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囚笼中的国际关系学

最近几十年来,国际关系学科经历了机构的急剧增长和前所未有的知识拓展。然而,与地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比较文学这些邻近的学科不同,它仍然没有生成能够影响整个人文科学的"大思想"。为何会出现这一情形?对此有何应对之策?本文分三个方面予以阐释:首先,回溯了国际关系学作为政治学分支的持久性界定问题;其次,指出应依据自身学科相互关联的问题群——即(社会)多样性的重要性来重新确定国际关系学的基础;最后表明重新确定国际关系学基础如何开启了它的跨学科潜力。具体而言,"不平衡与综合发展"提供了国际关系学的"大思想"可以传播到其他学科的一个范例,因为通过把多样性的意义付诸实践,它揭示了"国际"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世界的因果意义和构成意义。     

“文明”标准与英国学派的典型历史叙事

正在后冷战时代,作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流派———英国学派,重新获得国际关系学和世界史两大学科的青睐。"两个核心要素界定了英国学派的特殊性:它的三个重要概念及其理论上的多元主义方法。这三个重要概念是: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和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4))何谓英国学派是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巴里·布赞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似乎较为明智:"在保持标签‘学派’的同时,为了避免关于来龙去脉的众多争议,我将其视为     

帝国、后帝国空间与国际秩序的重建

<正>在20世纪之前的数千年间,国际关系的演化主要体现在几十个帝国的兴衰。基辛格所推崇的"构成世界秩序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国家要么是帝国的继承者,要么是帝国裂变而来。国际关系学一直处于贾斯汀·罗森伯格所说的"政治学囚笼"之中,根源在于国际关系学是建立在主权国家这样的"类似单位"基础之上,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失去了紧密的联系。城邦、帝国和主权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普遍性     

肯尼思·沃尔兹与列夫·托洛茨基——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视角下的无政府状态

由于沃尔兹错误地将地缘政治过程与社会、经济过程割裂开来,他的新现实主义理论饱受诟病。然而,沃尔兹的批评者们也未能指出:社会现象和地缘政治现象如何能在一种统一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中得到解释。诚如沃尔兹所言,这样的理论必须通过以下三个检验:它必须确定一个具体的国际关系现象领域的界限,必须辨识出这一领域中的结构化影响(并因此能够理论化)以及必须提供"一种敏锐的直觉"以揭示那些解释这些影响的因果关系。"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UCD)能够通过上述三种检验。"国际"可以界定为由各种社会互动的多样性所产生的现象。我们运用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能够识别社会多样性所产生的各种国际性的结构影响。通过思考人们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争论,我们来探究由"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所确定的因果机制如何被用来建构一种统一的社会学和地缘政治学的阐释。     

国际关系研究“历史路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正>1919年,为了防止一战这种人类自相残杀的悲剧重演而开启的国际关系学,今年迎来了她的百岁诞辰,而有关国际关系理论前景的争论也来到了一个转折点。尽管国际关系学依然是大学中的一个热门专业,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她能在日趋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指点迷津,但这个被形容为"美国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先是沉湎于理论的构建和范式的争论,接着又在范式的争论之后消沉下来。有学者甚至围绕"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当然,也有西方学者早就指出西     

“国际关系思想史”笔谈

正【编者按】国际关系思想史是国际关系学科一个十分年轻的分支。自1919年国际关系学科创立以来,一代代学人坚持不懈地探索何为国际关系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或范式,以描述、解释和预测国际关系;前者是思想史探究,后者为理论创建。国际关系学科仅历百年,但国际关系思想史探究却渊源更加久远。马基雅维利问道李维,霍布斯追溯修昔底德,格劳秀斯诉诸自然法传统,当代学人则孜孜以求地追溯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格劳秀斯、卢梭、康     

从欧洲国际体系到全球性国际体系——基于历史和理论的双重视野

<正>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历史离不开理论的指导,理论的总结和升华有助于历史学家从庞杂的历史现象中提炼出深层的机理;另一方面,历史理解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国际关系的历史论述、思考和解释对理论研究有着重要意义。罗伯特·杰克逊和乔格·索伦森强调,"历史不但是研究国际关系的起点,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必不可少的指南和矫正"。1赫德利·布尔指出,"历史研究是理论研究自身的主要伴侣"。2作为连接两者的引桥,国际关系史的编纂需要历史     

国际关系思想史学科的创生和成长

正国际关系思想史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分支学科,隶属于国际关系学。自1919年在英国威尔士大学(今亚伯大学)诞生以来,国际关系学科走过第一个百年历程。对于国际关系思想史来说,这一百年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孕育期、创生期和成长期。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国际关系学兼具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双重属性,导致人们对国际关系思想史归属产生疑问。学术界大致有两种看法:一是将这     

“理解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笔谈——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一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实践是理论的重要来源和检验途径,而历史实践和历史认识本身也需要理论的指导,国际关系领域自不例外。国际关系研究之传统一人文主义与行为一实证主义两大研究途径完全可以相互借鉴、互为补充。当前国内学界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如何实现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国际理论研究的“中国化”或日“本土化”。或许,将历史学的长处、包括中国源远流长的史学优良传统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先进思想方法和研究手段结合起来,是值得尝试的途径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拓展

作为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无论是宏观体系阐释,还是微观个案研究,无论是国际关系史的理论探索,还是档案材料的发掘和解读,对比改革开放之前,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和提升。对于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的发展和进步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具体体现在研究机构的设立、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学术交流的加深等方面。     

国际关系局部理论与当代史案例研究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     

欧洲一体化的历史与观念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     

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     

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     

思想史视野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     

英国学派与世界历史研究

在英国学派研究方法中,历史占有重要地位,英国学派依托世界历史在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英国学派也成为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桥梁。根据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国际社会",提出了"首要制度"的概念,这个概念是英国学派对界定国际社会和阐释世界历史变迁标准的一个特殊贡献。首要制度是国际社会的深刻的、不断演化而来的社会结构,包括主权、外交、民族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国际法等。次要制度与之不同,它是被国际关系学的自由主义(制度主义)者所研究的一种建构的、工具性的制度和国际组织。在定义首要制度及其如何产生、发展和消亡后,人们就可以进而关注由它们衍生出来的几种不同类型的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英国学派以首要制度的变迁为基准,对现代国际社会进行一个简明的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叙述。最后,反思了全球国际社会的理念和更趋于核心—边缘的现实结构之间的张力,在这种核心—边缘结构中,西方核心和其他各种区域性的国际社会共享各种制度和存有各种分歧。     

边疆人的边疆话语——《〈新青海〉校勘影印全本》的“边疆学”价值

《新青海》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报刊文化现象诞生在近代中华民族危机和开发西北及边疆学兴起的历史大背景下,是20世纪30年代在南京求学与工作的青海籍知识分子成立的新青海社所创办的月刊,是边疆地区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反映。它作为历史文本有着重要的社会与学科价值,既是重要的边疆民族志,又是具有独特价值的重要历史文献,而且作为西部边疆人的现代报刊在近代构建中华民族认同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它作为"边疆学"的边疆人的本土话语对我们今天构建新时代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有着可以攻玉的学科价值。     

“英国马克思主义暨历史社会学论坛”简介

<正>本论坛的目的旨在向中国读者介绍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社会学领域对国际关系学的思考。当然英国的历史社会学并非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分支。这种思路很有可能为中国提供建立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国际关系及历史社会学的联系。在英国学界,比较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是已被许多中国人所熟悉的贾斯廷·罗森伯格的名著《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     

民俗学的笛卡尔沉思——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申论

本文肯定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对于民俗学从文化形式研究的取向转向生活整体研究的取向,以及对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转型所做出的奠基性理论贡献;并从学科基本问题意识、"从抽象(文化)上升到具体(生活)"的经验-实证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等方面,具体论述了《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通过对民俗生活的经验直观以重新发现"个体主体性"的工作为民俗学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科所阐明的学术方向。本文认为,尽管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在重新发现了"个体主体性"的同时却无法思想人的自由存在的生活意义,但通过引进胡塞尔"生活世界"的概念,《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为民俗学将自身开启为为人的自由进行存在论辩护进而"拯救生活世界"、"保卫日常生活"、"建构公民社会"的人文学术赢得了理论可能性。     

搭建跨学科研究的国际平台--"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方法论探索与学科构建"高级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吉林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和历史系联合举办的“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 :方法论探索与学科构建”高级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2 0 0 3年 9月 1 7日— 1 8日在吉林大学召开 ,六十余位国内外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围绕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互动关系、方法论探索和学科构建展开的。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家、英国科学院院士、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巴里·布赞教授在会上作了《历史学在国际关系学研究中的作用》的主题演讲 ,内容涉及以下四个方面 :一、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模式。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模式主要是威斯特伐利亚模式 ,权力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