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与蒋张关系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导致利权严重丧失,他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因为在二次北伐与中东路事件中保存实力的张学良对他的地位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经过九一八事变,张学良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但仍有强大的军力。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失去全部军队,彻底退出政治舞台,蒋介石完成了削弱异己的目标。     

张学良主政东北时期与中共关系述论

张学良主政东北时期与中共的关系是与当时国内外形势及东北特殊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的。国际上 ,东北地区不断受到苏俄的经济渗透 ,作为东北地区最高行政长官的张学良从本集团的利益出发 ,继承其父的反苏传统 ,从反苏进而到反共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国内 ,中共的活动波及东北 ,消除中共在东北的影响成为张学良念念不忘之事。东北易帜后 ,东北地区成了中央政府的一个特区 ,张学良与蒋介石在反共上达成一致。但我们看到 ,张学良与蒋介石在反共的动机、目的诸方面又有着本质的不同 ,这种异质性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 ,随着张学良对蒋介石认识的深…     

宋美龄与张学良

北京时间2003年10月24日5时17分,宋美龄在美国逝世,享年106岁。这个当年被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称为：“娇小和纤弱”的“中国第一夫人”,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横跨3个世纪：她亲眼目睹了清朝的没落、民国的启建、军阀混战和日军侵华带来的灾难;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更见证了冷战时     

论民族概念与国民概念的关系

本文认为,民族概念与国民概念是两个本质上不同的概念。民族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民族学概念;国民则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民族成员与民族整体、民族分体与主体之间,没有权利及义务的关系,也就是不存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关系;相反,国民与国家之间,存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也就是一种政治和法律关系。加强国民意识,对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再探讨

基于中国国力不及日本、迷信和平和保存实力等因素考虑,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没有得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明确指示下,自行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沈阳失守,东北沦陷。由于在对日看法上,张学良与蒋介石观点基本一致;二人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又合作无间,所以,张学良和蒋介石对东北沦陷都应负责。论对狭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张学良应负直接责任;论对广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蒋介石则应负主要责任。但蒋、张之“不抵抗政策”,非为不抗日,而是何时抗日、如何抗日的问题。     

徐永昌与阎锡山（六）

十九、阎锡山兴师问鼎,兵败中原;徐永昌全师回晋,为阎保留了东山再起的资本１９３０年３月初,中原大战正式爆发。倒蒋军的作战部署是,沿津浦、平汉、陇海三路进军。津浦线全为晋军,由阎锡山指挥;平汉线主力为西北军,由冯玉祥指挥;陇海线为西北军与晋军,由鹿钟麟与徐永昌指挥。徐永昌指挥的部队为晋军孙楚、杨效欧、关福安、杨耀芳、张会诏五个军,还有赵承绶的骑兵军和几个炮兵团,共１５万人,是确有把握的部队。此外,还有万选才、石友三、孙殿英、刘茂恩等部,共约３０万人。战争初期,倒蒋军进展顺利。津浦线攻占济南,进克泰…     

张学良是怎样被转移到台湾的

当年蒋介石是怎样把张学良将军转移到台湾的?笔者就这个问题查阅有关档案,从中发现驾机的是王赐九,系湖南省慈利县溪口人。笔者循踪追迹找到王老,他已从武汉军区离休回乡养老,从他口中得知个中秘闻。     

张学良被囚禁在郴州的日子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结束后,因蒋介石背信弃义而失去自由的张学良,曾长期遭囚禁。从1936年到1946年10年间,他在中国大陆的囚禁之地秘密转移了12处之多?1938年1月,他从江西萍乡被押解到郴州,在郴州苏仙岭的苏仙观囚禁了2个多月,是12处中的第6处：现在苏仙观的“屈将室”,就是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的见证．     

梁启超论新民德与国民生计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借鉴西方社会经济理论,运用量化分析和经验实证方法,对于国民生计、国民职业与民德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论述,指出“生计憔悴之逼迫”是造成国民道德腐败堕落的根本原因,并提出民德与国民生计的进步为正比关系,“生利”与“分利”是衡量民业价值的标准,使占人口半数强的分利之国民变为生利之国民是改造国民道德的一条途径等一系列新认识。这些认识开拓了从民生入手改造民德的新思路,也开启了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民德问题的新学理,给后人认识民生与民德问题提供了思想和学术上的启示。     

东北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与民族关系研究

本课题以东北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为视角,以民族关系为落脚点,对东北地区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与民族关系发展进行研究.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尽早融入城市社会,符合流动人口和流入地城市各自的利益.城市政府有责任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和具体政策,大力构筑以交流、交融为中心的社会政策体系,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尽快适应城市生活,让广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共享城市社会改革发展的成果,共建和谐家园.     

东北地下抗日斗争述论

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期间,大小不等的地下抗日组织在东北各大中小城市的秘密战线进行抗日斗争。大体可分为四个系统：共产党地下抗日组织、国民党地下抗日组织、无党派地下抗日组织、以无党派人士为主而各党派人士参加其中的地下抗日组织。上述地下抗日组织的斗争目标是一致的,但其工作内容和活动方式则不尽相同,有侧重情报的,有侧重支援配合抗日武装部队的,有侧重抗日宣传和积蓄力量、潜伏待机的,有组织、发展实力,准备武装抗日的,有专事某项活动的,有各项工作兼做的。他们在危险的环境中,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不屈不挠,展现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高风亮节。东北地下抗日人员虽然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持有不尽相同的政治信仰,在如何进行抗日地下斗争方面的见解、方法也不尽相同,但大敌当前,他们有着同样的战斗任务——抗日救国,怀着同样的爱国心,因此,在关键时刻和生死关头,相互救助,手足情深。     

红军与东北军为推动全国抗日的新证——近现代史文物的一次重大发现

今年3月,纽约邦瀚斯拍卖公司拍出一批与西安事变相关的原始文献及其他资料共8种数1 0件,其中最为珍贵而引人关注的是彭德怀、毛泽东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政治委员的名义写给张学良的信函,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写给张学良的信函、红军与东北军的《抗日救国协定》以及张学良关于处理后事的手记等几个文件.兹根据拍卖公司在网上公布的照片和介绍,对前三个文件作如下初步考证和评估.     

宗藩体制解体与东北亚乱局

东北亚问题成为国际焦点问题之一,这是近代以来国际局势再演再变的结果.清政府面对近代化压力不得不放弃"王道政治",直面自己的内部问题,力图建立近代国家.对于先前各藩邦受到列强或近邻的侵害,清政府无力亦无心继续予以救助,于是先前行之有效的宗藩体制解体,并导致至今扰攘不宁的东北亚乱局.     

章太炎与端方关系案

章太炎与端方关系的这桩公案,在同盟会时期是件大事,它涉及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分裂,对章太炎本人来说,也至关重要。本文试图将该案的始末作全面梳理,以揭示当时革命党人之间的派系纷争和章太炎的固执派性。     

张鸣岐与清末广西近代化

1901—1911年,清政府在全国推行新政。时任广西巡抚的张鸣岐抓住契机,立足广西僻处边陲、民智未启、资源丰富这一历史现实,以统筹“边防全局”、“振兴实业”、“培养人才”为指导思想,致力于广西各项事业的建设,客观上推动了广西近代化。     

章高元与中日甲午战争——兼论章高元在胶州湾事件中的表现

清军将领章高元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奉命增援前往辽东战场,在盖平战役中他不畏强暴.奋勇杀敌,建树了英雄业绩,虽败尤荣,表现了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章高元在胶州湾事件中坚持抵抗态度,但违心服从清廷旨意,对其后丧地负有一定责任.应肯定章高元是一个有作为的抵抗派人物,是功大于过的爱国将领.     

1926年中东路危机后苏联在中东路问题上态度的变化及其实质

1926年1月中苏中东路危机后,苏联在中东路问题上的确就用人及利润分配等方面向中方作出了一些让步.但苏联的让步是在苏联主导下的有原则的让步,其实质是要保住中东路,维护在中东路的既得利益.     

大革命时期中央银行初创资本金考

广东革命政府于1924年创立的中央银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以“中央银行”命名的国家银行,尽管严格讲它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国家银行,却是后来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滥觞,在金融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在北伐战争时,它担负起一切军政费用的支应和调拨的责任,对支援革命战争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于该行的开办资金,历来学界大都认为有粤币毫银1000万元,但根据对有关史料的分析和考证,这笔款项其实并不存在。     

1929年河南灾民移垦东北述论

传统而言,灾民的灾后安置不外乎“移民就粟”和“移粟就民”等几种手段。1929年,河南灾荒发生后,为了挽救灾民,河南赈务会进行了这次颇具规模的灾民移垦活动。灾民的此次移垦并不十分顺利,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河南灾民的东北移垦。依靠社会各界的帮助和自身的劳作,灾民最终避免了被家乡灾荒吞噬的厄运。灾民移垦不仅解决了河南部分灾民的生存问题,同时对于开发东北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随着河南移垦灾民的土著化,这种意义体现得将更加明显。     

论张居正大力裁革冗官及其失败的原因

明朝中叶以后,由于官员数量渐增,国家财政开支加大,裁革冗官成为此后政治生活中不断议行的内容。张居正之前,已有多起裁革冗官之事,张居正担任首辅后,更大力推行裁革冗官的活动。这场裁革冗官活动共经过了四个阶段：万历八年为开始阶段;九年正月为高潮阶段;九年二月至九月为继续发展阶段;九年十月至十年六月为收尾阶段。所裁冗官推测当在一万员左右。张居正去世后,由于政局的变化,其所裁冗官陆续被恢复。张居正裁革冗官失败的原因有：活动本身有过火之处;在裁革冗官时对官吏的利益考虑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