种关系得以维持是与双方的经济实力分不开的。中亚国家与俄国在16—17世纪的交往是中世纪中亚与东欧关系的继续。     

论近代俄罗斯国家政治制度的演变

俄国近代国家政治制度在 2 0世纪初发生了重大变化。在 1 90 5年革命的高潮中 ,沙皇被迫颁布立宪宣言 ,随后在立法、行政领域进行改革 ,最终以 1 90 6年《根本法》将国家制度的变革确定下来。本文拟在几个重要问题上提出与苏联时期史学家不同的观点 ,得出俄国通过上层建筑的变革 ,与近代德、日一样同属二元制君主立宪典型的结论     

论16-17世纪中亚三个汗国与俄国的关系

哈萨克、布哈拉和希瓦三个汗国在16～17世纪期间加强了与俄国的联系,除了继续以往的经济交往外,中亚与俄国开始了正式的使者互访.双方交涉的问题有释放在中亚的俄国奴隶、中亚居民假道俄国去麦加朝圣、双方侨民居住自由,以及俄国假道中亚通往印度等问题.除了最后一个问题得到解决外,在16～17世纪,其余三个问题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日本政府为何导入新型间接税

导入新型间接税是近两年日本社会争论的焦点,并且已经成为重要的政治问题。从大平内阁的“一般消费税”到中曾根内阁的“销售税”均受挫,自民党政府的税制改革拖延了近10年。继承中曾根路线的竹下内阁把税制改革作为自民党政府的重要课题,1988年6月14日自民党正式决定了“彻底改革税制大纲”,11月16日众议院在公明党和民社党表示反对,社会党和共产拒绝出席的情况下,占多数议席的自民党议员表决通过了税     

赋税制度与欧洲政治制度的演进

<正>本文涉及两个概念,一为欧洲税制:国王要征税,须与纳税人协商,征得纳税人同意。一是政治制度:这是一种蕴含分权制衡精神的制度类型,包括王权、议会等国家机构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等要素。税制之于政治制度是一个特殊的概念,赋税本身属于经济范畴,但在制度层面,便有了政治内涵,成为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不是将税制作为政治制度的外在或异体因素,而是作为其本身的固有因素,探讨税制制约或影响其他因素并推动政治制度的演进。这里实际上包括两     

俄国国家杜马与布尔什维克党对杜马的策略

国家杜马是俄国近代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当时,列宁曾就这个问题写了数百篇文章,阐明国家杜马的性质和无产阶级政党对杜马的策略。认其研究这个事件,总结无产阶级政党的议会斗争经验,是很有意义的。一二十世纪初俄国虽然也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但仍然是经济落后的国家。俄国面临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首先应该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和铲除沙皇制度赖以生存的地主土地占有制。但是,俄国资产阶级在沙皇政府的卵翼下成长,与地主和     

地理因素对俄国历史的影响

从古至今关于地理因素对国家历史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影响的争论从未停止,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诸多西方学者都是地理决定论捍卫者,俄国历史学家Л.米洛夫就是其忠实追随者。他认为,俄国恶劣自然条件直接导致俄国农业生产落后、农奴制和村社出现,阻碍私人土地所有制发展,最终造成俄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局面。米洛夫的观点具有较大片面性。虽然地理环境对俄国社会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地缘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因素。     

俄国史学中的“国家学派”

国家学派是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俄国众多史学流派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学派。本文主要论述了国家学派的形成与特点,国家学派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及其历史观念,以及俄国史学界在不同时期对它的总体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