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法律教育刍议

戊戌变法时期,在中央未能做出改变的同时,地方上的部分学堂已经尝试将法律引入课程之中。地方政府通过派人去日本考察以及大胆的实践,在促进法律教育兴起上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中央政府通过借鉴日本学制与吸收地方政府办理法律教育的经验制定了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但是为了能够控制局势,中央限制了法律教育的普及。清末修律、预备立宪使得地方需要大量的法律人才,这才迫使中央政府不断调整癸卯学制中对于法律教育的限制。而正是在这个调整过程中,法律教育的兴起才真正得到实现。纵观整个过程,地方政府更具活力,不断推动中央政府实施变革。     

晚清时期教育博物馆的开设

教育博物馆在中国博物馆早期实践中占有数量上的明显优势。清末新政后,教育博物馆经由罗振玉等游历日本的士人宣传介绍,引起清政府要员和教育界的重视,并被写入"癸卯学制"相关章程,得到国家制度层面的提倡和推广。湖南、广东、天津等地率先创设了中国第一批教育博物馆,完成了教育博物馆从理念传入到实际开设的全过程。     

清末直隶煤炭业变迁中的政策问题

近代直隶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府矿业政策的过程中,既执行中央政策,又加强自己的控制权,因而导致直隶现代煤炭企业发展不快,土法煤矿大量存在。清中央政府鼓励兴办现代矿业的政策成效大减。     

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若干问题研究

根据现阶段我国的国情,迫切需要进一步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依法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责权限,构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合理分权体制。本文重点从分权的原则,分权的模式改革目标以及对现有的分权体制的法制化改革等若干问题提出了一些立法建议。     

论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

教育改革是清末新政中的重要内容。通过这次改革,统治中国达千年之久的科举制被废除,新式学堂得以迅猛发展;制定了新的学制;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中国文化遗产中央直接管理的可行性分析

根据文化遗产的价值和类型,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是世界各国遗产管理制度的基本取向。由于不同的历史原因和制度条件,各国中央政府对文化遗产管理的程度、范围不同。在这些制度条件中,地方政府是否对土地拥有直接控制权、地方财政的支出比例、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等因素,决定了文化遗产中央直接管理的程度,也构成了中国文化遗产实行中央直接管理的最主要约束条件。     

清末民初湖北官钱局向日本订印钞票述论

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之后,设立湖北官钱局并发行官票,以推动货币改革。但由于国内印刷技术落后,伪造官票情况严重,张之洞遂向日本印刷局请求印刷钞票,首次订印成功后又多次续订,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辛亥之后湖北地方财政拮据,官钱局大量发行官票导致通货膨胀。吴佩孚主政湖北时再次向日商订印钞票,但其计划曝光之后,遭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民众的强烈反对,日本政府为了缓和中日关系,限制吴佩孚发展,也要求中止印刷契约,最后湖北政府不得不取消钞票印刷契约。钞票印刷事件的日趋政治化,反映出了不同历史环境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民众,中国与日本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     

大都市区跨界地区空间演化及动力机制研究

本文结合中央—地方政府管治特征,以临沪地区为实证案例,提出大都市区跨界地区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协调治理下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现阶段发展目标和治理主体均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在区县级地方政府和省市级地方政府以提升地区竞争力为目标的企业型治理下,跨界地区逐渐兴起并实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中央政府运动型治理下,跨界地区进入以协调区域功能为主的发展阶段。随着跨界发展不断深入,跨界地区空间结构由散点式分布转为以开发区为核心的产城融合空间,最终转型为融入中心城市网络的重要节点。研究总结了大都市区跨界地区各阶段发展的时空格局,提出跨界地区发展的治理逻辑及其动力机制,对区域协同治理提供了经验借鉴。     

新中国成立初期浙江省嘉兴地区乡村小学教育探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嘉兴地区的乡村小学教育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有了较快的发展,呈现出社会主义的新特征。但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急于求成,不少小学亦出现了流生严重、校群关系紧张等不良现象。同时,因为中央政府注重将乡村小学教育和农村社会环境相结合,使得中央和地方政府能够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这表明国家在乡村小学教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必须充分意识到政策在实践中的有效性,才能更好地进行国家建设。     

“癸卯学制”与“壬寅学制”比较研究

在清末新政教育改革中,为培养新式的人才,清政府先后让张之洞和张百熙制定出了两个学制,即"癸卯学制"(《奏定学堂章程》)和"壬寅学制"(《钦定学堂章程》)。两者制定的时间相差很短,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制定出两个不同的学制,是值得深思的,学界对于这两个学制的研究比较少,但是两个学制在当时产生的影响较大。通过对两个学制之间文本中内容的对比,可以知道两个学制之间的优略。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冀省“废苛减附”治理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在表象上归于统一,但地方主义势力彰显。聚敛钱财、搜刮民脂成为地方实力派对抗中央的主要手段,这既造成农民捐税负担过重、农村经济疲敝,又严重侵蚀了中央政府权威。国民政府为防止中央政权稳定性缺失,从削弱地方财权入手对各省进行整合控制,并于1934年发起全国性的"废苛减附"治理运动。河北省的实践结果表明,在这场运动中地方政府为保存实力纷纷抗争于中央,而中央唯一考虑的是收权并控制地方,中央与地方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无不显现出国家政权的"碎割"和中央权势的弱化。     

近代地方铁路发展的制度基础与约束机制——以《公营铁道条例》为中心

清末民初以来,地方政府一直有自筑铁路的诉求与实践。但是,近代铁路因其特殊发展历程及其固有的技术特性,相较于公路、水运,在行政管理上所面临的冲突会更加醒目。回溯民国时期产业行政管理制度的变迁历程可以看出,铁路管理权逐步中央化、统一化,中央政府对其他类型交通企业掌控却相对宽松,允许地方分权体制。南京国民政府1935年颁布规范地方修筑和管理铁路的《公营铁道条例》,为地方政府修筑管理铁路提供了法理基础,但只是作为制度上应对之策,地方并没有因此获得铁路建设的独立控制权。地方权力的弱化,导致地方的铁路权力只能通过中央与地方合作筑路的新模式得以体现,地方在这一体制中显然处于配角的地位。     

中日两国围绕明治天皇去世开展的"葬礼外交"探析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尽快争取外国列强的承认成为了民国政府外交工作的优先课题,日本则在该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同年7月,日本明治天皇病逝,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纷纷向日本驻华外交机构致以哀悼,同时中央政府还希望派遣正式代表赴日吊唁,意图借助于"葬礼外交"的舞台扩大中华民国的外交影响.由于日本当时还未承认民国政府,日本政府以非正式的方式向民国政府转达相关信息,并劝阻民国政府派遣代表赴日的计划.另一方面,日本还通过在华的报纸媒体发表文章,安抚中国官民的不满情绪.中日两国围绕明治天皇去世所展现的"迎"与"拒",反映了外交手段与外交实践的分离,以及民国政府寻求列国承认与日本政府意图扩大在华利益之间的对立.     

安奉铁路交涉研究：以清末地方外交为视角

安奉铁路是日本在东北自筑的第一条铁路。它并非源于某个特定条约,而是在既成事实基础上,通过外交交涉获得的一项在华权益。在交涉过程中,徐世昌、锡良等东北地方大员成为对外交涉的主体,受地方性外交体制的影响,既表现出独立性,又受制于中央政府。他们在争取国家主权、维护地方利益的同时,也显现出对外交涉策略上的急进。安奉铁路交涉的结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与地方在事关铁路的外交事务上的矛盾,这源于对外交涉体制的缺陷与权力结构的无序。     

20世纪20年代奉天省新学制改革述论

学制是国家规范教育行为、调整教育关系的基本制度,也是教育早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20世纪20年代奉天省学制改革注重各层次人才的培养以适应社会和个人需要,实行政府、教育厅、教育专家与普通教育工作者互相讨论的模式,为当今学制制订与推行提供了有益借鉴。奉天省新学制制定与实施标志着东北地区近代以来的学制体系建设基本完成。     

日本、台湾的“社区营造”对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非遗保护的启示

1960年代开始,面对城市化过程中地方社会没落的境遇,日本与台湾地区开始了至今仍在持续的社区营造。社区营造基于地域社会的现有资源,由不同社会力量参与,合作方式多样,旨在通过改善居住环境,持续不断地促使地方社会生发内在的自生力量,走出日渐凋敝破败的困境,进而提高当地人的生活品质。这一经验对于中国大陆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非遗保护的启示在于: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充分激发地方民众的创造性;充分发掘地方的历史文化资源,充分尊重地方现有的自然环境,在尊重自然肌理与历史文脉的基础上,建设能够维系居民认同、具有历史感的社区。非遗传承的文化生态需要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植根于地方社会自身的内生活力,如此才能够在现代社会不断地自我调整、自我修复、良性发展,非遗才具有可持续生存的内在活力。     

清代中央政府赈济台湾的政策与实践研究——以《中央政府赈济台湾文献·清代卷》为中心

清代中央政府对台湾的赈济,是在中央统一的赈济制度框架下,由中央政府主导统管、地方官吏组织实施,遵循清朝律例规定的赈济程序,采取与内地相仿的赈济措施,以国库存银、饷银、关税、地方存留等官银为主要经费来源,体现了清代中央政府对台湾既一体赈济、又加意抚恤的赈济政策,说明清代中央政府对台湾的有效管辖与治理,彰显了台湾与大陆密不可分的法缘相循关系,以无可辩驳的史实论证了清代台湾与大陆统一于一个中央政府的历史事实。     

一部学术品位较高的佳作——《整合与互动：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一书评介

张连红博士所著《整合与互动：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一书,已于1999年11月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考察和全面论述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著作。全书除前言、结语外,共分七章,其中第一、二章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的收支结构,并从制度层面探讨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制约;     

咸同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演变

咸同时期在地方督抚专权的过程中,清朝中央集权财政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中央财权旁落、地方财权膨胀,以致最终形成中央与地方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这一新的财政管理体制的演变,一方面为清朝中央政府找到了新的财源(如厘金、关税等),使其在农民大革命的洪流中免于覆灭,另一方面又激化了其内部矛盾,尤其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矛盾,严重地削弱了自身的统治基础。     

政府空间治理与地方产业发展响应——以重庆市电子信息产业为例

政府空间治理对地方发展具有深刻影响。西方学界在解释国家治理时有三个重要学说:非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福柯学说,但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的政府治理结构。中国治理结构包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等多个层次,各层次的行为能力和权力空间有所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通过调节财税杠杆、土地、劳动力等要素进行地方治理模式创新。同时,地方政府积极争取成为由中央政府批准的特殊经济区,对本地制度环境进行改革和创新,以促进地方产业发展。本文以重庆市为例,结合6次深入调研,探讨政府如何通过财税、土地等多项改革,提升空间治理能力,创造差异化治理环境,以带动地方产业发展的积极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