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华侨教育的历史回顾

本文是在查阅有关文献和考察访问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 194 5年 8月日本投降以后 ,朝鲜华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华侨知识分子的努力下 ,在朝鲜半岛北半部重新恢复和新建了华侨学校。这一时期 ,由于华侨教育得到了朝鲜政府的支持 ,朝鲜华侨学校发展很快。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华侨教育受到严重破坏 ,但在中国政府的大力帮助下 ,大多数华侨学校仍能坚持上课。从 195 3年 7月停战到 196 6年 ,由于多方面的有利因素 ,朝鲜华侨教育进入了鼎盛时期。但其后 ,朝鲜政府按本国教育体制全面改造了华侨教育。从此 ,朝鲜华侨教育沿着“朝鲜化”发展。作者认为 ,当今的朝鲜华侨教育何去何从 ,到了应该考虑的时候了     

“亲日”与反日——抗战时期朝鲜华侨的艰难抉择

卢沟桥事变后，滞留朝鲜的华侨无奈下必须谋求与日本当局保持和睦关系，尤其是驻京城（汉城）总领事馆面临二选一的艰难抉择。南京陷落促使驻汉城中国总领事范汉生脱离蒋政权，支持南京汪伪政权，朝鲜华侨遂宣布支持临时政府，成为日本友邦国国民。1940年代，八路军利用朝鲜华侨进行反日，仁川事件使朝鲜华侨与日本殖民当局矛盾激化，日本对朝鲜殖民地的统治开始受到来自南京汪伪政权管理下的总领事馆和普通华侨这两方面势力的动摇。     

家国春秋：抗日战争时期东南亚华侨教育研究

东南亚华侨群体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国内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贡献离不开华侨教育的作用和影响。抗战期间,东南亚华侨教育虽历经坎坷,但始终没有中断。其教育主题、内容始终带有鲜明的家国色彩,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战时教育是其教育的基调和灵魂。在华侨社会和国民政府的相互扶持下,华侨教育凝聚了海外侨民的救亡母邦意识,推动了华侨子弟的海外抗日运动,并直接培育了大批华侨抗日力量,为国内抗战做出了突出贡献。     

中日全面战争后的在日华侨、印侨网络

以近代日本在成为亚洲主权国家过程中经济方面的经历为线索,将居住在神户的华侨和印侨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华侨通商网络在20世纪30年代得以扩展、1940年后衰退的原因;简述了30年代起印侨通商网络的显著发展;揭示了欧洲近代帝国主义的本质与亚洲华侨、印侨通商网络的形成与扩展间的密切关系。     

国民政府保护华侨权益的尝试——以二战时期伊拉克海员华工案为例

论文梳理了二战时期伊拉克海员华工的基本情况与国民政府对工潮案的处理过程。1942年5月,驻伊拉克英军招募一批滞留印度的中国海员赴伊拉克为内河运输队工作,华工到后不久却因待遇差等原因而爆发工潮。国民政府与英军展开交涉,焦点为涉事华工应否受军事法庭审判。经过协商,由中方外派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开创了中国向他国派出法庭审判本国华侨的先河。中国法官并未使用军事法,而是以普通刑法审判华工,量刑较轻。此后,国民政府继续为改善华工工作与生活条件等问题与英军展开交涉,以保护华侨权益。伊拉克海员华工是战时海外华侨特别是华工生活的缩影,此案的处理体现了战时国民政府处理侨务的特点及境外司法审判实践的探索。     

国际移民与祖籍国经济现代化——以华侨华人为例的分析

论文梳理了国际移民在祖籍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分析了华侨华人对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并就中国在发挥华侨华人作用方面积累的经验进行了总结。论文认为,广大华侨华人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和获益者。这主要体现在华侨华人自身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关系网络方面具备独特优势,对祖籍国抱有深厚的情感和认同,并且在改革开放中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需要华侨华人的参与,而对华侨华人而言,中国经济现代化也同样意味着机遇。     

当前浙江华侨回国定居现象探析

针对近年来移民回流现象,用抽样调查的定量方法,对回浙定居华侨的人口社会学特征进行了归纳;对影响华侨回国定居的经济、政治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当前华侨回国定居主要是为了恢复国内户口,方便经商、读书和生活等,其本身还具有很强的国际流动性。我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实施积极的华侨回国定居政策,以顺应经济全球化和人权保障的时代潮流。     

《朝鲜华侨史》出版

由杨昭全、孙玉梅所著的《朝鲜华侨史》一书已问世。作者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为标准,将朝鲜华侨史分为古代(殷末周初至清中期)、近代(1840年——1949年)和现代(1949年以后)三个时期论述,对华侨移居朝鲜的历史、近代朝鲜华侨社会的形成,现代北南朝鲜华侨的概况,以及日本统治朝鲜时期的排华事件等内容进行了分析,突出了华侨与朝鲜人民融洽相处,促进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和促进朝鲜经济文     

韩中建交后韩国华侨社会地位变化考察

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在韩华侨人数变化的趋势、有关在韩华侨研究的概况进行了分析;从政府对华侨的关注及政策的改进、韩中民间经济贸易关系加速、韩国华侨扩大对外交流的努力、华侨学校的再兴等方面阐述了韩中建交后韩国华侨社会的变化;并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对韩国华侨地位加以评估。结论是,由于韩国政府对外国人政策的变化,中国人在韩国的影响力日趋显著;受教育、人才等因素的影响,在韩华侨在韩国的地位并无明显改善;随着新华侨影响幅度的加强,在韩华侨社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韩国政府对于外国人的政策已有相应程度的改善,包容多种文化的政治态度应予以肯定。     

1950—1957年我国华侨投资政策分析

论文梳理了1950—1957年间我国华侨投资政策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三个阶段,阐述了这一时期华侨投资政策的几个鲜明特点：明显的阶段性、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的大局、与争取侨汇的目标相一致以及尽可能顾及华侨的利益和意愿。在此基础上,论文对这一时期的华侨投资政策进行了评价,并对影响华侨投资政策制定的各种因素予以探讨,从其经验教训中获得对当今华侨投资政策的启示。     

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60年述评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可分为两个阶段。在新中国建立后,华侨科学家纷纷回国献身科技事业,贡献卓著;海外华商回国设厂和捐资办学一度非常踊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和国家正确侨务政策引导下,华侨华人掀起支持祖籍国改革开放的热湖。他们大规模来华投资,继续支持科技事业,大力兴办公益事业,积极推动中国统一大业。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史,是国史和侨史不可忽视的内容,其对于制定侨务政策、利用和保护侨务资源、推动祖国完全统一乃至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侨务领域拨乱反正述略

侨务领域的拨乱反正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面拨乱反正中的重要一环。侨务领域的拨乱反正首先从批驳"海外关系复杂论"入手,对"海外关系"重新作出肯定评价,并恢复重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的侨务机构以及建国初正确的侨务方针政策,继而侨务领域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保障归侨、侨眷合法权益,落实归侨、侨眷知识分子政策,以及落实侨汇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侨务领域的拨乱反正为开创新时期侨务工作的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光影中的民族认同--海外华侨与早期中国电影的发展与传播

论文考察了归国华侨与早期中国电影业发展的密切联系和华侨在中国电影海外传播中的积极作用。在近代中国国产电影的发展历程中,华侨在技术、设备、人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先导作用。一方面,在中国电影的起步阶段,一批海外华侨回国创办电影公司或投资参与电影制作,推动了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另一方面,侨居海外的华侨亦在当地积极支持国产电影,建立了国产电影的发行放映体系、拍摄突出中国文化的华语电影。民族认同让海外华侨积极推动早期中国电影的发展,使中国电影不断壮大,而国产电影的传播又进一步增强了海外华侨的民族认同感。     

侨批公会的建立与跨国侨批网络的制度化（1911—1937）——以潮汕为例的研究

本文以潮汕侨批业为个案研究,利用跨国主义理论,探讨了侨批网络的内部整合与制度化问题。认为侨批网络的制度化表现首先是侨批公会的建立,继而是侨批公会网络的形成,侨批公会网络再通过其制度化机制进入以中华总商会为中心的更高层次的华人社团网络。侨批网络的扩大加强了其对外的集体交涉能力,从而维护了侨批网络的正常运转。在此运作模式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侨批网络的运作模式对研究跨国华人商业网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清末和民国时期华侨在厦门的投资

历史上华侨在厦门的投资是伴随着厦门近代城市的形成不断发展起来的。从1871-1949年的79年间,华侨在厦门及其附近的泉州、漳州等地的投资为1.28亿元人民币(建国初价格),约占同期华侨在福建投资的92%。华侨在厦门及其周边地区投资最多的是房地产业,约占总投资额的46%,其他投资领域依次为工业、商业、交通业、农矿业和金融业。华侨在厦门的投资符合当时厦门作为归侨、侨眷聚居的消费型城市的各种需求,对厦门现代城市规模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厦门近代的发展具有自己的特色。     

建国后日本归国华侨的工作与生活——以《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为考察对象

本文以《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一书为中心,结合其他一些相关的文献资料,比较全面系统地分析研究20世纪后期从日本归国的华侨留学生在国内工作与生活的情况,希望能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归国华侨历史与日本华侨华人历史的研究工作有所启示。     

晚清政府的非洲华侨政策：评价与反思

针对晚清非洲华侨政策的研究中几个争议较大或有所不足的问题,提炼出三个总体观点：客观成效不能完全否定主观努力;个体不能代替整体;招工费的具体分析。认为在对非洲华侨政策上,晚清政府已经表现出了一定的主动性和进步性,如对主权的意识,对国际法的重视,对华民称呼的改变,部分出于对民生的关注而主动输出劳务,在外交上的主动争取等等。但限于国力和关注重点以及外交技巧上的多重束缚,晚清政府的非洲华侨政策其客观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     

华侨与近代侨乡工业——以广东梅县为例

将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以学界研究较薄弱的山区侨乡——梅县为研究区域,对华侨与近代侨乡工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华侨在率先投资近代工业中,注重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西方近代企业制度及经营理念。在侨乡工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华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近代华侨与中华文明

华侨现象源远流长。比较完整与正规意义上的华侨 ,乃是近代的产物 ,是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华侨是近代中外文明交流与交汇的重要载体。华侨在海外所进行的文明交流 ,是在母国文明与侨居国文明环境双重恶劣的条件下 ,自发而艰难地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