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人与园林

中国古代文人由于其社会地位和处境,以及受到山水诗、画和儒、道、佛等思想的影响,在营造园林上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从文人参与建园程度及园林类型方面,进一步说明文人在中国古典园林上的深层作用。     

理学的"格物"精神与宋代绘画的写实风格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艺术精神中的写实风格似乎不太关注,写实性绘画艺术在中国艺术发展进程中一直得不到充分的发育,只是作为宫廷艺术中追求高度写实的帝王、功臣图等的需要而缓慢发展。然而到了宋代,绘画艺术却一反中国绘画“写意”的传统,以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形成重写生、尚写实     

禅宗对中国古代文人画的影响

文人画即士人画,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的绘画,以区别于民间和宫廷画院的绘画。北宋前及宋初官僚和文人参与绘画活动的也不乏其人,但其画风与画工的作品无异。北宋中后期,文同、苏轼、黄庭坚等名家活跃在画坛上之后,大扬文人画的声势。苏轼首次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推出王维甚至顾恺之作为此系统的创始人,强调绘画要有诗一般的意境,即“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要求意境萧散简淡,主张即兴作画,兴之所至取其意气创作,     

神话园林与园林神话——谈中国古典园林中的神话色彩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神话传说与古典园林是各领风骚、并驾齐驱,但却又是水乳交融、共生共荣。神话传说当中所表现的浪漫主义、虚无主义、生态主义等都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古典园林的思想意境、建筑风格、营造法式等造园关键,从而催生了中国的神话式园林;而中国古典园林在深厚文化底蕴的热土上吐故纳新,进一步丰富和刺激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创作与繁荣,从而书写了一个辉煌而宏大的园林神话。     

古代肖像画的“形似”与“神似” 论肖像画的“肖似性”

中国古代绘画中有许多表现人物的画像,如历代帝王的御容;贵族官宦和文人士大夫读书、赏花、吟诗、弹奏、宴游等生活行止的行乐图;世人祭祀祖先的＂祖宗像＂;以及方外高僧、道士和古代名人如孔子、诸葛亮、曹操、关羽、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岳飞等画像。     

明代文人园林画与明代市隐心态

明代中晚期城市园林的大量建造推动了明代绘画中以园林为表现题材的作品日益增加,成为明代绘画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明代园林画并不是简单的“清风朗月”、“小桥流水”的园林山水景观的再现,而是文人画家市隐心态的流露。     

山西遍地是国宝——佛光寺，第一国宝

“垂涎已久”。 很好概括了我们对山西旅游的向往。 “当我们驱车纵贯山西南北时,最强烈的印象是：山西遍地是国宝。”这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总编单志蔷在卷首语里说的第一句话。 “山西,遍地是国宝。”简单7个字,却有无穷诱惑力。素有“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美称的山西,保留有全国百分之七十的地面古代建筑。山西现存古代建筑数量之多和历史、艺术价值之高都居全国之首。 “十年中国看深圳,百年中国看上海,千年中国看西安,五千年中国看山西”。[编者按]     

明代绘画中文人的艺术化生活

明代文人雅士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雅集、园林、玩古等,这些场面被真实地记录于明代绘画之中。明代"雅集"题材绘画的风格样式逐渐规范化和肖像化;园林山水画更具写实性;庋藏珍玩的题材使得画作品味更具高古之风。这表明在明代商品经济繁荣的大背景下,文人士大夫生活风尚逐渐趋于艺术化,这也体现出明代文人士大夫独特的生活和艺术品味。     

盘点我国古代建筑“八珍”

中国的建筑具有久远的历史和独特的传统。在长期的实践中,我国古代宅第和园林等建筑物,根据其不同的功能和形式,逐步形成了一些各有特点的、有着比较固定制式的类型,也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厅、堂、楼、阁、亭、榭、轩、馆,被中外建筑学家誉为中国古代建筑“八珍”。     

中贸圣佳

中贸圣佳公司2007年春季大型拍卖会,定于8月18日在北京亚洲大酒店举行,15日、16日、17日展览三天,18日、19日、20日拍卖三天。此场春季大拍,中贸圣佳公司推出“清嘉庆王朝御制官窑瓷器专场”、“清朝单色釉瓷器专场”、“瓷器杂项古玩专场”、“中国古代书画专场”、“《中国古代书画图目》著录作品专场”、“中国近现代书画专场”、“中国当代优秀画家绘画选集专场”、“油画专场”等八个专场。众多的顶级精品,定会引起广大收藏家及文物艺术品爱好者的瞩目。     

元代文人画的确立及审美取向探微

中国古代绘画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风格。五代以前,中国古代绘画一直以成熟较早的工笔重彩人物画为主,而当山水、花鸟画一旦从人物画中独立出来便得到迅速发展,以至在宋元时期达到顶峰,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绘画的主流。元代开始盛行水墨写意,而且出现了以士大夫画家主宰画坛的局面,创造了一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很高艺术境界的中国古代文人画。元代的绘画就其主题意蕴、形式表征和审美取向来看,较之前朝两宋时代的绘画有着明显的分野,文人画的确立、成熟以至粲然大盛,是美术史上的一个革命性的伟大转变,它不但构成了元代绘画的主体精神,而且…     

来自“一千零一夜”的古钱币

先向读说明一点,拙题目借荐于一份德国的钱币刊物。 既然说是“一千零一夜”的古钱币,那么这种钱币就应该与之存在密切的联系。大家或许都知道,“一千零一夜”是一本闻名世界的中近东地区的古代民间故事集,它在中国又被称为“天方夜谭”。根据故事内容和其中所反映的习俗、社会特性等,可以确定它的流传始于公元8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即阿巴斯王朝前期直至16世纪,“一千零一夜”书名来自故事开头的引子,讲述的就是古代印度和中国之间有个萨桑岛所发生的离奇故事。在麦加城内有座古寺,称为“卡尔白”,意为立方体,亦称“天房”,意为真主之屋（古兰经）。中国自明代起称阿拉伯地区为“天方”．“天方”实为“天房”之误读,“天方夜谭”之名由此得来。本所介绍的古钱币正是打造并流通于这一时期的货币。[第一段]     

形而下之器: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的方法与取径

当下古代中国边疆研究应建立起以区域史观、断代史观与整体史观三维度三变量相互联结的以时间与结构为核心的研究方法体系。区域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长时段之规律、特征的抽象与断代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的短时段的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互动与交融的特性之归纳,都属碎片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唯有以区域史观、断代史观为基础的整体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才能将碎片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各种材料议题之问题意识与科学实证有机地统合起来,才能实现古代中国疆域史之特殊性、普遍性、规律性认知的可能性,达成中国学者话语体系下的具有“中国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的学术认知。     

山水寄情 笔墨抒怀:明清文人山水题材折扇画鉴赏

<正>"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与山水风物为友是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风尚与文化特质。他们徜徉于大自然,阅读山水,既可娱情,亦能适志。山水风物也就成为古代文人诗词歌赋与笔墨中最为常见的主题,山水题材理所当然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绘画表现最为广泛的题材。这些文人画家山水画作或"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写胸中逸气耳",抑或借山水明志,"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充分体现一种娱己娱人的心态。自然山水之景致何时入咫尺扇面,并成为扇面这一独特艺术形制     

文人古典诗歌吟诵之探析

中国古典诗歌的吟诵为古代文人所特有,以其兴发感动的独特作用,为表达内心情感的有效工具,吟诵被认为是诗歌创作的本质和基本要素。在经历了唐代中期诗人“苦吟”的高度发展之后,成为古代文人所普遍使用的读书方式。但在中国语言文字改革之后,变成了一种濒临灭绝的小众文化,现在是被文学和音乐学领域致力恢复的一种古文表达方式。它与现在所谓朗诵不同,也与文人的歌唱不同,是以其不需记谱,通过依照汉字声调与腔调的结构而创作吟诵调的方式,和见字即能唱的即兴表达特点,而构成的一种为古代文人特有的读书方式。本文依照文人吟诵文化的演化过程来论述其特点和性质,探析吟诵如何成为古代文人所特有的一种表现手段。     

谁的园林最美-园林：中国文明的另类尺度

建筑大师童窿曾道：“中国园林是一处真实的梦幻佳境,一个小的假想世界。”对于中国园林来说,实际的需要倒在其次,托物言志才是重点。因此园林最能反映造园者和园主人的“个性”。江南的文人、北方的官宦、岭南的商人……在这个舞台上,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共同撑起了长达数千年的“园林大戏”。     

天水市麦积区元权

权衡,是古代测重量之器,类似现在的砝码和秤砣。《论语&#183;尧日》：“谨权量,审法度”。权：俗称“秤砣”、“秤锤”,是秤的对应物。《广雅&#183;释器》载：“锤谓之权”,又谓“秤”。《汉书&#183;律历志上》日：“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也就是知物之重量。秤和权是中国古代及近代最基本的衡器形态,是近三千多年间中国经济社会的最基本的衡量工具。     

一部珍贵的民族画卷——《百苗图》

中国古代绘画作品浩如烟海,历代文人墨客都重视艺术作品的自我创新,对文人绘画推崇备至。但是反映民族风情的绘画作品,却很少被载入史册。在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1999年春季拍卖会上,拟拍一件《百苗图》引起了作者的兴趣。在预展过程中经过仔细观看,该图有40幅,其中36幅均有附文字说明,长短不一,载于图端,其中2幅有红签贴于图上,标出民族名称,另有2幅红签残落。     

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研究

刑讯作为中国古代断狱的一种手段,因其产生甚早,流传久远,而为中国法制史研究者所关注。然而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笔者意欲从刑讯制度的产生及其沿革入手,进而探寻刑讯制度产生的原因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以期对该制度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刑讯者,讯问狱囚以刑求之之谓。”也     

解析中国古代诗词的悲剧心态

我们阅读古代诗词时,会发现大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都带着多多少少“悲情”元素。“悲情”的产生与诗、词人自身经历密切相连,其中政治因素尤为突出。儒家传统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深远影响,使他们在一次次理想破灭后,喷薄出强烈的情感,成就了不朽的佳作。诗词本身所具有的高度艺术性和审美性也使其传诵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