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黎国政治军事地位及姻亲关系初探

西周黎国位于今山西省黎城县,与商代子姓黎国有别,当为武王戡黎之后由周王分封而来的姬姓之国。由于其血缘与宗亲等因素,西周黎国封为侯爵,黎氏族人曾供职于王室,具有较重要的政治地位。同时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其承担有对殷遗民及北方戎族等少数民族的军事震慑与防御职责,军事地位彰显。西周黎国与妊姓薛国、妘姓琱国及王室官员等曾建立了姻亲关系,这进一步体现了黎国在西周早中期非同一般的政治、军事地位,也体现了周人等级内婚制原则。     

金文中所见西周王后事迹考

本文以西周王后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了金文中记录的西周王后事迹,其范围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王室祭典及生活礼仪等西周国家事务的各个重大方面,与文献记录的周代妇女形象迥异。相关记录表明王后在西周权力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权力不止源自与周王的私人关系,国家事务中具体的职责分工或是其权力的法理性来源。王后相关课题的研究对深化王后在西周国家事务中的角色及以其为代表的西周贵族妇女地位的认识,意义不容低估。     

论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师”官的社会职能

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师"官的称谓多种多样,同样"师"官的社会职能有军事活动、教育任务、行政事务等。由于师官在维护西周王室安定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周王室对其的赏赐活动也因国内政治形式的需要,出现赏赐物品品种多样性、赏赐活动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以及加速了后代军工赏赐的进程等特点。     

晋南已发现的西周国族初析

山西南部地区陆续发现了多处西周墓地,著名的有曲沃县天马-曲村晋国墓地及北赵晋侯墓地,黎城西关、浮山桥北、绛县横水墓地等。由于缺少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者普遍将这些遗存均作为西周封国的遗存看待。该文通过考古资料、历史渊源和地理环境等方面的综合研究,认为对这些墓地尚不宜一概而论,他们实际存在着国与族的差别,即诸侯国、封国以及采邑的差异。从族群来源上讲有来自关中地区姬周系统的虞、晋、杨等诸侯或封国,也有出自晋南古族帝尧后裔黎国,还有源自殷商遗民的先国,以及出于戎狄文化系统的倗氏。只有更清楚的区分出众多西周墓地所属是国还是族的差别,才能较好的认识周王朝对晋南统治的格局。     

《沈子也簋》与沈国地望问题

沈子也簋是研究先秦古沈国的重要史料,根据其铭文推测沈国始封应与周初分封凡、蒋、胙、茅、祭等六国同时,而不应在昭穆时代,沈国地望应在今河南省平舆县射桥乡西。沈国地处西周王室与江淮诸夷之间,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历史上曾起到藩屏西周王室的重要作用。     

两周之际金属腰带饰浅论

通过对梁带村、北赵等地两周之际贵族墓葬出土的黄金、青铜腰带饰梳理，结合青铜器铭文和文献记载，并与周原庄李铸铜作坊所出的陶范形制比较可知，金属腰带饰使用的年代范围，从西周晚期偏早至春秋早期晚段近200年，是流行于周王室和芮、晋、虢等姬姓诸侯国国君，以及卿大夫等男性高级贵族中的一种礼仪衣饰，后期的分布范围略有扩展，但黎、曾等国的发现表明使用者身份趋降至士阶层。金属带饰传播范围和时间有限主要是因出现的年代较晚，与周王室东迁后地位下降有关。金属带饰虽非主流礼器，但对周代服饰礼仪文化和我国早期黄金器使用的研究，都有较重要的意义。     

曾谜解

甲骨卜辞、古代文献与考古发掘中的曾与曾国常被混同对待,以致很难区别。曾作为地名,最早见于殷墟卜辞,其地位于今河南新密、新郑之间的溱水河流域,与西周随枣走廊的姬姓曾国及山东沂水流域的姒姓鄫国无涉。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期的姬姓曾国位于湖北境内汉水以东的随枣走廊,其受封在西周早期,与后来的随同为一国。曾、随国号的变化与西周中晚期姒姓缯联合申国召来犬戎攻灭西周有关。作为禹夏后裔的姒姓曾,在古代文献中被写作缯、鄫,春秋以前地望在河南南阳方城,即古缯关一带,春秋以后迁往山东沂水流域苍山县古鄫城。文章认为应对古史记载不同年代、地域的曾、缯、鄫加以区别对待,才能廓清学术史上的曾与曾国谜团。     

金文所见周初王室祭祖活动新探

周初金文记载的王室祭祖活动大多具有特殊的政治目的,而非周人礼制中的常祀。天亡簋、何尊等铭文记录了周初王室的重要宗庙祭祖活动。这些活动服务于周武王、成王及周公的特定政治目的。天亡簋记载的周武王在克殷之后会同三方诸侯在宗庙祭祀周文王,是为了宣传文王受命,宣示周政权的正统性,统合各方诸侯,确立新的天下政治秩序。何尊记载周成王和周公模仿周武王举行祭祖活动,在新邑的宗庙祭祀文王、武王,是为了完成武王遗志,确立成周的都城地位。这些王室祭祖活动在西周的政权巩固和新政治体系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礼制存在广阔的内涵空间和多样的历史形态。周初王室祭祖活动呈现出礼制本身的动态发展过程,也反映出西周政治文明演进的一个独特面向。     

霸伯治盐与西周井田

西周霸伯铜器铭文显示,位于今山西翼城大河口的霸国伯主不仅有为西周王室治盐之责,而且兼有御戎守护盐池安全的使命。霸伯簋铭文记载了井叔专来霸国辨定盐卤的种类和等级,并命霸伯征伐,提供其美田一百井之井田中央百亩公田所产的两种谷物作为军粮,补其军资。文章结合相关铭文资料讨论了西周井田制和军賦,并就与井田相关的官制官氏等问题提出了看法。     

从政治联姻看西周王朝统治——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见诸国为中心

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十四国西周时期婚姻材料可见,姬姓国分封后,基本上保持了与周王室较为一致的联姻传统。这既表明姬姓国联姻传统的延续,也体现出姬姓诸国对周王室的尊重与遵从,是周王朝政治统治策略的地域扩展。异姓诸侯多与姬姓国联姻,既与周王朝的笼络政策有关,也反映了异姓诸侯的生存之道,以婚姻图存。此外,材料中亦多见诸国与王朝卿士和世族联姻。除了双方利益所需,这实与周王朝统治策略有关:或为实现其笼络意图,或为达成其政治军事上的目的。与周边异姓国族联姻也是西周时期诸国政治联姻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联姻一方面是各国忠实履行蕃卫王室之责,稳固自身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周王朝怀柔政策的扩展和延伸,即周王朝通过诸侯来实现对地方的控制。在这些诸侯中,秦和楚联姻材料较少,似游离于中原之外,虽与材料不均衡有关,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周王朝的统治策略与重心所在。     

西周后妃无与政事说考论

先秦两汉时期在父权宗法社会的妇女无与政事礼制影响下,早期典籍成书时就确立了周代后妃为妇礼之楷模的编纂思想。受此影响,西周王后长期以来被视为仅是服御周王生活的宫壹角色,而阻隔于国家政治事务之外。相关文献彝铭记录表明,妇女无与政事礼制的形成在周代有着历史过程,不惟西周后妃与政的记录在青铜彝铭中习见,且相关记录揭示其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有管理王室经济财用的常职,此或为其活跃于国家事务和在政治权力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制度缘由。     

释“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西周分封制再思考

“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是对西周分封制的笼统概括。“封建亲戚”的原因在于追念夏商之灭亡,其由来有自,而非空穴来风。分封对象的称谓多有变化,含义有广狭之别,深层原因可能是基于对藩屏效果的判断。西周统治者通过分封、宗法及世官等制度将周邦与天下多邦“合为一家”。西周分封制表面上是“分”,实质上是“合”,即在王畿及四土的疆域范围内通过分封同姓亲族及异姓贵族,达到将点连线,进而扩充至面以维护其政治统治的目的。王畿采邑和畿外封国皆是西周王朝分封制的组成部分,但从拱卫周王室的实际效果来看,同姓封国依然是维护西周政治统治的中坚力量。     

西吕地望小议

西周时期有两个姜姓吕国,一在南土(今河南南阳市),可称为南吕;一在西土,可称为西吕。西吕即《诗》、《书》所载周文王、武王时期之西戎"旅(莒)国",曾为周人盟友,与周王室、密须国互通婚姻,西周末年则与西申、缯、西戎联合灭周。西吕地望当在今甘肃泾川县东、蒲河入泾的河口地带。     

1995年扶风黄堆老堡子西周墓清理简报

1980年,周原考古队曾队陕西省扶风县黄堆村老堡子西周墓地进行钻探和试掘。由于黄堆村老堡子西面大壕沟内的西周墓曾多次受到盗扰,周原博物馆于1992、1995和1996年三次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1995年共清理发掘墓葬16座、马坑2座。出土有铜礼器、兵器、车马器,还有陶瓷器,玉石器及骨蚌器等。根据黄堆墓地的发掘资料,学者认为这里应是一处西周王室成员的墓地。此次发掘墓葬的时代上限应不超过穆王时期,下限可到西周晚期。     

卜辞“■”地与“黎之蒐”

商纣时期的"黎之蒐",是殷末商人针对东夷族群进行的军事行动。举行大蒐之"黎"地位于殷都以东,是商王朝经营东土的据点和策源地之一,与今长治境内的黎国无涉。殷墟卜辞中的田猎地"■",坐落于古济水下游沿线的今济南境内,常为殷末商王巡行、蒐狩所至。文字学、典籍异文与考古学证据表明,卜辞"■"字当释作"楷",可读为"黎"。通过对地理位置和地貌特征的考察可知,"大蒐于黎"的地点其实正是卜辞中的商王田猎地"■",亦即《春秋》经传中的齐邑"犂丘"。"黎之蒐"地望问题的正本清源,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殷末东方政治地理形势的认识。     

清华楚简"武王八年伐(旨耳)"刍议

众所周知,《尚书·西伯戡黎》是关于商亡前历史的一篇重要文献,记述了商末纣王与祖伊对于天命的讨论对答。事从周人征伐黎国事件     

英美文官制度的模式差异及其历史影响

英美两国属于同源化,它们有着相近的社会与经济制度。但是,由于两国地理环境与历史传统的不同,二之间在许多层面上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导致英美两国采取不同的政治体制形式,而且也导致它们实行相异的官管理制度。笔认为,英美官制度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官的录用倾向与分类管理形式上,而且也体现在官的政治地位与政治作用上。因此,研究英美官制度的差异及其历史影响,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两国的官制度本身,以及两国的历史与化传统,特别是政治体制及其对官制度的影响。     

中日近代军事变革比较研究

为应对外部势力的入侵,中国和日本同时启动了近代军事变革。由于两国国情的差异,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两国军事变革的重心存在很多不同,并最终导致了军事变革的不同结局。其原因在于军事变革指导理论、变革主持者及政治结构上的不同所致。     

古巴比伦时期马瑞王室妇女地位研究

《马瑞王室档案》中收录的经济管理文献和书信档案等史料表明,古巴比伦时期马瑞王室妇女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她们和男性贵族一样参与国家和社会财富的分配,拥有庄园、土地、椰枣园、奴隶等大量财富。而这些王室妇女的崇高地位是由她们积极参与国家各项事务取得的:马瑞公主们担任神明的女大祭司,为国家服务神明;从事政治联姻,为国王笼络重臣,巩固国家间的联盟;马瑞太后、王后和王妃等妇女负责马瑞宫廷的日常管理工作,在国王外出期间监管王城,主持对各神明的祭祀活动,直接和间接地参与国家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事务。     

《周礼》“冢宰”与金文所见西周王家之宰

《周礼》设计的西周行政组织中有冢宰统摄六官制度,以负责王室事务的家务总管冢宰作为王朝政务官的首脑。这被学者解读为《周礼》乃后世对西周王朝政制做理想化建构的力证之一。传世和20世纪发现的日益丰富的彝铭表明,宰官乃周王家宰,掌管王室经济财用为其常职;在西周王朝家国不分的政制下,作为王室事务官之长的宰官又兼具公卿级的王朝政务大臣的角色,这应是《周礼》制度设计的历史依据,也是战国以降宰相名号溯源于“冢宰”的根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