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的灾异观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常被并称为《春秋》三传。本文标题也采用了这个约定俗成的说法。不过,应该说明,《左传》原非解《春秋》之书,前贤已多有论证,我也同意这种说法。所以,本文标题并不表明我是认为《左传》原为解经之书的。一皮锡瑞在其《经学通论·春秋》的“论《春秋》书灾异,不书祥瑞,左氏、公羊好言占验,皆非大义所关”条中,举了一些《左传》中占验的例证,并说:“公羊家与左氏异趣,而亦好言祥异占验。汉儒言占验者,齐学为盛。伏传五行,齐诗五际,皆齐学。公羊氏亦齐学,故董子书多说阴阳五行,何氏解诂说占验亦详。要皆《春秋》之别传,与大义无关。”     

何休阴阳灾异思想析论

何休（公元１２９—１８２年）是东汉后期著名思想家、《公羊》学大师。其代表作《春秋公羊传解诂》是《公羊》理论的集大成者。在何休所总结的《公羊》学“义例”中,有重要的一项——“二类”,也即“人事与灾异”。它是何休思想体系中的有机构成部分,也是何休学说的一...     

早期《左传》研究的两功臣——广东人陈钦陈元父子

一般的意见认为汉人刘歆是奠定《左传》学的元勋。那么,当时的陈钦、陈元父子俩对促进《左传》学的发展来说也贡献颇大,堪称是早期《左传》研究的两大功臣。 《汉书·刘欲传》说:“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据说《左传》是由春秋末战国初的鲁国人左丘明最先编撰的,因这部书中有不少内容对孔子所撰的《春秋》经文有所解释,故它又被视为解经之作。西汉时著名的解经之作有《公羊传》和《谷梁传》。两传具属今     

何休与《公羊》学三世递进的历史进化观

作为大一统思想的补充,《公羊》家提出了三世说。他们认为,《春秋》是孔子应天为新王制义法,《春秋》即一王之法。“《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春秋繁露·玉杯》)。在《春秋》里,寄托了孔子治世的理想。《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说:“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未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何休《解诂》说:“末不亦乐后有圣汉受命而王德如尧舜之知孔子为制作。”又解释“制春秋主义,以俟后圣”说:“待圣汉之王以为法。”认为孔子是为新王立法,此新王,即圣汉之王。当周之世,作新王之法,权假文王,最后落实到为汉代立法。     

汉代公羊学传授考

《春秋公羊传》在西汉时代是个显学。名人有董仲舒和胡母生及其弟子公孙弘。董仲舒三对策受汉武帝赏识而被任为江都相,并著《春秋繁露》流传于世,成为“儒者宗”。胡母生与董仲舒同业,治《公羊春秋》,又都是汉景帝时的博土。董仲舒还“著书称其德”,敬佩他的品德。他因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亦颇受焉。”(《汉书·儒林传》)齐地讲授《春秋》的学者都以胡母生为宗师,即现在听说的学界泰斗。     

《尔雅》与诸经传注关系条辨

《尔雅》是儒学经典之一，与诸经传注均有不同程度的关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尔雅》“实自为一书．不附经义”。不尽其然。本文逐条辨明《尔雅》与《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及其传注的关系，推翻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观点。     

章太炎的《春秋》、《左传》研究

本文选择章太炎经学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春秋》《左传》研究进行论述。章氏对《春秋》《左传》的研究基本上以论述《春秋》《左传》二者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 ,以批驳公羊学派的《左传》作伪说为皈依。他从史学角度论证《春秋》为经史一体 ,《左传》信而可考 ,论证《春秋》三传的关系 ,论证《春秋》《左传》笔法、体例、行文的不同之处等 ,从论据到论点均有精彩、可取之处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     

《春秋》三传立主制度发微

关于春秋时期丧祭设立庙主的制度,《春秋》三传各有所论,汉唐以来诸儒多以三传所言为一种统一的制度。但实际上《春秋》三传关于先秦立主制度的论述,各有其义,并不能混为一事。郑玄、孔颖达合三传所论为一,不能代表汉代《春秋》今文学家的本意,亦与春秋礼制的实际不尽相合。而《公羊传》《穀梁传》的立主之说则很可能是战国礼学家构建的整齐之制,一定程度上掺杂了后儒理想化、规范化的认知,其所论述的制度并不一定为先秦礼制的实际。     

孔子诞辰纪念日

孔子诞辰纪念日是民国“国定纪念日”之一.孔子是我国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者.他幼年即志于学;壮游四方,阐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救世致治忠恕一贯之道;晚年复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垂法后世,为儒家之祖.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为纪念孔子,历朝都有封号.并于孔子诞辰行礼祭祀.孔子生日,说法不一.《公羊》、《谷梁》二传都说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即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而《公羊传》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谷梁传》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以夏历推算,则为八月二十七日,所以《孔子家谱》及《祖庭记》都根据《谷梁传》定于夏历八月二十七日为孔诞.清朝康熙皇帝也钦定此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     

孟子论《春秋》

孟子最了解《春秋》。孟子未给《春秋》作过章句训诂,似乎也不曾接触过《春秋》“三传”。孟子书中提及《春秋》的地方并不多,主要的只有两处。但是,这仅有的两处却把《春秋》的几个主要问题讲清楚了。孟子关于《春秋》的观点对后世《春秋》学的发展有极大影响。特别是汉代公羊家,他们的一些关于《春秋》的基本论点,肯定是吸取了孟子的成果。孟子说:     

论康有为《孟子微》之“微”

《孟子微》是康有为发明《孟子》“微言大义”之作。康有为认为,《春秋》乃孔子大义微言之所在,孔道之微,当于《春秋》求之;《孟子》乃传《春秋》之作,《孟子》之微,当亦于《春秋》求之;《春秋》乃孔子立教改制之书,《孟子》以儒为教,以孔子为教主,其三世三统之变、进化维新之义以及众生平等、世界大同的理想与《春秋》一脉相承;《孟子》传孔子《春秋》之学,得孔道之本,孟子之学应出自有子,而非曾子。《春秋》在康有为的经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我们理解《孟子》之“微”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朱熹所谓《春秋》之“难”探析

朱熹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其对经书典籍都有研究,但对《春秋》多次指其“难看”“难读”“不可晓”.通过分析朱熹对《春秋》性质、孔子作《春秋》的原因、《春秋》与“三传”的关系、解读《春秋》之方法的理解,可以看出朱熹以史解经,以理判史.《春秋》之“难”一方面是《春秋》经文本身简略,难于考证;另一方面是《春秋》诸家注疏多有臆凿之...     

《公羊传》中“君臣之义”与“亲亲”原则的冲突

<正>由于儒家是中国古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经典成为判定是非的标准,也就是引经决事,特别是在司法实践中以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作为判案的依据,就是后世所谓的《春秋》决狱,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春秋公羊传》的部分判例却不符合逻辑。     

论汉代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了“天下一家”思想的悠久传统。这种思想到战国尤其是汉朝时期,更进一步发展为系统的大一统思想。《春秋公羊传》是表述这种思想的一部著作。此书在战国时期就以口授的方式在学者间师生相传,至汉景帝时始著于竹帛。汉武帝时的春秋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作《春秋繁露》,对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作了系统的阐述。至东汉末,何休作《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把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发展成一套具有历史哲学的特点的理论体系。本文所要论述的范围就是这三部书的大一统思想的内容以及其间的发展。 (一)《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思想     

郑玄《鲁礼禘祫志》辨

郑玄《鲁礼志》据《春秋》记载,鲁国君三年丧毕,行祭于太祖庙,明年行祭于各庙;三年后再行祭,五年再行祭。如是更迭而行,所谓“五年再殷祭”,“三年,五年谛”。鲁行天子礼,故天子礼同。本文从三个方面说明郑氏说不可信。一、先秦古籍唯《礼记》三处有“”字,均作祭祀方式讲,不是祭祀名称,根本无祭。二、郑氏云“某年某月”、“某年某月”,多数为推测之辞,不见于《春秋》。即《春秋》所载七次祭事,也只有二次为祭,其余为四时祭及有所祈祷之祭。三、“五年再殷祭”,“三年,五年”,为《公羊传》及何休注采用汉《礼纬》之说。经考证鲁国君三年丧毕,只行一次祭,或在太祖庙,或在己庙,以定昭穆之位。郑氏之误,由于信纬书之说。     

《北史·崔浩传》校读札记

读中华书局点校本《北史·崔浩传》,发现其中误字、脱字数处,校勘及标点亦有值得商榷之处,札记如下:1.“情见事露,则百姓意阻.”(第773页)按:这句话是崔浩担心北魏实情暴露而说的,惟恐百姓意气沮丧,从而失去对北魏统治的支持和摄服,故“阻”字应从《魏书·崔浩传》作“沮”.2.“浩对曰:‘案《春秋左氏传》说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其物也.……,”(第733页)     

试论庄存与《春秋正辞》与官学的关系问题——《禁暴辞》《诛乱辞》读解

《禁暴辞》《诛乱辞》作为庄存与《春秋正辞》的第七与第八"辞",完整体现了《春秋》诛乱贼、达王事的根本大义。将之与《左传》《公羊传》《穀梁传》《春秋胡氏传》及乾隆官方的《日讲春秋解义》《御纂春秋直解》相比,可以发现,不论是庄存与因袭还是偏离官方经说,其背后的解经旨趣从未改变,皆以维护王道秩序为职志。这不但不背离官方以《春秋》为治术,维护尊王大一统的立场,甚且比官方阐释更完整、更有意识形态性,其卫道护统的衷曲亦比官方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乾隆朝的文化教育官员,其学术对官学的这种响应,当与其自身的核心关怀相关,也是时代、经历、家世、性格等诸多因素相互激荡的结果。     

《春秋》文化价值论略

笔者曾占本刊一角,概述《诗》、《书》、《礼》、《易》的文化价值,现补论《春秋》,连同前篇,可略观“五经”文化意义之全貌,并以之就教方家。 一、官修编年国史之滥觞 “春秋”原是西周末期至东周前期各诸侯国编年国史的通称。《国语·楚语》有“教之以《春秋》”、《国语·晋语》有“习于《春秋》”等语,可见楚史、晋史皆名《春秋》。《墨子·明鬼》更征引“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说明春秋年间各诸侯国所编国史皆名《春秋》,墨子曾称“吾见百国《春秋》”,极言其时作为列国国史的《春秋》数量之众。然而,在众多的诸侯国国史中,传世者仅为《鲁春秋》,于是,后来《春秋》成为鲁史专名。《孟子·离娄》说:“晋之《乘》,楚之     

北宋对古代文献注释的变革

(一)刘敞《七经小传》及其出现的意义宋代学者王应麟说:“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困学纪闻》卷八《经说》)这期间,尤其是唐人“疏不破注”的作法,更是束缚了人们的头脑,难以在注释古代文献方面有所创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仁宗庆历之前,直到刘敞的《七经小传》问世,才打破了这种“多守章句注疏之学”的沉闷局面。(引文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七经小传》共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包括《尚书》和《毛诗》;中卷包括《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公羊传》;下卷则是《论语》。从形式上看,《七经小     

从《左传》释《春秋》用语看“春秋笔法”的性质

“春秋笔法”,本即春秋时代鲁国史官记载鲁史(《春秋》)的遣词用字之法,自古以来便是“曲折”、“褒贬”的代名词,似乎古代史官记史偏好“弯弯绕”。但深入考察“传”《春秋》的《左传》关于《春秋》用语的阐释,却可发现,长期以来人们所理解的这种“春秋笔法”,其实早已变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