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音乐治国论

儒家历来有“以礼乐治国”之说。音乐在儒家政治中地位之高,是一般现代人难以想象的。“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史记·乐书》)把音乐与“礼”与“政”与“刑”相提并论,看作治国要政,而且持续了三千多年,这在世界各国中是独一无二的。一这里说的“乐”,虽有泛指所有的音乐之意,但主要指的是“韶乐”。韶乐,也叫雅乐,又称郊庙乐,是历代帝王祭祀天地神祗祖先的音乐。韶乐的名称来自“舜作大韶”。(《通典》)孔子在齐国听到的韶乐,就是陈完为逃避迫害…     

浅谈孔子的孝母思想与妇女观

一、孔子的孝母思想孔子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对这个古今中外有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和他的思想的探讨,评价、众说纷纭。然对孔子的思想的核心部分是“仁”,“礼”,无多非议。“仁”是孔子思想中一切德行的根本。“礼”是仅次于“仁”的重要观念,是“仁”的表现形式,达到“仁”之境界的根本准则。那么“仁”之本又为何呢?有子(孔子弟子) 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 如此,“孝悌”乃仁之根本了。而在孝悌之间,能孝自然能悌,故孝亦可视为仁之本乃至一     

孔子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续)

(三)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 最令我们重视的是司马迁所揭示出的《春秋》之义的最高层次的含义:即孔子把三代之礼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研究,并探讨了礼的发展的规律性。请读司马迁如下的一系列论断。他写道:“《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太史公自序》)。他又说:“[孔子]因史记作《春秋》……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甚至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观殷、夏所损益曰:‘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仁”、“礼”思想新探

孔子思想中的“仁”与“礼”历来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然而,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还是礼?它们的涵义是什么?孔子“仁”与“礼”的关系怎样?学者们却是众说纷纭。本文力图对此问题阐发一孔之见,并兼论孔子“仁”“礼”思想对后世的作用和影响,籍以抛砖引玉。 (一) 孔子生当春秋战国时代,正值中国奴隶制趋于解体,封建制兴起的时期。周天子已失势,“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社会陷入“礼崩乐坏”的混乱境地。从社会变     

孔子的养生观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是春秋后期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除了“仁”的政治内涵外,孔子的养生观也是以“仁”为本的。在如何健康长寿上,他最先提出了“仁者寿”、“大德必得其寿”的观点。 仁者何以能长寿?按照孔子的观点,“仁者”指的是有良好道德修养的人。这种人“以仁爱之心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德高望重,宽恕厚     

《周礼》“三德”、“道艺”古义斠诠

《周礼》“三德”、“道艺”古义艹再斗诠丛文俊《周礼·师氏》述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郑注释至德为“中和之德”,并以孔子“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为证;释敏德为“仁义顺时”;释孝德为“尊祖爱亲,守...     

商周文献资料论稿选刊

文献是真有历史价值之反映人类活动的文字记录.我国古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由来已久.先秦之书,只有经、子、集三部而无史,但经、子实也没有严格区别,只是因为自汉以后,特尊儒学,乃自诸子书中提出儒家之书,而称之曰经.六经之名,始见于《庄子·天运篇》引孔子对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以为文.称六经为六艺始见于《史记·滑稽列传》,亦引孔子日:“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     

遵“古”而行与以俗入礼——论西汉中期郊祀改革中“古制”的文化实质

秦至西汉中期,关东方士在参与国家祭祀改革时,多以“古制”为据。但方士所言“古制”并非真正的上古三代之制,而是战国时期关东六国,尤其是齐国的祭祀礼制。相较于源自秦地且在秦至西汉中期被奉为国家最高祭祀的雍五帝祭祀而言,这些关东祭祀制度属于“小传统”,即与国家之“礼”相对的地方之“俗”。关东方士之所以要将关东之“俗”建构为上古三代之“礼”,一方面是因为伴随着广域集权国家的建立,三代时期“礼”“俗”有机互动的体制遭到破坏,“礼”确立了对“俗”的绝对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将战国之制婉饰为“古制”也顺应了西汉文帝朝以来的“奉天法古”思潮。     

中华文化“礼乐之道”影响下的梨花大鼓艺术

孔子在《论语》中讲到“不学礼,无以立”,荀子也以一句“礼者,人道之极也”道出了“礼”的地位。讲求礼教,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礼”反映在文化中,便体现为形成一套制度式的软性方式传承社会思想,是具有稳定性、公认性、继承性、便宜造作性的文化仪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礼”有着很重要联系的一个说法便是“礼乐教化”。“礼”与“乐”相互配合和融通,形成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基本文化范式。作为中华“礼仪”文化浸润下的“乐”,也必然带有“礼”的特征,形成了梨花大鼓这种艺术的风格。本文从中国文化大背景入手,来分析梨花大鼓这一“乐”中体现的“礼”,以求获得对这一中国传统曲艺形式最“中国味”的解读。     

东汉弟子为师重服议

在中国古代礼学文献中,关于弟子为师服丧的问题,《礼记·学记》曰:“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郑玄注曰:“当,犹主也。五服,斩衰至缌麻之亲。”可见师丧不属于五服亲内之丧。又《礼记·檀弓上》曰:“事师无犯无隐,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心丧三年。”郑玄注:“心丧,戚容如父而无服也。”可见,老师死,弟子只是为其服心丧而已。《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这是我们所见到的弟子为师服心丧的最早记载。然而自秦汉以降,特别是到了东汉时期,为师服丧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不仅为师著丧服,而且重服。两汉时期,“其亲受业则日弟子;依久次相传授,则曰门生;未冠则曰门童。总而称之亦曰发生”(洪适:《隶释》卷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西汉以后继续保持了先前弟子、门生为师服丧的惯例,例如:夏侯胜“迁太子太傅。受诏撰《尚书》、《论语说》”。夏侯胜薨后,太后“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汉书·夏侯胜传》)龚胜死后,“门人衰经治丧者百数”。(《汉书·龚胜传》)孔霸曾为元帝的老师,“及霸薨,上素服临吊者再,至赐东园秘器钱帛,策赠以列侯礼,谥自烈君”。(《汉书·孔光传》)以上是《汉书》记载的为师服丧之例。究西汉一代,为师服丧的情况还不十分普遍。但是,到了东汉,这种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汉书》记载了大量弟子为师服丧的情况,例如:荀淑建和三年卒,“李膺时为尚书,自表师丧”。(《荀淑传》)     

朱子四德说续论

对於四德而言,朱子的讨论包含了三种分析的论述,即“从理看”,“从气看”,“从物看”。但总起来说,应当承认,朱子的思想不断发展出一种论述的倾向,即不再把元亨利贞仅仅理解为理,而注重将其看作兼赅体用的流行之统体的不同阶段,如将其看作元气流行的不同阶段。由於天人对应,於是对仁义礼智的理解也依照元亨利贞的模式发生变化,即仁义礼智不仅仅是性理,也被看作生气流行的不同发作形态。这导致朱子的四德论在其後期更多地趋向“从气看”、“从物看”、从“流行之统体”看,使得朱子的哲学世界观不仅有理气分析的一面,也有流行统体的一面,而後者更可显现出朱于思想的总体方向。     

辽朝科举制度的几个问题

一辽朝科举始于何时关于辽朝开始实行科举的时间,在《辽史》中有这样两条明确记载:《景宗纪》保宁八年(976)十二月戊午,“诏南京复礼部贡院”;《圣宗纪》统和六年(988),“是岁,诏开贡举”。大概正是根据了上面两条材料,出于元人之手的《辽史》卷一百三《文学传》“序”这样写道:“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     

浅析《孟子》“仁义”思想中的“义”

孟子的思想是对孔子的继承和发展。孔子的思想以“仁”为核心,孟子在孔子“仁”的基础上,纳入“义”,将“仁义”并举。为何孟子思想中多出了“义’,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提出了“义”,以及“艾”的内容是什么,本文从以上几个问题出发重点探讨《孟子》“仁义”中的“义”。     

清代外国使臣觐见礼节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与各国的交往,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素重文明礼仪,向有“礼仪之邦”的美称。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积历代封建礼仪典制之大成,详订了吉、嘉、军、宾、凶五礼之秩序。凡外国使臣来朝,均以宾礼相待。《清史稿》卷九一载:“无论属国、与国,要之,来者皆宾也。我为主人,凡所以将事,皆宾礼也。”     

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萌芽

一、孔子的“述而不作”六经的整理中国历史文献,始于甲骨文字。中国历史文献学,由孔子发其端。孔子对六经的整理,就是对后来有重大影响的历史文献学的实践活动。六经,即《诗》《书》《易》《礼》《乐》《春秋》,是孔子讲学的基本内容。孔子选定六经,是各有其用意的,他说: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 可见,每一经,孔子都强调一个重点,都有一个明确的教育目标。《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上自西周初年,下至春秋中期大约五百多年的诗     

先秦哲学思想在建筑上的反映

中国建筑的形成和发展,除一般因素外,还有特殊原因,那就是受到我国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先秦时代的影响最大。其中尤以礼制思想最为突出。最早把礼和房屋拉扯在一起的,也许是孔子,后来墨子也说过:“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至于前堂后室、北屋为尊、两厢次之、倒座为宾等的位置序列,也是由此衍生出来的。除礼制思想外,其他如占卜、感应、阴阳、五行、相生、厌胜、风水等思想,也同时反映在建筑上面。虽然这些东西由于历史的推移,现在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意义,但影响之大,直到今天我们还好象感到它的存在,现试加探讨,以供研究。     

一个崇祯阁臣亲历的晚明——读《纶扉宦梦:黄景昉与晚明政局》

黄景昉,字可远,又字太穉,号东崖,福建晋江人。其自言“十九载翰苑隆恩,十五月纶扉殊遇”,于天启五年(1625)登第踏上仕途,直至崇祯十五年(1642)六月,以第二名点用入阁,崇祯十六年九月致仕,仕宦生涯贯穿了崇祯一朝,是“崇祯五十相”中少有的得以“克保令名”者。他几乎亲历或参与了崇祯朝几乎所有的重大政治事件,如枚卜阁臣、己巳之变、温体仁秉政、推知改选、召回监视内臣、庚辰特科、黄道周之狱、壬午枚卜、议处白广恩、刘宗周削籍、薛周勒缢等等,都在他的视野和载录之下。     

再谈孟子、荀子对孔子民族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孔子、孟子和苟子的“夷夏之辨”、“外夷内夏”、“夷夏之防”、“华夏一统”等民族思想为中华民族思想理论奠定了基调。虽然他们区分“夷”、“夏”的标准都是以“文化”为价值判断,但三人强调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孔子的民族观念是对西周以来民族思想的继承,主张以“仁”、“德”为区分民族差别的标准,讲究“和为贵”;孟子的民族观念继承了孔子民族思想的开放性因素,其核心是“以夏变夷”,其指向是以仁义治天下;苟子的民族观念则是以“礼乐”为中心构建起来的,也具备开放性特征,但其着眼点在“严夷夏之防”,终极目的是通过“礼乐”之教而使天下一统,直接为巩固君主集权体制服务。     

乾嘉“三礼”研究兴盛论

乾嘉礼学在清代学术史上蔚为大观,形成了不同于往史的特色,其原因在于:一是乾嘉宋学(理学)和汉学两大学术潮流对整个礼经学研究产生了推动作用;二是乾嘉学者以“礼”分析、批判和革新理学之“理”的意义,促发了学术界议礼潮流的兴起;三是乾嘉两朝承续康熙朝,实施礼制改革,强化朝礼建设,这在某种意义上为推动礼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乾嘉礼学由博而精,专家绝学,并时而兴,基本特色在于三个方面,即:礼学注重经世,考据之风大行于新学与复兴的古学之间;礼经兼重义疏与通礼,且义疏于通礼既精且博;礼制典则的制作不仅精致,而且繁复。乾嘉汉学的求是研究法由礼经学扩大到多领域的研究,为后来洋务运动的展开以及科学救国等实学思潮的出现奠定了思维和心理基础。     

传统礼学的现代阐释--读《〈仪礼·丧服〉考论》

古代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礼”是我国古代社会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礼”的文化,中国政治就是“礼”的政治,中国历史就是“礼”的历史。传统礼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以现代学术视角对传统礼学进行探讨研究则是清理文化遗产、弘扬传统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丁鼎博士的新著《〈仪礼·丧服〉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7月)就是一部对传统礼学进行现代阐释的成功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