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和理解的胡绳

不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年龄上,胡绳都是我的长辈,是我的领导和老师。按照胡绳自己的说法,还有一层关系,就是“同学”。70年代末,有一次去看望胡绳,谈话间有一位我不相识的同志来访,胡绳向他介绍说:这是王梦奎同志,我的同学。我看到来客不解的神情,接着说道:“五七干校”的“同学”。来客会意,相顾而笑。 我从中学时代起,几十年来一直是胡绳著作的热心读者。我从他的著作中得益不少,在治学方法、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文字表达技巧方     

难忘冼星海老师的教导

我是菲律宾华侨,1939年赴延安参加抗日战争,到延安不久,便报考了鲁迅艺术学院。在鲁艺学习中,最使我难忘的就是冼星海老师的教导。远在抗战前,我组织过一个救亡歌咏会,就学过星海同志许多歌曲,对他有深刻印象。入鲁艺后听说他担任音乐系主任,想见他一面却未见到。有一天我参加课余合唱团时,看到一个较瘦的青年站在我们面前指挥唱歌,我问同学:“这是谁?”同学说是冼星海。我一听,几乎喘不上气来,两眼直盯着他。直到身边一位同学用手撞了我一下,“唱呀!”我才清醒过来。从此以后,我们课余合唱团练唱时,大部分时间是他亲自指挥。当时在延安流行…     

房山的鲜奶新麦嫩花椒

房山老刘家．我和朋友们常去的。老刘曾是我同学,在学校时我们欺负过他。那次是我们躺在床上议论《曼娜回忆录》(手抄地下黄色的读物)．他问我是谁写的,我说：这都不知道一是《安娜》的姊妹篇,托尔斯泰的两部爱情名著．咱校图书馆可能有。第二天他从图书馆回来很伤心地瞪了我几眼,我估计图书员回答的肯定不只是“没有”两宇。不过一次老刘醉酒吐了后,是我帮他捶背．扶上床．半夜还爬起来递他水、     

父亲和我的特殊交易

我上高中时,有一个星期天,回家本想补充一下“油水,”可父亲放在抽屉里的100元钱不见了,父亲怀疑是我偷拿了,他见我不承认,就对我吼道:“滚出去,你这个逆子。”我委屈极了,一气之下,饭也没吃,就去了学校。后来事实是父亲把钱放错了地方,但他却不向我解释一下。我觉得很冤,从此不再理会父亲了。父亲见我不理他,也以同样的法子反击我。但我的经济没有独立,还得依赖父亲,母亲在家时,事情要好办一些,但母亲偶尔不在家时,我的事虽还要办,但程序相对要复杂多了。父亲和我也不知什么时候达成了默契,竟创造了一套独特的办法予以解决。那次,我要交学…     

派单员

2003年我刚到桂林，没事就喜欢逛街，在“春城眼镜”和“金记酸嘢”中间有个小楼梯直上二楼，也是个眼镜店，黑咕隆咚的很不显眼，老板只好找人在楼梯口发广告单拦截路人，我坐在金记吃东西的时候就注意到他了。     

《小津的有与无》

拍电影四十年,家庭是他作品中不变的题材。人生中的执着,天性中的悲悯,都在这数十年间煮成一锅好豆腐。“有人跟我说,偶尔也拍些不同的东西吧。我说,我是‘开豆腐店的’。做豆腐的人去做咖喱饭或炸猪排．不可能好吃。”——赵天琛KIKI（主持人、记者）     

守住诚信的底线

有弃有取,有失有得。然而我实在想不通年轻人弃了“诚信”会得到什么,确切地说,应该是“能保住什么”,是健康、美貌、机敏,还是才学、金钱、荣誉?我看这些东西他都保不住。因为诚信是一个人立身之本,可以说它是一条船,装载着这六件东西前进,一旦沉没,船上的东西都不能保全:机敏会在投机取巧中变为狡诈;才学会变成骗人的手段并随着时光的流逝逐渐丧失,因为才学要靠学习来巩固补充,而学习是要有诚信态度的,来不得半点虚假;至于荣誉当然会随他人的信任一起飞走;健康、美貌会在担惊受怕中损毁;在金钱方面恐怕他付出的会比得到的多。     

“狱”中趣闻(五)

曾扩情处事粗中有细 在黄埔毕业的同学中,一提起扩(读:况)大哥,没有人不认识他。这一方面因他在黄埔第一期同学中是年龄较大的一个,又名列“蓝衣社”十三太保之首;另一方面是他为人和蔼,乐于助人,只是有点马马虎虎,许多人都认为他是“大而化之”。 许多人说曾扩情“大而化之”,是说他遇事不肯动脑筋或幼稚可     

安徽“六二”慘案与周肇基烈士

本刊总第10号上所发表的两篇有关五四安徽青年运动的文章,谈到“六二”惨案的情况,一般的都是事实(虽然都是表面情况,没有深入到內幕中去谈它的前因后果),但就我个人所知的来说,仍有許多地方须加改正。第一,合肥师范学院历史系青年运动史编写小组的文章上说周肇基是一师学生,其实他是我的一中同学。他虽比我高两班,因为和我是合肥小同乡,所以我們下课后总是在一块谈心玩耍。由于他能说会讲非常滑稽,各鬥功课都好,特别汉文极有根基,无形中是我們合肥同乡同学中的领袖,和我尤其要好。他的父亲周月溪,他的妻子黄家馥我都很熟识,所以知道他的情况是比較清楚比较确实的。他富于正义感,革命性很强,     

听吴组缃先生谈曹禺

我在1955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吴组缃先生教古代文学,我听过他讲明清文学史、“《红楼梦》研究”专题和“《聊斋志异》研究”专题。他以现代著名小说家的眼力剖析古代文学,时发新见,十分精彩,深受同学欢迎。当时我不了解吴先生,把他当成是专门教古代文学的教授,后来一位高年级学长告诉我,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从清华调到北大后,一直教的是现代文学,直到1955年才转教古代文学。我深以无缘聆听他讲解现代文学为憾。1959年,讲现代文学史的王瑶先生因为他的《新文学史稿》正     

记学术勤奋生活淡泊的周培源

周培源先生是我父母生前挚友,又是父亲梁思成20年代初的清华同学。当年的清华学生有极强的团队精神和集体自豪感,只要一提起“我们清华”,那简直是神圣不可侵犯。30年代,我还是小娃娃时,在几位交往最深的北大清华教授之间,子女们都把长辈们互称为“爸”和“姨”。因此,周老对于我来说,从小就是“周爸”,父辈则一直称他“周     

出脱的水珠

初识阿峰,是在路边一个普通的火锅店里,天色将黑。那之前听同学说过,他姐夫阿峰是搞哲学的,很厉害,什么样的问题都能解答。最初,我们只是埋头猛吃,阿峰间或和我们谈论两句。等到火锅味越烧越浓,他的谈兴也越来越高,渐有旁若无人之势。听说我学的是力学,他猛咽了一口菜说:"理科我不太懂。不过——"用手横着一扫,毋庸置疑地说:"人文方面的东西,我是搞通了的。具体的不说,     

海岩 我可不是男琼瑶

一双手柔软细腻,惟有右手中指的上端有个凸起,是“写字磨的”,坐在记者面前的就是“十年如一”、“驻颜有术”的畅销书作家海岩,他微笑着说自己从未做过特殊的保养,对自己惟一的养护是生了病就不写东西。“用汉字写作的人中间,我是最辛苦的一个!”10年发表800万字的作品,全靠手写,“白天上一天班儿,晚上lO点以后写,早上睡不着再写点儿。”他的抱怨有自怜,更有自得。旧作再版、新作热卖,称他是近lO年最成功的商业作者一点也不为过．但是他对此颇有微词,更不能接受把自己跟琼瑶阿姨划上等号,“我可不是男琼瑶,或者琼瑶大叔!”     

四块糖果的启示

当年陶行知先生任育才学校校长。一天,他看到一名男生用砖头打同学,遂将其制止,并责令他到校长室等候。陶先生回到办公室时,见男生已在等候。陶先生掏出一块糖给他:“这是奖励你的,因为你比我按时到了。”接着又掏出一块糖给他:“这也是奖励给你的,我不让你打同学,你立即住手了,说明你很尊重我。”男生将信将疑地接过糖果。陶先生又说:“据了解,你打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说明你有正义感。”陶先生遂掏出第三块糖给他。这时男生哭了:“校长,我错了,同学再不对,我也不该采取这种方式。”陶先生又拿出第四块糖说:“你已认错,再奖你一块,我们的…     

黄胄赠我三幅画

黄胄同志给我画过一幅中堂,是他经常画的题材：新疆妇女和一个女孩骑着毛驴,从“巴扎”归来,一位维族老汉在后面赶毛驴;天上有两只春燕剪柳,人和景物都异常潇洒,后有一首小诗。题款写的是：“大为同窗存念……”许多同志看过此画都问：“你和黄胄同学？”我说：“是的。”“是在美院吗？”我笑了：“不是,我是画盲,还能上美院？”“噢,那一定是华北联大,黄胄在美术系,你在文学系。”我说：“我和黄胃是在莲大同学,可不是成仿吾任校长的那个联大,我们是莲花池的莲大同学。”1956年,整个文艺界开展“反胡风”的学习,当时,军队…     

武汉大学“一二·九运动”的回忆

校园里有不少怀着满腔忧国之情的学生 “一二·九运动”前后。我在武汉大学工学院读书,参加过当年武汉的学生运动。 1934年高中毕业后,我与文立徵、秦本立等三个要好的同学上北平升学,向往故都学生的“自由生活”,决心再也不回长沙了。他们都在平津入学,唯独我考入武大而南归。     

祝贺《张政烺文史论集》出版

我和张政(苑峰)同志是山东同乡,又是北大史学系同学。我长他一岁,我北大1 935年毕业,他36年毕业。他毕业后即受傅斯年先生之约去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苑峰是个饱学之士,读书多,记忆力强,好像他什么都知道。读书多、博学强记的傅斯年先生非常赏识他,称赞他。苑峰还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傅先生就称赞他是“小王国维”。苑峰字写得好。我儿子何芳川六、七岁学写字时的启蒙老师就是苑峰。他写了字,蒙上纸,何芳川在上面描着写。好像这叫作“描红”。在史学界,我和苑峰还是志同道合的魏晋之际封建论者。2 0世纪50年代争论中国社会史分期问题时,我和…     

周恩来与张厉生一席随谈

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1938年5月上旬,在武昌,我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看秘书长张厉生,没有经过通报,我就直接进了他的办公室。张穿着灰色花呢中山装,同另一个穿着草黄色军装的人,像似已谈完了工作随便谈谈的样子。张就把我向穿草黄色军装的人介绍说:“里特,他姓陈。”(我在留法同学中,年龄比较小,他们都叫我的名字。)张接着说:“他也是20年代的老加马拉的”(留法老同学之一),接着他又向我介绍说:“他是周恩来,政治部的副部长,他的名字是为我们老加马拉的所熟悉的。”我就同周恩来拉拉手说:“久仰,久仰。”周问我:“你是什么时候去法国的?”我说:…     

今天,我们如何做家长

班上的卞雨萌同学,不仅是我的侄子,还是我的学生,难得星期天碰到他,便听他妈妈向我诉苦:“这孩子,自觉性太差,叫他做几道奥数题,就像要他的命一样。”她妈妈越说越委屈:“我为了他,工作都放在次要位置了,可他总是让我伤心。”他爸爸也很气愤:“这家伙,太懒,吃不得苦。”     

为国为民心坦荡——读《李昌传》

李昌是我十分尊敬的老学长,他比我早三十年在清华大学就读,他在抗日时期的卓越表现记录在清华大学校史上。他的一个女儿和两个女婿都是我在清华的同学,他老伴冯兰瑞是我学习经济学的良师,也是我办报纸和办刊物的重要作者。老太太曾对我说：我家有四个清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