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重建之际的人事与政争:蒋介石与退台初期的省院纷争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先后起用吴国桢和陈诚对台湾省政府和行政院进行改组。但陈吴二人改组伊始即生嫌隙,改组后的省、院又在许多问题上产生冲突。国民党政权原本的政治常态是行政院向地方省政府发布命令,省主席对行政院负责。但退台初期的省院纷争却颇有例外,可谓"异态"。本文梳理国民党政权在退台初期"一岛两府"的特殊环境下,蒋介石与吴国桢、陈诚之间围绕省政府与行政院的人事、职权等问题的互动博弈。在考察蒋介石处理省院纷争之决策经纬和心路历程的同时,探讨政治设计、执政理念、人物个性等因素对当时省院关系的影响。     

吴国桢晚年的祖国情

吴国桢在旧中国先后担任过武汉、重庆、上海市长等职。1949年国民党撤逃台湾后,他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行政院”政务委员,同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当时,面临200万人撤逃至岛上所造成的种种困难,以及争取岛上居民支持国民党政府等等问题,吴国桢试图运用多年治事经验,按照美国式的“民主政治”来刷新政务。他将岛上两万处日本资产,按实价的70％出售,并解雇政府冗员,以此来稳定台湾的财政状况。吴国桢继续执行前任陈诚1948年8月实行的“土地改革方案”,并争取通过了一项法律来保障市、区的     

台前幕后:国民政府国防部筹备设立过程考论

1946年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机构实行改组,撤销军事委员会,成立国防部。此次改组堪称国民党政权军事中枢权力的全面重组。以往的研究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并未注意到改组过程中军队派系之间的幕后权力运作,而这次重组对于整个国民党政权乃至日后的国共内战均有重要影响。改组过程中固然标榜所谓"新制度""新观念",但蒋介石依旧牢牢把持军令大权。陈诚作为主持其事者,忠实执行蒋之旨意,并遍插亲信,把持要害部门。整个国防部权力架构未及运行,就处于畸形状态。改组前后的相关单位对于转型时期的职责任务不甚明了,未能做到分层负责,顽疾仍旧。     

1931年宁粤上海和会述评

错综复杂、持续不断的内部纷争是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主要特点,它对国民党政权的兴衰成败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1931年的宁粤对立即是国民党内部纷争中最具代表性、规模较大、影响至深的一次。它以蒋胡约法之争为发端,以上海和会的召开为转机,以蒋介石下野和国民政府改组而告结束。对于国民党内这次极为重要的冲突,以往人们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友党不友:1947年国民政府改组之政党杯葛

1946年底国民党召开"制宪国大"后,不顾中共与民盟的抵制,于1947年拉拢民社党与青年党两"友党"进行政府改组,组成多党联合执政。民、青两党试图利用此次机会积极参与政治。青年党要求甚多,民社党意见分歧。蒋介石面对政党杯葛,为迅速完成政府改组,被迫多方沟通,妥协退让。国民党虽完成了改组,并继续占据政府主体地位,却不得不分身处理复杂的政党关系。政府改组加剧了国民党内外政党纷争,政局更为不稳,国民党政府进一步走向虚弱。     

论蒋介石与“行宪国大”代表选举纠纷

1947年国民政府完成改组后,蒋介石急切举行"行宪国大"代表选举。由于缺乏必要的民主政治条件,选举中产生了诸多纠纷。一是选举筹备中与民、青二党的名额划分,二是代表选举中的舞弊混乱,三是"行宪国大"召开时国民党签署代表不肯退让的难题。蒋介石游离于党纪与国法之间,试图加强对选举的控制,却无力劝说民、青二党顾全大局,无法压制党内反弹,政党内外裂痕扩大,选举不良习气在国民党内快速发酵,加速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事后,蒋介石对国大选举的教训进行了反思,意识到党的建设是一切政治建设之根本。     

“三二〇”事件后蒋介石与党军体制的变易——兼析党军、文武主从关系的变动

国民政府成立后,汪精卫在推进党军体制、强化权力的过程中,与蒋介石产生越来越尖锐的摩擦,直至1926年发生"三二〇"事件。事件后至8月下旬北伐军击败湖南境内吴佩孚势力期间,蒋介石大力更动党军体制。体制的变易,既是党军、文武两对主从关系变化的结果,又强化着军主党从和武主文从。体制的变更表明:虽历经改组,国民党依然受制于各军事实力派;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仍旧带有深厚的宗法派系的烙印。尽管体制更易,改组后党治为表的大势却不可逆转。从短期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军人地位的上升,迎合了战争时代的要求,对北伐及定都南京有不小的正面价值。但从长期看,不能不说国民党政权的军事烙印太深,向现代政党政治的转型并不成功,这给党政军的未来命运埋下了重大隐患。     

声音

<正>抗战后期,蒋介石准备改组行政院,为行政院长人选而踌躇不决。于是蒋介石请来张治中和其他军政要员陈诚、熊式辉等征求大家的意见。众人知道事关重大,都不敢轻言。沉默良久,蒋介石顺水推舟地说:"如果没有人做,只好我来兼了。"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张治中一直致力让蒋介石减少兼职,以提高工作效率,见蒋又要兼任,只好发言说:"现在做行政院长的一打半打都能找出来,不知您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说是没有人能做?"蒋介石听了,笑道:"有那么多的人能担任行政院长吗?"最后仍厚着脸皮兼任了行政院长,还委任他的连襟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负责实际工作。(图为张治中)     

抚慰人心与政治运作：1938年长沙大火的罪责定调

1938年11月12日,张治中收到蒋介石“于长沙如失陷时,务将全市焚毁”的“文侍参电”,随即令酆悌进行焚城准备。11月13日凌晨,长沙城内突发大火并延烧数日之久。大火发生后,蒋介石为平息社会愤慨、抚慰人心,与俞飞鹏、陈诚、张治中等会商善后办法,进行罪责定调而非真相调查,迅即组织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判处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人死刑并立即执行,张治中革职留任善后。虽有公开审判,但蒋介石、陈诚、张治中等内心关于大火罪责另有认定。国民党官方统一定调长沙大火罪责,后虽经高一涵专门调查,但仅为此前定调的注脚,且均未言及蒋介石的“文侍参电”。国民党内各方势力关于大火罪责的博弈与合力,被情感因素主导无法真正底定人心,真相竟成疑案。国民党当局定调大火罪责,于此能观其政治运行逻辑及其主观性。     

蒋介石提议胡适参选总统前后——蒋介石日记解读

1946年制订的<中华民国宪法>采取内阁制,实权在行政院,总统虽位居元首,但只是"虚位".蒋介石追求实际权力,对"虚位"不感兴趣,曾拟退出竞选,推荐胡适参选总统,自己改任参谋总长或行政院长,从而改变政府形象,赢取美国好感,以利于争取美援.蒋的提议受到国民党高层的普遍反对,以增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办法扩大总统权力,蒋介石遂接受提名,当选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此举与美国政府的期望相反,国民党政权仍然是"独裁的政权",司徒雷登批评蒋介石"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国家".     

陈诚险拒蒋介石入台

<正>1945年5月,蒋介石入台的第一句话是:"我在此地安全吗?"为何?陈诚之故也。陈诚,字辞修,1948年10月赴台湾,1949年1月任台湾省政府主席,1950年3月任"行政院长",1954年为"副总统",1957年经蒋介石提名当选国民党副总裁,此后连任"副总统"和副总裁。1958年——1963年又兼"行政院长",1965年3月逝世。可以说陈诚     

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期间一件批签手迹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开始了同国民党的正式谈判。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等地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进行了一系列旨在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接触和高级会谈。1937年,周恩来在延安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后,于12月18日抵武汉,参加了新成立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代表团的领导工作。周恩来主要负责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个部。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政治部部长,并要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经中共中央批准,周恩来同意出任     

“同窗不同路”:周恩来与吴国桢

周恩来(1898-1976),吴国桢(1903-1984)。对于中国20世纪的这两个人物,人们(特别是大陆)熟悉的是前者而非后者。但这两位,用吴国桢夫人黄卓群女士的话来说是“同窗不同路”。“同窗”是指两位是少年朋友,当年南开极要好的中学同学。“不同路”是指他们俩人在政治上的分道扬镳。周恩来自然不用说,如果开一份吴国桢的简历:南开毕业考入清华,清华毕业负笈北美。北美五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归国后投身政治,加入国民党。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后任汉口市长。抗战爆发,任陪都重庆市长。光复后接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上海市长。去台后又官拜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这样一个“芝麻开花”的履历和中共领袖之一的周恩来自然是“道不同”了。尽管后来(1953年)吴国桢和一手提拔他的蒋介石也割袍断义,离台赴美,在北美痛揭蒋氏父子的党国体制;但这并不意味     

国民党派系斗争与浙江“二五减租”运动的兴起

在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的22年间，派系斗争始终伴随着国民党的政治运作过程。派系政治被称为国民党政权的一个重要的特色。近年来，对于国民党派系斗争问题的研究，人们注意较多的，往往是派系纷争对国民党统治所造成的弱化效应；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国民党派系斗争对大革命失败后，     

陈诚在台湾的岁月

蒋介石有一句名言:“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辞修”即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1948年底,在台湾养病的陈诚被蒋介石任命为“台湾省主席”。为了稳定台湾局势,陈诚采取了改革币制、抑制通货膨胀、土改等一系列措施,使台湾成为蒋介石最后的立足之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出现了难以弥补的隔阂……陈诚长子陈履安回顾了陈诚在台湾的最后岁月。     

陈诚之子陈履安回忆实录

<正>2009年11月10日,北京饭店的房间外,飘着鹅毛大雪,而屋内,气氛却暖融融的。国民党前"行政院院长"陈诚之子陈履安,应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理事长耿莹女士之邀,前来出席首届海峡两岸大型文化交流活动。耿莹的父亲耿飚,曾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也参加过抗日战争。双方后代相见,感慨万千,促膝长谈。蒋介石曾有一句口头禅:"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中正"即蒋介石,而"辞修"指的就是     

试论吴国桢案与孙立人案前后蒋介石之心路

国民党撤退台湾之际,为取悦美国,蒋介石重用吴国桢、孙立人,但对其缺乏充分信任。1953—1955年,美台关系在形式上更为稳固,而蒋美之间的某些矛盾在暗中发酵。在台湾政治经济基础初定之下,蒋对美援患得患失心态渐有改变,亦不愿对吴、孙继续容忍下去。吴与孙的失势意味着威权体制的强化,同时也是美蒋矛盾的体现,是蒋介石对美国底线的试探。台美并非单方面的需要关系,美国不能放弃台湾。在这场博弈中,尽管蒋最终成为胜者,但两案毕竟关涉重大,此间,蒋曾经历艰难心路。     

抗战前蒋廷黻的内政外交主张简述

本对抗日战争爆发前蒋廷黻的内政外交主张进行了初步探讨。内政方面,他主张国家统一,实行中央集权的“开明专制”;外交方面,他在主张对日妥协的同时,积极主张对苏复交。其内政外交主张得到了蒋介石及国民党政权的赏识,他也因此得到了重用,先后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投身实际的政治。     

1949年前后各方对蒋介石出处的设计与蒋的应对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身先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总统职务的暂时解除并不意味其政治身份和政治形象的解除。从蒋介石引退到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不论是宋美龄,还是国民党内的桂系、谋和派,抑或是国际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为着不同的目的,或明或暗地考量并谋划着蒋介石的出处：出国,甚至流亡。蒋介石的个人出处问题不仅关涉国民党的分合,还会增加中国政治走向的变数,甚而关切亚洲的冷战形势。蒋介石也在或秘密或公开谋划和安排着自身的出处问题。     

动员与控制:国民党执政前后民众政策的转型

国民党改组后,以革命话语整合社会资源,动员民众参与革命并最终取得执政地位。执政后的国民党,一改往日激进的民众动员政策,竭力淡化民众运动的政治色彩,相继出台各种政策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和监督。国民党执政前后民众政策发生如此变化,一方面是由于作为一个革命政党,其追求的执政目标业已实现,作为革命工具的民众动员已经失去意义;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稳定政权和控制社会遂成为其执政后首要考虑的问题,故而其民众政策必然要作出相应调整,民众运动被禁止,民众团体受控制。此种变化,改变了国民党改组初期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现代动员型政党的性质,囿于自身阶级基础的局限,变身为权威主义下的既得利益群体控制型政党亦势所必然,在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国民党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力越大,社会对此"弱势权威政党"的反作用力和离心力就越强,最终导致国民党专制体制下"民众疏离"和"民心流失"结果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