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镜内北朝摩崖刻经所见书写者的署名方式——兼为“僧安道壹”的籍贯补一证据

1995年山东省东平县洪顶山发现北朝摩崖刻经以及多种佛号、题记、署名,为北朝刻经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其中,“僧安道壹”的题记、署名合有五种之多,可以断定,这位僧人是洪顶山刻经“工程”的重要人物。这一署名与铁山刻经书写者所署“东岭僧安道壹署经”、尖山刻经所署“大沙门僧安道壹”为同一人,而且洪顶山刻经的笔体与铁山、尖山刻经一致,     

关于山东北朝摩崖刻经书丹人“僧安道壹”的两个问题

近年在山东平阴二洪顶、云翠山、翠屏山发现的北朝摩崖刻经,与久负盛名的邹城(原邹县)四山(尖山、铁山、冈山、葛山)摩崖刻经基本上出自同一个书丹人“僧安道壹”之手。由于这些刻经在书法史和佛教史上所具有的意义,“僧安道壹”其人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研究兴趣。但这个人物在史传中缺乏记载,所有资料都来自刻经的题记。而到目前为止,对这些题记的理解还很不充分,不仅对地名“东岭”的定位存在着较大出入,就连对“僧安道壹”的名字也都存在着误读。特此,笔者提出     

泰山经石峪大字金刚经历史研究及保护方法初探

泰山经石峪大字金刚经因无落款、未署经主、未标注书写人、历史久远等原因,使刻经年代、书经人、字数等成千古之谜。通过对历史资料研究及现场勘验,推断刻经年代为北齐武平年间,书经人为僧安道一。因自然、历史久远等原因,大字石刻存在着片状剥落、自然风化以及雨水侵蚀等病害,本研究汇总专家意见,借鉴国内外石刻文物保护方法,结合实际工作经验,提出保护设想。     

黄河流域以东早期石窟形制自然因素研究

本文探讨丝绸之路上佛教石窟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本土化或中国化问题,认为进入黄河流域后,在佛教石窟的本土化进程中,洞窟形制的中国化或中原化是其重要的开端,主要表现在洞窟形制自然因素的着重采用和佛殿窟的着重采用上。本文对中原北方地区的炳灵寺、麦积山、云冈、龙门四大石窟早期洞窟形制的自然因素作了探讨。     

有关安阳两处石窟的几个问题及补充

《文物》1988年第4期,由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和有关专家撰文,对河南安阳灵泉寺石窟和小南海石窟作了具体的报道研究。这两处石窟涉及中国佛教史上著名高僧僧稠、道凭、灵裕等的事迹,并多有明确纪年,是我国佛教石窟的重要遗存,尤其对北齐和隋代佛教艺术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唐宋时期鄞州与日本的佛教交往

佛教文化的传播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介绍了唐代鄮县(今鄞州)成为中日两国交往的海上门户的历史背景及明州港成为日僧出入中国的海路主要门户的情况,对唐宋时期鄞州与日本的佛教交往、与日本佛教的殊胜因缘等作了探讨。     

浅析吐蕃时期藏区僧人产生的政治与文化背景

佛教自公元7世纪传人吐蕃,便开始了与当地社会文化漫长的融合过程,即佛教的本土化过程。佛教作为一种文化传人,有着其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背景,而藏族本土僧人群体的产生对佛教在藏区的传播以及藏传佛教的诞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从政治和文化两个角度分析藏区本土僧人产生的背景,说明藏区僧人的出现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交织的必然结果。     

新郑小乔乡刘氏家族造像与北齐民间佛教信仰

1964年7月在河南新郑市小乔乡同时出土了《刘子瑞造像碑》《刘绍安造像碑》《刘绍安造菩萨像》《刘陆虎造像》等四件北齐石造像。作者近年对其进行考察研究的同时,发现这是一组家族式造像,从中反映出北齐时期河南民间佛教信仰的概貌。本文将从造像内容、造像形式和造像记探讨其时盛行的民间造像之风,以及佛教在乡村社会所发挥的功能。     

十六国至北魏时期的邺城佛教史迹

邺城地处晋冀鲁豫四省交界,东汉以后,成为河北地区(泛指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的中原北方东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和北齐六朝国都,也是十六国以来中原北方地区佛教传播、发展的初始地之一。通过梳理早期佛教史料,结合近年来邺城考古的新发现,本文对十六国至北魏时期邺下佛教史迹文物进行钩沉索隐,分析了邺城地区佛教初传阶段的师承脉络和造像传统。     

中国佛教天台宗概说

佛教东渐,经数百年之传播,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其第一个宗派,即是中国佛教天台宗.它渊源于北齐、南陈,创立于隋代,鼎盛于唐朝,随着宋明理学之崛起,天台宗虽屡次中兴,但已“教宗天台,行归净土”,与其他佛教宗派一样,渐趋“三教合一”.笔者试对天台宗的形成、发展与影响三方面作一论述.     

试论北齐时期石窟艺术特征

北齐时期的石窟造像内容主要反映了佛教思想和佛教文化,是北齐时期佛教文化的代表,分地点有山西太原天龙山、河北南北响堂山和分散在山东中部的几个规模较小的石窟。     

吉祥“三宝”棕胸佛法僧、蓝胸佛法僧、三宝鸟

佛法僧目(Coraciiformes)是佛法僧科(Coraciidae)约12种东半球鸟类的统称,成员体型大小不一,生活方式多种多样,多数种类以昆虫和小动物为食,有些种类食鱼,还有些种类食果实.在中国我拍摄到了3种——蓝胸佛法僧、棕胸佛法僧和三宝鸟. 佛法僧,即佛教三宝.三宝是佛教的教法和证法的核心.简单地说,三宝指佛宝、法宝、僧宝.那么,主要以食肉为主的这3种鸟,为何得了一个这么重量级的佛教名称.     

“张得其肉”的北齐造像——天龙山北齐石窟艺术略考

<正>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西南约40公里处,东西两峰共有21座石窟[1],石窟始凿于北魏末至东魏时期,经历北齐、隋代,唐代发展至极盛,五代宋元以后鲜有耳闻,其后明代又有所复兴。东魏北齐是天龙山石窟艺术的第一个辉煌时期。北齐是中国佛教造像史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由于中外海上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不断传来的印度佛教艺术的各种风格流派又使北齐造像呈现出迥异于以往的新风尚。在雕塑技巧上"其手法由程序化的线形渐入于立体的物体表形     

论唐代的内供奉僧

内供奉僧滥觞于唐玄宗设置翰林院,从此始有僧人入内谓之翰林待诏,供奉朝廷。在唐代,把侍从皇帝左右的高僧大德习惯上称为"内供奉僧",似与把侍从皇帝左右的近臣称作"内供奉官"如出一辙。内供奉僧是佛教与唐朝政治结缘的产物,深刻反映了唐代皇权政治对佛教的某种需要。唐代内供奉僧出入禁省,或亲承顾问,或讲经化导,或斋戒诵经,或论难儒、道。他们还长期积极活动于宫禁之外,临坛度人,传扬经典,弘扬佛法。内供奉僧借助其特殊身份,为佛教在唐代的繁荣发展赢得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并为佛教在唐代的发扬光大做出了积极贡献。内供奉僧还在唐代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唐代政治领域到处留下了内供奉僧的身影。     

明代佛教"分寺清宗"政策变迁与瑜伽教僧地位嬗变探究

洪武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将全国佛寺按性质划分为禅、讲、教三类,并对教僧颇为重视。而明中叶以后,教内外各种因素的滋长蔓延,使得禅、讲、教三宗分立的局面日渐趋于模糊,以教僧为代表的经忏佛教,日渐成为明清佛教的主流与特色。禅、讲、教的宗际模糊与教僧身份地位的嬗变浮沉,也是佛教世俗化倾向加剧的一大表征。     

略谈西藏早期八大圣迹佛传唐卡

正佛传是佛教艺术中的重要表现题材,主要表现释迦牟尼佛一生的重要事迹。历史上,表现佛传题材的艺术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绘画,另一种是雕塑,一般以绘画形式居多。据文献记载和现存遗迹遗物来看,佛传艺术最早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左右的古印度,而后不断地传播于南亚次大陆及东亚广大地区。在广大的时空范围内,由于经典记载的不同,受容地文化的影响,佛传艺术的表现略有差别,或内容多少不一,或表现形式不同,或地域风格各异,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艺术面貌。因此可以说佛传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是佛教传播历史的一个缩影。在各式各样的佛传艺术中,     

试述佛教僧侣在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在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佛教僧侣的往来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两国僧侶不仅在佛教领域里互相学习和借鉴,而且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以及日常生活领域里都发挥了传播者的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僧侣所以能够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发挥这种特殊作用,是和当时中日两国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     

东魏北齐时代的并邺道

中古时期,沟通晋阳与邺城的并邺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许多军事、政治事件曾在此发生.东魏北齐时,高氏执政者频繁往来于两都之间,并邺道成为维系霸府政治的交通命脉.由于北朝后期佛教造像活动的盛行及高氏皇族对佛教的推崇,大量石窟寺、摩崖造像选址于此道附近,因此并邺道也是华北地区重要的佛教文化传播带.通过史料的串联,结合地理信息...     

佛教与景教在华早期传教策略的比较研究

佛教在华初期传教策略是依靠神仙道术在民间和宫廷中同时传播,利用译经和玄学兴起之机,扩大在知识分子中的联系和影响,此为佛教成功立足中国的基础。与佛教所采取的策略不同,初入中土的景教僧积极寻求与官方的直接来往,将活动的重点放到宫廷中,较少在民间和知识分子中发展势力。他们为欲邀宠,或造奇器异巧进呈皇上,或参与政务,做了许多与传道无太大关系的事。过多依附上层,致使景教在华传播最终归于失败。     

北齐佛教造像“青州样式”源流初探

青州地区自古就处于南北方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中转站的位置,在南北朝末期更是处于政权交界之地,同时也是对外海路交通的一个重要关口,再加之北齐统治者的政治文化倾向,使得青州地区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呈现出与北方其他地区既有联系又迥然不同的风格。青州样式作为北齐佛教造像的突出代表,上承魏晋遗风,下为隋唐佛教造像的基本形态奠定了基础,在中国佛教造像史上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过渡地位。而其风格形成的缘由错综复杂,需要仔细理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