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回归亚洲”的经济战略选择

从价值取向来说,日本有重实务、重实用、重功利的文化传统,其经济思想也多属实践的经济学。而其实用的功利主义又经常同其民族主义、“家”文化的集团意识相结合,因而战后其奉行的经济增长主义实际上是狭隘的日本一国繁荣至上主义。本文所论述的日本的地缘政治调整及其战略选择也鲜明地呈现出日本的上述思想文化特征。     

日本“回归亚洲“的经济战略选择

从价值取向来说,日本有重实务、重实用、重功利的文化传统,其经济思想也多属实践的经济学.而其实用的功利主义又经常同其民族主义、“家“文化的集团意识相结合,因而战后其奉行的经济增长主义实际上是狭隘的日本一国繁荣至上主义.本文所论述的日本的地缘政治调整及其战略选择也鲜明地呈现出日本的上述思想文化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无印良品设计理念的影响

无印良品的设计理念,既深深扎根于日本传统文化之土壤,也带有鲜明的中国古代文化之烙印.其商品"无品牌"之设计理念契合了道家"自然无为"的哲学思想,海报"无设计"之意境与禅宗"空寂"思想一脉相乘,"极简主义"生活美学与儒学"以人为本"思想息息相关.     

17—19世纪日本的皇权主义思想

近世日本朱子学和国学在继承了古代“记纪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神化皇权的理论,强调天皇为神的后裔,本应拥有“神圣至尊”的地位和权力。德川幕府末期,面临内忧外患的复杂局势,日本思想界祭起“皇权主义”大旗,深入论证并广泛传播天皇及皇权“神圣至尊”的思想,使天皇成为凝聚民心、发动“尊王攘夷”运动的精神领袖。与此同时,日本思想界还出现了“尊皇扩张”的政治主张。明治维新后,皇权主义思想继续演进并被推向极致,尽管其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日本近代化的障碍,但也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动力。     

尺八文化在日本的传承与发展

日本在吸收中华优秀文化的同时,也注重其与本土文化的结合。文章围绕作为音乐与佛教载体的中国尺八文化的内涵、唐尺八与日本本土文化从并存到消亡、宋尺八与日本本土文化的结合及其在日本的传承与发展,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日本吸收与发展中国文化的曲折过程,以及＂和魂汉才＂思想下融合外来文化的文明体系的发展历程。     

"满洲""新京"时期日语文学杂志钩沉

20世纪上半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地区逐步蚕食进攻,乃至占领全东北。此中伴随着日本殖民政权对东北地区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侵略而导致对文化的强力管制。大批日本移民的涌入,使数百种日语杂志应运而生,其中发刊的日语文学杂志,从某个侧面如实地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扩张时期,其文化统治政策和日本民众的殖民心理。     

汪伪政权与"大亚洲主义"

汪精卫与其追随集团为确保其自身在政治上的合理性,为建立其思想理论基础而极力利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并将之作为其宣扬“中日和平”的根据,汪伪政权为进行对民宣传而主导发行了《大亚洲主义》、《东亚联盟月刊》、《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及《大东亚月刊》等杂志,从分析这四种杂志内容的结果,我们可以知道汪精卫及其追随者们利用孙中山提出的大亚洲主义,作为使其“和平建国论”得以合理化的手段,并错误地将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与“大亚洲主义”等同起来,进而,连这种被歪曲的“大亚洲主义”也逐渐被日本侵略亚洲的理论,即所谓的“东亚联盟论”、“大东亚共荣圈论”所吸收,汪伪政权最终成为其代言人。     

石桥湛山小日本主义思想的形成

作为小日本主义主要倡导者之一的石桥湛山,其思想形成路径与原因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很值得学者们探讨。幼年时日莲宗的熏陶、中学及其成年后西方哲学的影响、军队生活的磨炼、《东洋经济新报》社的记者经历等,分别从各个不同层面对石桥湛山的性格、人生观、价值观、战争观和国家观等给予了深刻的影响,从而最终形成了与大日本主义相对立的小日本主义思想。     

稻盛经营的日本特色

民族文化是企业文化的背景。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具有明显的日本特色：讲求实用主义,提倡和魂洋才。这都是和日本人的民族心理相关联的。和魂洋才的思想虽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全球化时代也有妨碍经济文化交流的一面,不应该过分提倡。     

周恩来政治文化培育思想述论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从当时的社会实际出发,全面深刻地阐述了新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的实现途径,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培育思想: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为新中国政治文化建设奠定物质基础;抵制政治急进主义,为新中国政治文化建设提供政治保障;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为新中国政治文化建设奠定群众基础;借鉴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为新中国政治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