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卑未敢忘忧国——《蒙古游牧记》著述年代考

《蒙古游牧记》是清代学者张穆研究边疆史地的重要著述,也是清嘉、道之际西北史地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填补了蒙古地志的空白。这部在近代很有影响的著作,其确切撰述年代却经久未定。根据对张穆遗留于世的书信、文集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学者的相关文献之考订,可以确定《蒙古游牧记》的始撰之年为道光二十五年(1845)。《蒙古游牧记》之撰述年代的确定对研究张穆的学术思想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马大正致闭幕词

同志们:“中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就要闭幕了。我受大会领导小组委托讲几句话。这次讨论会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中国边疆史地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北京、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内蒙古、河南、四川、江苏、福建、浙江、云南、广西、新疆、陕西、甘肃17个省市自治区,包括汉、蒙古、满、回、朝鲜、柯尔克孜、白等7个民族成分的代表107人。其中有多年从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教学的老一辈专家、学者,也有中年专业骨干和年轻的新秀。提交会议的论文80篇(包括发给代表的刊物所载的21篇和仅送交一份文稿的4篇),内容包括古代边疆政策、古代边疆管辖、边疆民族与民族关系、边疆开发、边疆经济与文化,近代边界、边臣疆吏、研究概况和综述等十余个方面代表的广泛性,论题的多元性,充分说明中国边疆史地学工作者的队伍正在壮大,中国边     

兀兀穷年 壮志不已——记边疆研究者吴丰培教授

吴丰培先生,字玉年,江苏吴江县人,生于1909年,今已八十。对于我国边疆史地研究,可说是兀兀穷年,壮志不已。仅近十年来,出版了专著十五种,整理民族和史地古籍百余种,发表论文近五十篇,序跋近百,总计有二千万字,可称近年来产量较多的一位边疆研究者。先生在青年时代,对于中国通史、明史、清史和西藏、新疆、蒙古各民族史,以及目录学,皆有一定的爱好。他父吴燕绍先生从事于蒙古、西藏、新疆等区域史地研究,达四十余年,收集资料超过千万言,撰《西藏史大纲》,为国内著名的边疆研究的先驱。     

也谈《柏朗嘉宾蒙古行纪》所记高丽王子

1245年4月,柏朗嘉宾奉教皇旨令出使蒙古,于1247年返回欧洲。他的行纪中所记载的有关蒙古、中亚以及相关地区的资料至今仍是边疆史地研究的宝贵参考资料。在书中他提到了一位高丽王子,这位高丽王子究竟是谁,学者们各有看法。本文结合相关史料,考订其为高丽新安公王俭。     

贝格曼与中国西北考古

20世纪初是中国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兴盛期,大批探险家、学者深入中国西北地区进行地理、考古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充分利用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其三次西北腹地考察,对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有不少创新。他对西北历史、地理中的诸多问题,诸如中国史前史、额济纳地区汉代边防遗址、丝绸之路等方面的研究考证,为西北史地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明代蒙古史研究的上乘之作--《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评析

达力扎布教授《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已由内蒙古化出版社出版。这是近年来我国蒙古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新成果。它的问世,不仅将明代蒙古史的研究引向深入,而且通过此书也可以使我们结识这位优秀的学人。     

李文田与晚清西北史地学研究

中国近代史学有着强烈的"经世"色彩,西北史地研究的勃兴便是突出表现之一。晚清西北史地学后劲李文田(1834─1895),撰述有《元秘史注》、《双溪醉隐集笺》、《朔方备乘札记》等行世,一生著作颇丰,其首先注解《元朝秘史》更受到学林瞩目。李文田与当时史地学者过从甚密,其在西北史地学上的成就是晚清经世思潮和乾嘉朴学方法的融贯,是清代学术的逻辑发展。在西学东渐和学术转型的浪潮下,以李文田为代表的西北史地学也随分科治学而走向终结,同时亦为近代史学和地理学留下了丰厚遗产。     

近代历史研究与民族文化认同

<正>晚清以来,对边疆史地研究逐渐形成高涨之势。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直接缘于边疆危机的严重状况,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反映了时人的民族忧患意识,而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要求,也在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中得到体现。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姚莹的《康輏纪行》等边疆史地研究著述,均体现出要通过严谨的边疆史地研究以贯彻其经世之学的意图,使人们     

黑龙江冰雪文化礼赞(四十四)——马背上的英雄民族蒙古族

<正>(三)蒙古族的语言文字蒙古族通用语言为蒙古语。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在我国使用人口约300万人。在国外,主要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国蒙古语可划分为三个方言:内蒙古方言,包括内蒙古自治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地区蒙古族所使用的察哈尔、巴林、鄂尔多斯、额济纳阿拉善、科尔沁特等土语;巴尔虎布里亚特方言,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新巴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中国边疆史地学的兴起,与近代史上我国边界屡遭侵削直接相关。许多学者愤于国难,立志开拓了边疆史地的研究领域,因而这一学科从来就有着现实的意义。当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成果累累,但不能不承认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有待补苴发展。充分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应该是继续推进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特别是对于古代时期,与考古学的结合更为必要。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暨内蒙古长城地带考古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2004年8月26 日至 29 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暨内蒙古长城地带考古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市隆重举行。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王占、副主席盖山林到会祝贺,自治区副主席乌兰发来贺信,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高校文博院系、中国文物报社、文物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国家遥感考古联合实验室、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各省市和内蒙古自治区盟市旗县文物部门,以及香港、瑞士、法国、日本、俄罗斯、蒙古、韩国等有关领导、专家、学者 200 余人到会祝贺。会议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     

克夷门考

克夷门是西夏防御蒙古人的重要关卡,以往学者们大都认为它在贺兰山某处。作者通过研究和实地考察,提出克夷门在内蒙古乌海市乌达区附近,理由有三:克夷门本身的含义;蒙古人南下的通道;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指出了贺兰山说的局限性。     

前进中的回顾——写在学术专栏“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终刊之时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一部中国史,上下五千年,东西南北中,均有边疆史地研究的对象。为了推动我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西北史地》编辑部的鼎力相助下,从1987年9月始在《西北史地》上创办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专栏。以中国边疆史地作为研究主体而独辟学术专栏,在40年的大陆史坛上尚属首次。因而,颇得历史学界,特别是地方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研究同仁的关心与支持,使专栏成为发表边疆史地研究论文、沟通彼此信息的小小园地。     

清代科尔沁的垦荒

<正> 本文所说的科尔沁,系指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旧称昭乌达盟)和哲里木盟一带而言。由于地处内蒙古的东部,因而过去又有东蒙古之称。 元代这里是外戚宏吉刺氏的封地,明代是兀良哈三卫的牧     

破除学术禁区,首次中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召开

中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今天在北京大学开幕。建国39年第一次举行的这次学术会议,表明边疆史地问题将不再是一个学术禁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内容包括中国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史、中国历代边疆治理与开发政策等。受“左”的思想影响,过去这一研究领域一直被视为禁区,一些数百年前的档案史料被作为“机密”.查阅受到种种限制。在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大潮的拍击下,这一封冻数     

2005年元史研究综述

2005年是元史研究成果丰硕的一年,无论是著作还是论文数量,都远远超过往年。其中,出版的学者个人论文集有陈高华《陈高华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与《元史研究新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陈得芝《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王《西域南海史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中     

1998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论文索引

综论我国历史上的东南西北“洋”和“海”田玉首辑《地理文摘》1998年1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关系分析靖学青《延边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3期论中国古代领土观的形成张景贤《历史教学》1998年5期体屠、昆仑与《山海经》安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1期从吕凯旋属看汉武帝斥地拓疆王世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2期北来与辽并立时期的疆域格局林荣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3期清代边疆史研究刍议马大正《清史研究》1998年2期清朝边疆统一论成崇德《清史研究》89年2期清代边疆开发不平衡性：一个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的考察…     

开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几点思考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基于重大现实问题和科学发展需要的原则,确定了近期中国边疆史地科研选题的重点,提出开展三大研究系列的构想,即1、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史;2、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边疆地区关系;3、中国边疆研究史。这一构想在学术界同行中引起了反响:热忱建议者有之,积极著笔者有之。众人之灼见给我以启迪,现将开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几点思考草拟成文,以求方家指正。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的蒙古政策研究述评

<正>明代的蒙古政策是明朝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蒙古史研究的热点,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的蒙古政策研究,成果颇丰。薄音湖《我国蒙古史研究刍议》(《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和罗贤佑《20世纪中国蒙古史研究述略》(《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分别从历史、文学和文化等方面对中国蒙古史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和评述,其中包括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为了推动和深     

深切怀念敬爱的导师金啟孮先生

我与先生相识,是在农历庚申年春季。我的《塞北日记》之《庚申二月三日命笔》一篇日记中有如下记载：“庚申初始……又值春光明媚,万物复甦……导师林干,调至内大,余随之而徒。”农历庚申二月,即公历1980年3月。就在这一年的初春,我读研究生的指导老师林干先生,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调至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