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尽狂沙始见金——谈谈明代的内府刻本

正在古籍善本领域,如果说某种版本类型被世人误解最深,长期饱受污名,但是又深受当下古籍收藏界的重视,那恐怕非明代内府刻本莫属了。顾名思义,明代内府刻本就是明代皇家的刻书。作为皇家的刻书,明代内府刻书上承五代、两宋国子监刻书和元代兴文署刻书,下启清代内府(武英殿)刻书,是中国古代中     

明代建阳刻本广告刍议

明代是我国刻书事业的鼎盛时期,建阳作为著名的刻书中心,是当时全国刻书数量最多的地方.     

明代南京的印书

明代官私刻书数量之大,品种之多,超越宋、元。当时"两京十三省",无省不刻书。因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同,印刷事业随着发生变化。开封为五代、北宋首都,当时也是出版中心,但明代只有布政司、按察司与周王府刊书三十余种。山西平阳府金、元两代均为北方出版要地,至明代合蒲、绛、解、汾四州,只出版了十九种,而且《铜人针灸经》、《西方子明堂灸经》插图已恶劣得不象样了。成都为宋代蜀刻中心,入元后一蹶不振。明代成都只有蜀王府刻的较多,凡廿八种。杭州在明代也不及宋、元时活跃。只有福建建阳书坊尚能保持宋、元以来的传统地位,以多取胜。而新兴的地区则有南京、北京、苏州、徽州、湖州等地。南京刻书起源很早,五代十国时为南唐     

明代苏州府和松江府刻帖比较研究

明代帖学与书学发展同步。苏州府、松江府是明代中期和晚期书学的中心,同时也是明代帖学的核心地带,它们是明代刻帖数量最多的两个府。大批著名刻帖诞生于此,如《停云馆帖》《戏鸿堂帖》等。苏、松二府刻帖各具特色:苏州府刻帖大量刊入宋、明人书,为晚明浪漫书风打下基础。形式多样,帖内法书的书体丰富,编排更合理。吴门刻工甲天下,并向全国输出。此地刻帖以文徵明家族刻帖最为著名。松江府刻帖数量称冠全国。极力宣扬本地域书家,与吴门书家争胜。家族自刻个人丛帖为主流,董其昌及其亲友团为晚明松江府刻帖的主要力量。松江府刻帖妍媸参半。著名书家是苏、松二府刻帖发展的强劲引擎,明中期、晚期的两位书坛领袖——苏州府的文徵明和松江府的董其昌是其中的关键性人物。     

《唐处州司马穆府君夫人孙氏墓志》考——兼及书刻与"玉册官"的讨论

《孙氏墓志》记载了河东孙氏的生平及其子的官职等内容,其书刻规格之高在晚唐非奉敕书刻墓志中十分罕见.其所留存的晚唐书、刻名家信息,可补晚唐书法名家张宗厚的官职变迁、书法风貌之之阙,并为唐代"玉册官"制度的研究提供素材.     

海源阁刻书考

世人皆知海源阁藏书楼庋藏宏富,据王绍曾先生最新统计,其藏书达四千三百余部,十七万九千余卷①;海源阁藏书重宋元佳椠,其镇阁之宝"四经四史"传为我国藏书史上一段佳话.其实,海源阁刻书亦成绩斐然,但多年来为藏书成就所掩,且偶或散见篇章中亦说法不一.笔者经过多方考证,终于摸清海源阁刻书之底蕴.笔者以为海源阁刻书虽不能与以专事刻书售书的汲古阁等相提并论,但以海源阁刻书之内容及质量而言,它同样为保存传播我国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安理学对徽州刻书的影响

徽州刻书世称徽派刻书,据考证,徽州刻书源于唐,在宋元时期成为安徽地区刻书中心,在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其数量之多、门类之广、刻技之精,在全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形成了明清时期刻书业中的一大主流派别。在徽州刻书的发展过程中,新安理学为这一地区的刻书业的兴盛繁荣奠定了良好的人文基础：理学大家及其门徒的众多论著为徽州刻书提供了水准较高的出版内容,究读理学,重视教育的风气又为徽州刻书提供了大有可图的消费市场。     

关于清内府书籍经卷板片的采买、存贮等问题初探

我国自有版刻图书以来,书板便主要用于刷印文化典籍。封建统治者和儒林学士对书板一向是重视和珍爱的。元、明、清三朝定鼎之初,都有收贮和补刊前代官刻书板的史实。康、雍、乾三朝是清代封建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也是内府修书刊刻事业的昌盛之     

宋代浙江的刻书业（下）

民间刻书主要指私宅、家塾刻书与书坊刻书。宋代,浙江私宅刻书不及书坊刻书之盛,但亦有几家在我国刻书史上颇具声名。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中提到北宋淳化年间(990-994)杭州陆氏万卷堂尝刻《史记》,宝元二年(1029),临安进士孟淇刊刻姚铉《唐粹》一百卷。     

漫谈写刻工——古籍中的写刻工姓字

石碑的书、撰、刻,历来都是以书者与撰者传世的,刻者之名,则鲜为人知,甚且有的镌刻精湛,连同书、撰并称“三绝”的.人们为了临习书法而专重书者,撰者之名也渐被隐没,更不用说刻者了.虽然如此,文人学士对于刻石,认为事属风雅,还是感兴趣的,不仅有的大家手自勒石,就是一般学人,也不乏治印名手,形成专门艺术,被称为篆刻学.可是对于雕板印书,则只有名家书写,却不见方家雕镌,这或许     

篆字崖的传说

禄劝县鼠街有一篆字崖。从很久远的年代就流传下来了,后来,人们把它错叫为“錾字崖”。原先,这“篆字崖”上刻有古字,不知是哪个朝代就刻的,是出于凡人之手还是仙人所刻,没有哪个说得清楚。经过几个朝代,当地人没有一个能辨别得出是什么字,更晓不得写的是什么内容。一天,来了个“下方人”(跑江湖的外地人)路过此地时,听说此事,便专门下崖去观看,他本认识篆字,轻而易举地就读通了。原来写的是:“崖上的某一处,挂着一     

宋代国子监刻书考论

宋代国子监既是中央教育机构,也是国家主要刻书机构,并兼有管理各地图书刻印之责。为满足其政治、思想统治,宋廷对国子监刻书之内容及其质量控制、机构设置及其管理、图书刻印发行出售等方面都订有颇为详备之制度,从而对当时各地州县官学大量印行图书,以及后世国子监刻书产生了重大影响。     

明代官刻农书与农学知识的传播

明代官刻农书,指的是在明代官员主导或参与下刊刻的农书。初步统计,这一时期官刻农书的数目在51种左右,刊刻次数则约为68次。这些农书在官刻过程中,构筑了从获取到校订再到刊刻与流传的关系网络。通过这一网络,农书得以传播,书中所载的农学知识亦得以散布。一方面,旧有的农学知识与私人的农学经验通过农书的官刻而重现与"公共化";另一方面,官刻农书更加强调有关教化与治理方面农学知识的传播。     

符山堂刻本《音学五书》版本问题考释

一、符山堂本《五书》版本特点及其差异 符山堂本《音学五书》(下简称《五书》),由当时著名刻书家张弨校刻.顾衍生《元谱》:"(康熙六年)开雕《音学五书》于淮上,张力臣弨父子任校写之役."①     

“明线刻司马迁骨质牌饰”考辨

馆藏牌饰,原名有误,应为明线刻司马迁骨质牌饰。本文从用材、画像、书刻、圈椅等方面进行考证,均具有明代特征。正面线刻人物与背面刻书互为印证,反映同一主题,即"史圣"司马迁。刻书内容广博,用《龙门史》喻《史记》,并与汉代诸家相较,无以比肩。牌饰正面所表现的圈椅,在已发表的家具资料中不见,为研究明式家具提供了新资料。牌饰材质的探讨也为区别牙质与骨质提供了范例。     

芝秀堂本《古今注》版本考

芝秀堂刻本《古今注》,张元济、陶湘都亲自鉴定著录为宋刻本,且分别收入相关的丛书内。但今人却著为明代正德、嘉靖年间的翻刻本,并没有提出相关令人信服的证据。兹以原刻本鉴定,发现芝秀堂原刻部分与后补刻的部分,版框不同,字体不同,墨色浓淡不同,书版磨损程度有很大差异,两者不是同一时代的书版,断定为宋刻明印本。     

岣嵝碑之文确是古蜀文字

相传为夏禹纪功的《岣嵝碑》,虽为史悠久,宋以前无人见过,唐中叶大诗人刘禹锡闻而未见,韩退之也是搜而不得。南宋嘉定中(1208—1224)始有何致于湖南衡山岣嵝峰摩刻之。凡七十七字,似篆籀又非篆籀,人们称为是大禹所得的“金简玉书”,神秘得很。 它究竟是什么文字,谁书谁刻,什么内容,可以说千古以还,仍是个谜。但是,到明代也出现了一些译者,如杨升庵、沈鉴、安如山、郎瑛、杨廷相、杨时乔等等,其中以杨升庵最著名。他们著之于书,摩之为册,先后收入《金石索》(清·冯云鹏昆仲)、《金石萃编》(清·     

富丽精工 典雅静穆——安徽博物院馆藏徽派版画赏析

<正>中国的版画艺术,从远古时的岩画、陶器上的彩绘、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字及秦汉画像石刻而起源,在隋唐五代时期逐渐成长起来,宋元两代堪称"兴盛时期",这一时期除了宗教木刻画被大量创作之外,民间日用的雕版画以及年画性质的木刻也开始风行于社会。徽派版画源于刻书,是明代中叶兴起于徽州的一个版画流派,在明万历年间达到鼎盛,徽州的巨族、富商尚刻书,举凡宗谱、地志、经史、考古、宗教、文艺、墨谱等类书籍,     

范文正公遗像碑研究

范文正公遗像碑现藏苏州碑刻博物馆.碑青石质地,身长2.14、宽1、厚0.34米.碑座长1.23、宽0.50、厚0.48米(见拓片)碑分上、中、下三方面内容.上为宋代(?)灏撰、宋之才书范文正公真赞;金代大文学家元好撰问范文正公赞;明代吴县知县冯渠跋范文正公像.中为冯渠所画范文正公像;像右侧有明代“钦差提督、监察御史谢廷杰立石”等字样;像左侧署名“长洲县知县邓鹤,吴县知县冯渠镌石”等字样.下为明代范仲淹的十六世孙范惟一“谨奏建并识”、“十六世守祠孙范以益、十七世主奉太学生允恒重督镌”等字样.整个碑由“郡人吴应祁刻”.该碑记有两个年号:“识”于万历元年(1573),“刻”于万历十三年(1585).     

建本发展轨迹考略

南朝(刘)宋时(约438)闽中就有书肆萌芽,但由于时代久远,已无法可考建本出现的具体时间,一般认为建本的历史从唐末五代(915前后)闽中刻书起至清王朝覆亡(1911),共千载。其间,历经唐代书肆荟萃、五代刻书崛起、两宋兴盛、元代的持续发展、明代再攀高峰、清代衰而复盛的过程,福建书业一直是全国中心之一。现将建本千载历史的发展轨迹考略于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