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黄岩岛主权归属问题及启示

黄岩岛不属于南沙群岛争议范围,向来在中国的主权管辖之内,过去从未遇到过挑战,一些国际专家也充分肯定了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然而,自1997年5月,菲律宾开始对黄岩岛提出主权要求,编造谎言,“小动作”不断,隔三羞五挑起事端,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本文略述黄岩岛的“前世今生”,拆穿菲律宾的谎言,以及阐述此争端带来的启示。     

延边地区的历史变迁及其主权归属

延边地区是我国朝鲜族同胞的聚居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朝鲜族进入该地区只有约100年的历史,而且一直处于中国政府的管辖之下,韩国某些势力宣称的间岛是韩国的领土或间岛是韩国人首先发现的不仅缺乏法律依据而且经不起历史的推敲。中国应该未雨绸缪,加强对延边主权问题的研究,争取在学术争议范围内解决问题。     

中日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的历史由来

钓鱼岛问题,是中日之间悬而未决的领土主权争议问题,也是中日两国外交关系中比较敏感的话题。本文从钓鱼岛的经济军事战略地位分析其重要性,并用史料证明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同时把日本侵占钓鱼岛的过程予以阐释。     

钓鱼岛主权归属的历史与国际法分析

中日两国大量历史文献表明,最早发现、命名和使用钓鱼岛列屿的是中国人,而不是琉球人或日本人。钓鱼岛列屿并不属于“旧琉球王朝的势力所及范围”,该列屿在明朝便被纳入中国的海防及行政管制区域。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根本没有涉及钓鱼岛列屿的主权问题。1952年美国托管当局将钓鱼岛列屿划入琉球列岛地理境界的经纬度内,这是极不适当的和不合国际法的。因此,日本声称拥有该列屿主权在国际法上不能成立。     

关于中日钓鱼岛主权的历史争端与战略思考

在中日间围绕钓鱼岛主权的争端中,日本屡屡挑战中国国家利益的底线,成为中日关系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与核心问题。日本政府通过不断促使钓鱼岛列岛主权争端的升级,掀动“中国威胁”论,调整和扩充日本的军事力量,并通过日美同盟把美国紧紧捆绑在日本的战略布局当中,实现一石三乌的战略效应。日本安保战略和政策的调整明确而具体地反映了日本对...     

从外服制看商代四土的藩属体制与主权形态

商代外服制是一种藩属体制,类似汉唐时期以原始性和松散性为特征的间接管理和统治的羁縻制。在外服制的藩属体制下,商朝四土的政治疆域极其模糊。伴随着商朝国力的盛衰和对四土政治、军事经营的推进与收缩,商朝疆域经常处于变动之中。在殷商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商王朝在四土之境能够直接或间接行使的主权颇为有限。直至晚商时期,商朝对四土诸侯的控制方逐渐加强,商朝方逐步成为真正意义上拥有一定领土主权的早期国家。     

从历史实践看民主与专制的关系

自《炎黄春秋》2009年第9期发表邵建《民主与专制的百年迷途》以来,计有4篇文章对民主与专制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尤其是许良英、王来棣两位老人的大作《评专制的对立面之争》(2010年第12期),有着更深邃的思考,表达也更为全面,耄耋之年依然关心中国的民主事     

从西班牙历史看"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界定

"民族国家"是一种国家形式,同时也是近代以来形成的一种政治属性的民族,可称为"近代民族"。它与其他那些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属性的民族有明显区别,主要特征在于:其规模相当于一个主权国家,而不像自然属性的民族那样不是大于一个国家就是小于一个国家;其主权属于人民,而不能属于任何个人或其家族。它诞生的标志不是"国家统一"而是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19世纪以前,国家统一之后所产生的往往是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它们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西班牙国家统一后,立即通过海外征服和王室联姻等途径迅速膨胀成为一个超级庞大的殖民帝国,西班牙人成为它的"主体民族",但国家主权却属于来自外族的君主。它那时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封建王朝国家。直到19世纪初,随着反抗拿破仑占领的独立战争,西班牙的近代民族意识才被唤醒,才成为一个民族国家。     

从国际政治与国际法联姻看中国的和平崛起

进入21世纪,世界进入一个发展、变革和转折的重要历史关头,国际社会中国际政治与国际法日渐结合,与此同时,中国也进入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在这样一个重要阶段,面对并存的机遇和挑战,中国需要以全新的视角来概括自己的任务,确定自己的目标。中国试图探索一条不同的发展途径,寻求一条不同于历史上西方大国的崛起之路,和平崛起便是中国求索后的选择。这一战略顺应国际政治与国际法联姻的历史潮流,势必会继续推动二者的结合。     

从叙利亚危机的胶着状态看国际组织维护地区安全的困境与出路

叙利亚危机的胶着状态表明国际组织在维护地区安全方面面临着重重困境,难以达到人们的预期。同时也应当看到突破这个困境的根本出路就是国际组织加大自身改革的力度,彻底摆脱超级大国或地区性大国的摆布和操纵,真正担负起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的重任。     

浅谈我国的不可移动文物所有权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要求普查者对不可移动文物的所有权进行登录,但在登录时出现了所有权认定不准确现象,由于《文物保护法》中对国有和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不同规定,将给以后的保护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要正确把握不可移动文物的所有权,以便为国家制定相关的文物政策提供参考,为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依据。     

南海"断续线"的法律地位

文章对南海“断续线”的法律地位进行了探讨。认为存在于南海的九条以国界线方法标绘的“断续线”,确认了中国对线内岛礁滩沙的主权和对周边海域的海洋权益。“断续线”与领海外部界限、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主张线、菲律宾“条约线”等有着本质的区别。南海“断续线”的法律地位使其在维护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和意义。     

刘师培的民族史研究及对蒙文通的影响

晚清时期有关民族问题的大讨论热烈而持久,这种现象,实为政治上“革命”之需要的产物。晚清革命派以民族问题的探讨为欠,吹响了倒清的号角,刘师培正是有力的吹鼓手。刘的民族学研究,既有政治的意蕴,同时也有一定的学术含金量,对于现代史学中民族史和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评《三皇五帝史断代》

董立章《三皇五帝史断代》一书的立论难以令人信服,其对“疑古派”的批判无法令人接受,书中为证明自己观点堆砌的许多材料也是靠不住的。     

从《当代江西简史》的编纂探析地方史的编写规律

研究与编纂当代地方吏是研究与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从研究与编纂《当代江西简史》入手,对编写当代地方吏过程中的一些规律做了有益的探索。文中认为,编写好当代地方史是国史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必须领导重视,具有一支政治可靠、业务强、熟悉省情的编写队伍;要从系统研究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入手;必须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必须突出地方特色;忠于历史,科学修史,对历史进程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力求做出科学的分析和论述,为促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促进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服务。     

马士及其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研究

马士是西方公认的汉学先驱之一。在中国海关任职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撰写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问题的著作,它们对20世纪前半期西方的中国历史学著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许多有关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著作,不仅开启了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声,为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拓宽了西方汉学的研究领域,对西方现代汉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逐作用。     

皮锡瑞《经学历史》并非经学史著作

《经学历史》的"十个时代",一直被学术界视为皮锡瑞所分中国经学史的"十期",并因此将《经学历史》视作中国第一本经学史著作。然而细读《经学历史》,可见书中分十个时代所作的论述,并非是对经学史的分期与评述,而是着力宣扬"尊孔"、"崇经"的思想,体现出皮锡瑞"信古"、"宗汉"、"主郑"的经学取向。因此《经学历史》绝非经学史书,而是一本借史立论的经学论著。     

中国古代外交史的创新奠基之作——评《汉唐外交制度史》

黎虎教授的力作《汉唐外交制度史》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创新之作,也是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的奠基之作。它弥补了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空白。书中内容多有独到的创见,但也有可商榷之处。     

方国瑜先生与彝族史研究

方国瑜先生是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自 1 93 4年秋开始收集资料 ,到 1 984年《彝族史稿》公开出版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方先生“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在资料的搜集、整理 ,族别史研究的理论指导 ,彝族史研究的框架体系 ,彝族史上的重大问题如族源、叟人、爨部、乌蛮、南诏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为彝族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 ,方先生提出的理论体系和对重大问题的讨论 ,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上 ,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指导意义     

《清史稿·循吏传》地名勘误

《清史稿》是研究清代人物的重要史料。但在传统正史系列中,《清史稿》质量欠佳,舛误较多,亦为学界共识,其《循吏传》亦未能幸免。然而《清史稿》毕竟是一部有着较大影响的史书,其中的讹误可能会产生不小的危害,故订正其舛误很有必要。本文综合利用文集、方志、档案等各类史料,考订出《清史稿.循吏传》地名记载方面的六则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