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中日特殊关系下的外交畸形——关于汪伪驻日使领馆实态的考察

1937—1945年的中日战争期间,两国外交关系处于"特殊"时期。中国政府1938年1月与日本断交之后,汪精卫伪国民政府1940年3月30日成立,日本政府迟至11月30日才对此予以承认,双方随后建立起了一种"畸形"的外交关系。期间的汪伪政府驻日使领馆,既是这一"畸形"关系之下的产物,又是我们研究汪日"特殊"关系的标本。本文主要依据日本东洋文库所藏汪伪大使馆的有关档案,对于中日战争后期汪伪使领馆的实态进行一些简略的考察。从编制和经费上看,其重上而轻下;从日常工作上看,其重虚务而轻实务;在最为重要的侨务工作上,其无意又无力;期间,并伴随着其人事变动之快和工作效率之慢。作为战时中日"特殊"关系之下的一个怪胎,汪伪驻日使领馆的这种先天缺陷、后天不足的"畸形"实态,亦终将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结束而破产。     

“九一八”前东北的中日“合办”事業

中日“合办”事业的研究,对于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经济侵略的历史来说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是作这件事情也并不是没有什么客观困难的,这首先就是不易抓到完整而重要的真实资料。由于这种关系,中日“合办”事业过去往往就被人们给漏掉了,这显然是很不利的。诚然,解放前出版的徐梗生所著“中外合办煤铁矿业史话”和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张雁深所著“日本利用所谓‘合办事业’侵华的历史”都对中日“合办”事业问题进行了叙述和探讨,特别是后著不论在发掘资料以及分析批判上尤其提供了较多的綫索。不过我们还不能说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就已经很够了,相反的仅就发掘资料来说也不能认为算是足矣。目前,虽然只要     

中日友好事业的奠基人廖承志

1983年6月10日,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廖承志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6月21日,日本政府决定授予廖承志“勋一等功旭日大缓章”。6月25日,授勋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日本政府代表古井喜实向廖承志的夫人经普椿转交了日本天皇授予廖承志的“勋一等功旭日大绶章”。廖承志同志之所以能获得日本政府的最高级奖励,正如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在廖承志同志追悼会的致词中所讲：“（廖承志）在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中日两国友好关系,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方面,他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尤其具有重大影响。”一、特殊的家庭出身决定他承…     

中日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政策比较分析

经济的发展具有一些共同的客观规律,因此,中日两国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自然会有许多共同点。但由于两国具体国情又有很大差别,诸如社会制度不同,历史背景不同,价值观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也不同,所以,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又必然会有很大差异。本文拟根据两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史轨迹,对两国在产业政策的制订及产业     

中日南极事业中的"蜜月合作"

《南极条约》包含了对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公平的条款。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没有能够参加利益关系重大的南极活动。80年代,因为国际政治气候的变化,中日两国接近,在南极考察方面进行了很好的协作。日本政府和社会对我国的南极事业给予了积极支持,中日度过了一段两国关系史上少有的“蜜月时期”。     

中日文化交流史迹考察四篇

<正>第一篇圆觉寺位于鎌仓北部的圆觉寺以无学祖元为开山,以北条时宗为开基,建于1282年,全名为"瑞鹿山圆觉兴圣禅寺"。"瑞鹿山"三字缘自释迦初转法轮处为鹿野苑;"兴圣"二字缘自中国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圆觉寺初建时仿照径山寺以中轴贯穿、左右排列的布局,建有山门、佛殿、法堂、僧堂、库院、东司、浴室等禅寺典型的七大伽蓝,后增建方丈舍利殿、藏经楼、御影堂、华严塔等。经数次水灾地震后的重建,今仍为拥有诸多庄严伽蓝和16塔院的一大禅林。     

中日两国近代博物馆事业产生之比较

学习西方,维新变法,是19世纪中、后期中日两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主旋律,也是促使两国近代博物馆事业的传入与产生的一个主要推动力.然而,中日两国近代博物馆事业的产生与发展有各自的表现.本文作者近年来涉猎有关这段历史的几种史料,深感其中蕴藏着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故撰写此文,略述梗概,以求教于博物馆界同行.     

建议调整四部县志编的顺序排列位置情况表（二）

建议调整四部县志编的顺序排列位置情况表（二）建议调整四部县志编的顺序排列位置情况表（二）...     

关于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界的一项决议案——兼评蔡元培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近年来,在有关评述蔡元培五四时期的思想与活动的文章中,有的同志认为蔡元培在五四运动中提出了“恢复五四以前教育原状”的错误主张,“来限制学生的斗争”,是他的“保守行动”,表明这时候他“已成为时代的落伍者”。①历史事实的真相如何?     

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问题

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史学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说法,可大致概括为以下几种:(1)日本为侵略朝鲜和中国挑起的;(2)中日两国在朝鲜争夺统治权引起的;(3)中国政府凌驾于朝鲜王室之上反对朝鲜改革内政而与日本支持朝鲜改革内政引起冲突;(4)中日两国派兵讨伐朝鲜暴乱发生冲突;(5)朝鲜发生东学党(亦称东学教)起义是战争的     

关于调整第四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志编委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全军军事志指导小组,武警部队史志丛书编审委员会,国务院有关部委局史志机构：近年来,第四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部分成员的工作岗位发生了变动,已不适宜再兼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根据工作需要以及相关成员单位的提议,经国务院同意,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对组成人员进行了调整。     

关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思考

本文认为中日之间产生历史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战后日本始终存在着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与行动,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行违背了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不断地伤害战争被害国人民的感情。同时,文章也指出:除了政治原因之外,由于战争体验的不同,战后社会环境与国际环境的不同,中日两国民众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会产生差异。解决历史认识的差异,需要通过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相互理解是中日历史共同研究过程中贯穿始终的原则。而相互理解的前提是首先需要将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视为具有普世意义的目标。文章强调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必须针对历史问题的产生原因,不是进行所谓“政治框架以外的议论”。     

关于中日天台宗的几个问题

在隋唐时期成立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中,天台宗成立最早。天台宗对后来陆续成立的佛教宗派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并通过中外文化交流传到日本、朝鲜。在日本,天台宗是平安时代(794—1192)最有势力和影响的宗派,甚至被称为“日本文化之母”。在镰仓时代 (1192—1333)所成立的新佛教宗派中,净土宗、真宗、日莲宗以及临济宗、曹洞宗的教祖都     

关于中日近代棉纺织品贸易的考察

在跨入近代社会的时候,中国与日本几乎处于相同的困难境地。国门被迫打开,西方物美价廉的商品铺天盖地而来,社会旧有的经济秩序和基础受到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面临沦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附庸的危险。当清朝政府开始兴办洋务,对现有经济制度进行有限改革的时候,在日本,倒幕废藩后成立的明治政府,也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措施,开始了闻名于世的“明治维新”。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与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得两国从此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逐渐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强国,并最终发展成为军国主义,而中国则慢慢…     

关于目前中日之间的相互理解问题

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10年9月4日至5日在北京主办了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世界史)二战后东亚与欧洲历史反思与和解进程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承办,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与中国日本史学会协办。来自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波兰、匈牙利、捷克12个国家的7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们就二战后德国与日本对本国侵略历史的态度、东亚与欧洲和解进程的差异及其原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就如何汲取战后欧洲国家反思与和解的积极经验,推动日本的历史反思与东亚的和解进程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本期的圆桌会议栏目选择了四位与会学者的发言在这里刊登。宋志勇的文章从整体上对德国和日本战后历史反思的不同态度做了勾画;鲍尔康泊和依田3家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两个国家对其在二战中所犯罪行的反思程度;李薇的文章则从战后整个世界政治格局的宽阔视野、日本近代的思想文化和当前国际政治较量的角度,较为深入地分析了为什么日本不能正视自己所犯罪行的原因。通过这些文章的发表,我们希望能够推动这一专题的讨论与研究,有...     

关于中日历史认识问题的思考

所谓历史问题,并非历史问题本身,而主要是对历史认识的问题。关于中日关系问题,特别是当代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中日间差异相当大。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战后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只是有时显得比较突出,有时可能又被一些倾向掩盖住了。具体剖析靖国神社、日本历史教科书、战后民间诉讼、遗弃化学武器等典型问题,均可以看出两国在认识上的差异。     

关于志书概述——广东省首轮93部志书评析之四

旧志不设“概述”。民国时期黄炎培纂《川沙县志》,首创分卷首之“概述”,用以说明各卷大要及阐明义例,但并未设全志概述。1981年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提出的《关于新县志编纂方案的建议》（草案）,志首设“概述”编,包括历史大事记、建置沿革、区域与区划、县城与乡镇、人口与民族。这是后来许多新志称为综合编的内容。还不是全志概述。其后,在新志实践中,出现了志首概述。同时,还有卷（章）首的概述。本文分析的是志首概述。     

第一部中日关系史专著——《善邻国宝记》

隋唐以后,中日双方僧人、学者和商人往来频繁,其中不少人写过游记、日记或杂记等,虽然也涉及到中日两国的事情,但多以个人见闻为主,不能称为中日关系史著作.已知最早的中日关系史专著,要首推1466年成书的《善邻国宝记》了.《善邻国宝记》的作者是瑞溪周凤,他虽然是一名僧人,但曾参与日本对明朝的外交活动.他精通汉学和中日两国的历史,又掌握足利幕府的档案,所以他写的《善邻国宝记》可信性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古代中日关系史专著.     

中日历史问题的对话空间——关于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思考

中日历史问题其实是反映在政治判断、民众感情与学术研究三个不同的但又相互联系的层面上的问题。政治层面的问题主要是由战后日本一些政治家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没有反省意识,掩盖了日本和平力量的积极努力而引起的。与日本社会和平力量共同抵制保守与右派政治家关于战争责任的错误政治判断十分必要。历史记忆源于不同的战争体验,因此导致中日两国民众层面对历史问题认识的差异,而且容易带有明显的感情因素。解决融入感情因素的民众层面的历史认识的差异,主要的方式应是促进民众间的相互理解。学术层面的中日历史问题,主要表现在学术研究的思维逻辑、研究方法等方面。科学地研究中日历史问题的具体问题,从学术研究的高度为政治家与民众之间的对话提供准确客观的历史依据,促进在不同层面建立对话的话语体系是中日两国历史学者的责任。     

抗日战爭期間内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淪陷区設立的中日合办事業

通过设立所谓中日“合办事業”的投资方式来对我国进行经济掠夺,是日本帝国之义者的一贯伎俩。关于中日“合办事業”,张雁深同志的“日本利用所谓“合办事業”侵华的历史”(195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孔经纬同志的“九一八前东北的中日合办事業”(史学月刋,1959年11月号)中已经作了较详细的叙述和探讨。由于张、孔二同志都是把论述重点放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前的阶段,而对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的一段史实则未曾论及或语焉不详(张著中仅用了三页的短篇幅来略加叙述)。所以,本文拟专就1937——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内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设立的所谓中日“合办事業”来加以叙述和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