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监察官”与政治分权

深刻认识古代斯巴达的"监察官"历史价值必须要有新的视角。古典时期斯巴达的监察官主要代表了平民的利益,它的职权以监督、司法权为主,行政、宗教、军事和立法等权力为辅。监察官的建立推进了斯巴达的政治分权,增加了斯巴达政治的民主成分。     

古典斯巴达政治制度中的民主因素

在古代和现代学者的著述中,斯巴达政体一般被视为寡头政治的代表。本文试图发掘斯巴达政治生活中的民主特征,指出作为城邦的斯巴达,政治生活中具有相当浓厚的民主色彩。虽然从法律上看,长老会和国王拥有相当的权威,可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他们的地位并不显赫。监察官对国王形成了有效监督,公民大会在选举、宣战、媾和等重要问题上享有决定权。斯巴达人仍能够区别对待自己作为士兵和公民的身份。斯巴达政体200年来的稳定,也反映了公民对自己的地位相对满意。     

古代斯巴达的公民大会

公民大会是古代斯巴达重要的权力机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公民大会所拥有的权力与地位并不完全一样。大体上,斯巴达国家建立伊始,斯巴达公民大会已经产生。但直到公元前7世纪初,它一直是贵族统治的装饰物。在这之后,公民大会在斯巴达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与监察官一道构成古典时期斯巴达立法机制的核心,使得斯巴达政制成为特殊的民主政治。自公元前4世纪初,斯巴达公民大会逐步失去了政治意义,至公元前3世纪,完全退出了斯巴达政治舞台。     

海军与斯巴达霸业兴衰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古代斯巴达是一个农业国家,步兵是斯巴达主要的武装力量,也是斯巴达霸业的军事基础。事实上,海军也是斯巴达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希腊海军发展的早期,斯巴达海军至少与希腊半岛的其他城邦不相上下。最迟在公元前5世纪初就成为独立的军事力量,此后,斯巴达海军开始逐步落后于以雅典为代表的海上强国。但此后,在波斯的支持下斯巴达海军快速发展,取代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海军强国,斯巴达也借此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公元前4世纪前期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霸主。斯巴达海军发展对其霸业的影响,斯巴达对海洋及海军认识方面的目光短浅,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近代淮北地主的势力与影响——以徐淮海圩寨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淮北是以分散的小农为主要成员的传统社会,不少地区土地高度集中,贫富极端分化。一般由大地主充当的圩寨寨主,多集经济、军事、司法、行政和宗教权力于一身,成为一个区域的实际统治者,对佃农操生杀予夺之权。佃农则承担了初夜权、服役、征战,直至献身等种种农奴式的义务。当时体制的受益者越来越成为社会强势群体,并大量成为代表其利益的政权的挑战者,使社会处于不停的动荡之中。     

汉代护羌校尉述论

汉代护羌校尉述论高荣汉代护羌校尉是为管理羌族事务而特设的官职,秩比二千百,略低于郡守。但他既不同于那太守是行政官,也不同是州刺史是监察官;其职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其作战区域更是跨郡连县。对这一位殊权重的职官的建置,学术界的研究却显得薄弱和不...     

论10～11世纪德意志的帝国教会体制

10~11世纪,德意志存在一种帝国教会体制,其实质是王权主导下的王权与教会间的共生共存关系。在这一体制下,教会机构成为国王的政治机器,教会首脑成为国王官吏,同时国王则全力维护教会的特权和利益。在萨克森王朝统治时期,帝国教会体制成为德意志强大王权的一根重要支柱。但从长远来看,这一体制也存在严重隐忧。“主教授职权之争”以后,帝国教会体制瓦解,王权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     

斯巴达元老院研究

斯巴达元老院起源于荷马时代的长老会议,在莱库古改革时期经过了巨大的调整。调整后的元老院由28名长老和两名国王组成。长老通过选举的方法产生,是具有丰富行政经验和较高道德水准的年满60岁的男性公民。长老与国王共同拥有向公民大会提出议案,并否决公民大会决定的权利。元老院主要负责死刑、剥夺公民权、没收财产等国内重大的政治事务,但元老院并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外国人眼中不一样的延安

正1944年夏,代表民间的21名中外记者组成的西北观察团来到延安。随后,代表着官方的美军观察组也来到延安,组长由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包瑞德上校担任。他们的职责是搜集共产党获得的日军情报,了解共产党军队的情况和营救美军飞行员等军事合作。美军观察组的住所是一排八孔窑洞,这在边区绝对算是高规格的住房了,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里太简陋了,简直就是一处斯巴达式的住所。在盛夏的多雨时节,暴雨的湿气让     

十六世纪英国“王权至尊”的确立与教皇权的衰落

“王权至尊”的确立是英国16世纪宗教改革的核心事件。它的确立直接导致“教皇权至尊”原则的衰落,削弱了教皇和教会管理社会和宗教事务的功能。在“王权至尊”确立后,英国16世纪僧俗两界的权力体系得以重组,宗教改革演变为政治变革。“王权至尊”由亨利八世创立,确立了王权在宗教和世俗世界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国王在议会中”使国王拥有了立法权。国王可以联手世俗立法机构直接面对教职会议并使其职能削弱,最终一身二任的国王实现了对教会的直接管理。但“王权至尊”的确立并非终局,质疑其合法性的声音从未停歇,膨胀的王权最终还得面临进一步的“被革命”。     

古埃及国王的献祭仪式及其社会功能

古埃及国王的献祭仪式是集合性仪式,由庆祝战争胜利的仪式、日常祭神仪式、日常祭祖仪式和国王神化仪式构成。每个仪式都有复杂的仪式程序,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它们并不是单纯的宗教仪式,而是以国王为首的统治阶级为了统治需要而设计和实施的仪式。在这些仪式的实施过程中,国王及其家族的神圣属性被宣传到全国各地,国王在军事和宗教方面的统治权力得到确保,甚至社会凝聚力也得到提高。这样,古埃及三千多年的王权统治的实施和延续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这些仪式的不断展演。     

评特米斯托克利的军事战略

特米斯托克利在古希腊史中是一位不容忽视的军事家、政治家,他大力发展雅典海军的战略决策,为雅典的强大乃至走向霸权奠定了牢固的基石;他在希波战争的紧要关头,审时度势,英明指挥萨拉米海战,成为希腊反败为胜的转折点,创造了古代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军事范例;在希腊内部,他把战略目标对准斯巴达,积极营建港口城防,使雅典有足够的实力可以和军事强国斯巴达相抗衡。特米斯托克利的这些军事战略对希腊历史影响深远,但他本人晚节不保,令后人深思。     

十九世纪末鲁西南地方权力结构与民教冲突

19世纪末鲁西南地区频繁发生的教案、民教冲突与地方权力结构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正是楔入乡土社会的教会势力破坏了地方上的权力结构,并与传统的地方权力结构分享乡土社会的控制民众权,使得以官绅为代表的地方权力阶层权势和利益受损,才导致了由地方权力阶层领导的反洋教运动。因此与其说双方的冲突是一种侵略与反侵略斗争或宗教与文化的冲突,不如说是双方利益和权力的争夺保卫战。     

日本利用宗教侵华之剖析

宗教是群众性、民族性和国际性的现象。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类在一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对支配自己命运的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观点,但却发挥着深远的影响。作为和某些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思想情感密切相关的宗教,它不仅涉及到其民族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和心理状态,而且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成为一种不可忽     

古典时代斯巴达公民人数减少的原因探析

公元前8-7世纪,斯巴达对外扩张,征服了美塞尼亚,逐步建立希洛制度,国力日益增强,随之成为全希腊的霸主。但自公元前5世纪初期开始,斯巴达公民人数日趋减少,从而对斯巴达霸权地位产生不利影响。斯巴达公民减少的原因大致有两方面,即战争、自然灾害。     

冷战后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与中国安全利益

冷战后,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的主导作用和地位进一步加强,中国在亚太的安全利益向纵深发展。同时,随亚太格局变化产生的国际矛盾斗争,对中国的安全利益构成严峻挑战。政治安全利益、军事安全利益、经济安全利益是中国在亚太地区安全利益的核心成分。政治安全利益内容广泛,包括国家统一、民族关系稳定、反对宗教势力渗透、维护政治稳定等;军事安全利益着重表现为捍卫祖国统一、维护领土完整、防范军事威胁以及军控和防止核扩散;经济安全利益涵盖金融安全、稳定的资金来源和良好的投资环境、资源安全特别是能源安全、市场安全、运输线安全、海外投资安全等。     

试论波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介入

公元前431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既是一场希腊世界的内战,同时也是雅典与波斯之间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远在东方的波斯在公元前412年与斯巴达结盟,介入战争。波斯介入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其想重新占领在希波战争中失去的小亚细亚西海岸的希腊城邦,向雅典复仇。希波战争后波斯与雅典之间长期的"冷战",斯巴达主动向波斯抛出"橄榄枝"寻求结盟,以及雅典远征西西里的惨败,最终促使波斯与斯巴达结盟。战争期间,波斯主要通过小亚细亚的总督对斯巴达进行军事和财政援助。波斯的介入不仅帮助斯巴达战胜雅典,赢得战争的胜利,而且还直接引发了公元前411年的雅典贵族寡头政变,开波斯干涉希腊城邦内部事务的先河。     

战国中山军事制度初探

战国时期,中山作为一中等国家能纵横于各大国之间,这与它拥有较为完善的军事制度密不可分。这一时期,中山国军事领导体制得以确立,国王集军权于己,相兼领军事。兵种配置上,中山国设有车兵、步兵、骑兵等。而军事赏罚的实行也为提高军队战斗力提供了保障。     

日本刑事诉讼制度的变迁

日本刑事诉讼发展史,是一部不断地学习外国先进法律制度的历史。明治以前主要学习唐律;明治以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主要学习以法德为代表的大陆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受到英美法尤其美国法的强烈影响,制定了现行刑事诉讼法,诉讼构造由职权主义转向以当事人主义为主、以职权主义为辅的日本式当事人主义。     

论托勒密埃及的专制主义

托勒密埃及*系指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公元前323—前30年)的埃及。托勒密国王的人格被神化,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享有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最高权威,依靠一套庞大严密的官僚体系对国家进行专制统治。托勒密埃及的专制主义具备了专制主义的所有特征,而且与古代世界其他文明的专制主义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