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儒学的产生与古今文经的统一

中华儒学产生至今,将近三千年的历史,它深深地根植于世界东方土地之上,其影响之大,时间之久,积淀之深,是任何一个学派无可比拟的。在中国历史上研究儒学的学人、留传于世的著作浩如烟海,时至今日电子时代,国内外仍有不少学人关注着这门东方古老的文化。尤其近十多年来,研究儒学日趋活跃,已成为社会上的热门话题。研究的课题,不仅是儒学的产生形成及对古代社会的影响,而且也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对东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于是乎一股研究中华儒学的热潮便在全世界涌起。这股潮流来得之快、来势之过,已出乎人们…     

儒学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儒学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洪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不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世界文化领域中也逐步显示出它的勃勃生机。近年来,儒学在现代化社会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尤其对东西地区现代经济的崛起,起着积极的作用,继而有所...     

《东亚儒学史研究的新视野》

本书由黄俊杰先生13篇论文集结而成,讨论的问题相当集中:关于东亚儒学经典诠释传统的探讨,和对中国思维方式尤其是对"身体"思维的研究。细细读来,犹如前朝故臣谈事论心,温雅沉实,余味深长。余冠英视黄俊杰先生为海外"新儒学"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或许并非偶然。儒学传统之所以历经世变而能保持活力,不断创新,     

论刘大年的近代经学研究

刘大年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儒学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对象进行考察,探究其对现实有益的成分。他晚年将近代经学作为研究对象,在于认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态度;经学研究是思想文化史研究中不能绕过的重要课题;马克思主义的经学研究是我国学术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有待加强。《评近代经学》分析近代经学与政治斗争的联系,揭示了儒学为中国传统封建制度服务的实质,肯定了儒学中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的积极成分。     

人物·文献·制度——地域儒学研究路径及其传承机制

人物、文献、制度三个层面既是主流儒学史研究的基本路径,同时也是构成地域儒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地域儒学传承正是此三个层面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对某一地域历史上各个阶段儒学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只要三个层面其中之一存在,该地该历史时期的儒学传统就不会间断。通常认为的儒学高峰期,无非是国家制度完备、儒学文献丰富、儒学大家辈出的时期。而处于儒学低谷期时,往往文献凋落、人物不显、制度断层。此三层面决定着地域儒学传承脉络,也构成了地域儒学研究的三个维度。     

“论道稷下·当代田野研究的祛魅与多样化”论坛顺利举办

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民俗学研究发生了"田野转向"并渐成主流,相关研究方法也相应地成为不断反思的对象。以此为背景,张士闪教授在2019年初提出"有温度的田野"这一学术理念,主张"贴近大地做学问",业已举办五届学术工作坊,如"风与俗"(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礼俗传统与当代乡村振兴"(山东大学)、"同乡同业与共在共情"(南京农业大学)、"本土语汇的高度"(北京师范大学)等。新近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主办,     

一代儒生王莽的帝王之旅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思想流派之一,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虽然几经沉浮,但从诞生至今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为统治者重视,拿来惠民或愚民。然而放眼中国帝王史,却没有一位帝王由始至终全身心地将儒学奉为治国平天下的救世良方,儒学始终作为一种协调利益,缓和矛盾的手段为统治者操纵与摆布,甚至因帝王个人的偏好,儒学某些与时代背离的主张片面的恶性膨胀,弊端丛生,为后人诟病。     

儒学资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无疑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生成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但必须看到,无论是儒学资源,还是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环境,都相当复杂,甚至充满矛盾。就传统儒学而言,一方面,儒学的本土性、民族性文化特征及其所蕴含的“夷夏之辨”、“天下一家”等内     

刘大年《评近代经学》的学术价值

<正>在现代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者与所谓的西化派及文化保守主义者都对孔子、儒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不同程度、不同视域的关注。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刘大年先生亦不例外,他的晚年著作《评近代经学》,对近代经学进行了宏阔、深邃、缜密、独到及精辟的思考和论述,是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念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典范。但迄今为止,其近代经学研究在学界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对于儒学及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对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探讨以及当前对于中     

“第五届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暨农商社会/富民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的讨论是建立在"反思"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经济评价的基础上的。为深化相关认识,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于2001年、2002年,2004年5月和12月,先后承办了四届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的研讨会。历届研讨会对西方关于中国传统经济的最新研究理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标准、劳动生产率等西方学术概念等焦     

“西学东渐”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自成体系,博大而精深。在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王朝时代后,儒学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然而在儒学文化体系中,封建的纲常伦理却是其核心,这致使中国的思想文化死气沉沉,科技文化墨守成规,便也渐渐落伍于世界文化之林。但在近代饱受西方文化欺凌的同时,却也正同时承受"反哺之恩",使得中国的近现代文化呈现一种不一样的特色—这就是我们后来所接触的"西学东渐",并且随着西学东渐的影响,呈现着不同特色的新文化对旧的陈腐落伍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强大的冲击,这也就儒学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支配统治地位,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在"西学东渐"影响下的独有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     

叔孙通与汉初儒学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之学。但是,儒学并非是从创立之初就受到统治者的信赖而一举跻身庙堂的。汉朝是儒学“佩印绶带”的分水岭。汉以前,在一连串跻身庙堂的努力归于失败后,儒学开始自我反省。汉朝初年,儒学内部分化为齐学和鲁学,以崇尚权变为特征的齐学充分发挥“通变”思想,使儒学逐步适应了汉初政治形势的需要。叔孙通为人机警,善于认清形势,能适时地采取适当的行动,通过自己主观的努力以具体的事功让汉初统治者认识到儒学的价值,从而使儒学开始正式的登堂入室。叔孙通是汉初儒学的第一人。     

略论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知识结构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理论渊源既有儒学基础,亦有西学渊源,其中尤以西学为核心,且无论儒学还是西学,都受到其老师康有为的深刻影响.然而,梁启超将传统儒学及西方近代政治和法律思想只是作为理论渊源和参考,都左右不了其宪政思想的独立性.儒学作为理论基础,可使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更贴合中国实际;而西学作为理论渊源,可使梁启超接受西方先进宪政理论的指导.梁启超宪政理论研究上的实事求是精神,独立自主而又博采众家之长的气魄,应当是学界特别是法学界坚持和学习的     

历史社会学视域中经典概念及其研究范式之反思——以“差序格局”为中心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提出的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经典概念。有研究者将差序格局置于先秦至晚清民国丧服制度这一礼治传统之中,提出向内与向外的双向度批评。实则,费孝通所论家内的"自我主义"有田野调查根据,也与秦汉律令规定相符。恰恰应该反思以丧服制度诠释差序格局的可行性。丧服制度仅仅在战国秦汉魏晋南朝时期作为现实的叙族方式,且其历史实践与儒学"亲亲仁民爱物"的理想相违背。昭穆制度在汉代以来以儒学重构家国天下的历程中复兴,并取代丧服制度成为现实的叙族方式。基于社会学理论而脱离原创语境和历史语境对经典概念内涵的扩大,无益于社会学中国化的话语体系建构。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全盘接受书面的经典性知识,而忽视具体的历史实践过程和运作逻辑。对历史文本和历史实践,尤其是不同层次历史实践的精准区分和辨析,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并建构对于历史真实的社会学认知。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四十年

新中国成立四十年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经过了一个艰难而辉煌的发展历程。它是在批判传统史学、不断反思自身和吸收国外史学的过程中,逐步前进的。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自其诞生之日始,就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结下不解之缘。本世纪20年代末,认清过往来程,为的是决定未来去向,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也是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一场人民战争,又决定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必须围绕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     

和谐语境下对中国儒学复兴的反思与展望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需要回过头来到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儒学中寻求精神动力、寻找思想根源。但是,要解救中国文化的当今问题,仅靠儒学是乏力的。儒学必须接受和经历现代生活的冲刷淘洗,服从现代社会文化生态原则的约束。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谈其创造性的转换,以及儒学作为与现代异质的文化形态对现代社会所可能有的超越性的批判功能和启示意义。     

王阳明的“致良知”及其积极意义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而作为儒学发展高峰的王阳明心学,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的理想人格学说,其中包含着不少合理的成份。在现今市场经济发展时期,人们的传统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受     

传教士 儒学 儒学教育

传教士　儒学　儒学教育胡卫清作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中介的西方传教士,其活动近年逐渐受到史学界的重视,但研究多偏重于西学传播。实际上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经传教士之手东渐的西学固然影响了中国人,而中国的儒学也同样深刻地触动了传教士。传教士对...     

戊戌维新与传统儒学

儒学对中国政治起过深远影响,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显著地位。 中国近代史上的先进人物,为使中国人民从封建思想传统中解放出来,为接受近代科学文化创造条件,都曾对儒学进行过程度不同的总结。     

理学经典《近思录》在欧美的传播与影响

<正>《近思录》是中国理学史上第一部理学理念编辑录,由朱熹与吕祖谦合编,采周敦颐、程颐、程颢以及张载四位儒学名家之语集结成册,全书共十四卷,每卷以理学史上的核心概念为卷名,构建起一个理学修身系统。该书通过对核心概念的诠释,展示了编者对理学、治国理念、政治制度、为官处世、修养功夫、教书育人的认识,以及对中国历史上重要人物和佛道两家的评价。《近思录》延续了一以贯之的中国哲学传统,集理学之大成,开启了后世儒学研究的新范式,是一部承前启后的儒学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