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春天是怎样到来的——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

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组织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深刻地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等重大而深远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迅速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当时,我作为新华社记者,     

关于最早全面深入探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中共领导人——兼与韩亚光先生商榷

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在经历了艰辛、曲折的历程后才重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学术界对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始终是较关注的,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上刊登的韩亚光先生的《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的曲折过程》(以下简称韩义)一文．系统地总结了这一曲折过程,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但对文章中涉及最早全面和深入探讨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属性的领导人的一些史实及观点,笔者存有不同意见,特提出商榷。     

论日本大正时代的知识分子

大正时代是日本进一步现代化的历史时期．也是向大众社会过渡的历史转型期。在转型过程中,大正知识分子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以思想为行动指南．以社会运动为依托．借助思想与运动的合力保持了社会结构的动态平衡。大正知识分子的思想中．既有为战后民主主义思想奠定基础的合理成份．也有把日本引入法西斯轨道的危险因素。     

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探析

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探析汪闻生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在他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对知识分子问题给予了大量的关注,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和观点。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对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作一个系统的探析。一、知识分子的...     

故宫人在咸宁干校

<正>1969年9月,随着文化部下放干校工作的部署,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革委会和军宣队也动员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锻炼。我虽然是在红旗下成长的,但本能地走上了知识分子的这条路,1962年大学毕业后又来到了故宫博物院这个文化艺术单位。一般人看来,我的确属一个纯知识分子,在那时的     

60年代前期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反思和调整

60年代前期 ,党对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反思和调整 ,成为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最自觉、最全面的时期之一。 1 958年秋冬至 1 960年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反思和重新认识 ,为 1 961年开始的知识分子政策调整准备了条件。 1 961年开始的调整主要从制定科研、教育、文艺的工作条例 ;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及为被错误批判的知识分子甄别平反等方面进行。 60年代前期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范围广 ,力度大 ,措施实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的曲折过程

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前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从经济地位上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1956年,周恩来和邓小平将经济地位和为谁服务统一起来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1961、1962年间,周恩来将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初步统一起来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将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重新统一起来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坚持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统一的基础上,着力解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怎样的“一部分”的问题。     

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之我见

在极左思潮统治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一直不怎么高。所以“文革”期间骂知识分子为九,绝非偶然。在人民共和国的头三十年,知识分子主要是改造的对象。只是臭老近几年,才考虑起身份及待遇问题。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对此,大家的理解不尽同。一种理解是,凡受过教育的,统称为知识分子。如大学毕业的,即称“大知识分子”。土改中,农村里小学毕业的,叫做“小知识分子”。在这基础上,又从年龄来分,故有“老年”及“中年”知识分子之称。此外,还有高级知识分子。总     

胡耀邦：知识分子的知己

胡耀邦对知识分子十分尊重,对知识分子十分珍惜。尤其是“文革”结束后,他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恢复知识分子的名誉方面,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著名作家冰心曾说：他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知己。     

解放贵州的少数民族人物

是非清晰吴通明解放谷陇是功臣 吴通明是贵州黄坪县谷陇区山凯乡人．苗族;是苗岭山寨有影响的知识分子。1942年国民党政府为借吴通明在少数民族群众中的声望以收买人心,任他为山凯乡乡长兼中心小学校长职务。     

更专业？更业余？——专访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

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牛虻,要像苏格拉底一样对现状发问,虽然不一定都要振发聋聩,但也能挑战常规,启发思路,冲击思想的麻木。知识分子的“业余性”人物周刊：早在2005年出版的《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一书里,你就提出了,“萨义德对知识分子业余性的看法,反而更值得我们重视。”当时是什么样的研究情境和问题意识,让你有了这个判断？     

重评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功过

以往,我国在评论共产国际(1919-1943年)的功过时,普遍沿用毛泽东的论断:"那时第三国际做了许多错事。第三国际前后两段还好,中间有一段不好: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较好。"这个论断不够具体,也未能分析共产国际存在的34年中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我国学者根据毛泽东的"三段论",把     

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

19世纪末以来,秦至清的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为专制政体、皇帝为专制皇帝的论断影响广泛,流行不衰,并成为中国史研究的基本观点之一。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这一说法产生、传播的历史及其后果加以分析,指出此一论断并非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亚里斯多德以来的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18世纪时个别西方思想家开始以此来描述中国,19世纪末以后经由日本广为不同立场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并通过辞书与历史教科书渗透到大众中,罕有质疑者。这一说法实际未经充分的事实论证,不加反思地用它来认识帝制时代中国的统治机制只会妨碍研究的深入。     

忽必烈及其祖孙三代的宗教思想

忽必烈（1215-1294年）,是成吉思汗之孙（拖雷的第四子,蒙哥的弟弟）。1232年,父亲拖雷逝世,丧父之痛．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早年就走向成熟。史书记载说．忽必烈18岁以后政治上已趋于成熟。他从青年时代就喜欢听别人讲述前代帝王的经历和业绩,在他的王府中,聚集了一批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如窦默、姚枢、刘秉忠、史天泽、董文用等人。这些著名文化人．不但为忽必烈灌输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帮助他了解中原汉地各方面的情况,而且成了忽必烈的重要幕僚．     

浅析共和国一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与知识分子的定位——以钱理群著《我的精神自传》为例

作为国内知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以及伴随共和国成长的亲历者,钱理群用自己的方式一方面坚持着严谨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始终进行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提出了自己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隐痛与反省,而同时期的共和国一代知识分子也在做同样的思考。本文试图以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中的自我思考作为切入点,探讨共和国一代知识分子矛盾坎坷的心路历程,进而联系历史、社会、国家、个人等众多复杂因素,深入分析中国知识分子面临1949年后国家与社会转型的选择。通过综合分析各家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明确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群体,其言行对社会发展尤其是精神价值的重要影响。由此思考知识分子应秉持怎样的原则应对历史的潮流,而这也是值得一代代人思考的关键问题。     

新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参与问题探析——以1956—1966年高校干部群体为例

在十年社会主义探索时期,高校知识分子干部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新中国建设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由于知识背景、身份地位、人生经历不同,他们的参政行为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但在"左"倾思想指导下,高校知识分子干部参政议政在客观上也对党的决策和国家政治生活产生过一定的负面影响。它不仅恶化了党与高校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而且造成了许多高校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这也是党在领导高校工作中必须吸取的一个沉痛教训。     

1957年的民众“右派”言论

在官方的历史叙述中,1957年的整风鸣放是因为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趁机向中国共产党发动了猖狂进攻,中共中央因此发动了反右派运动。右派分子的活动领域,主要是在民主党派内、教育界、文学艺术界、新闻界、科技界、工商界和党政机关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陈独秀与“大施主”汪孟邹

在陈独秀的坎坷一生中,有个叫汪孟邹的至交好友。陈独秀曾经说过：“汪孟邹是我们家的大施主。”从1903年汪陈相识．到1942年陈独秀黯然谢世．汪盂邹都是陈创办杂志、出版著述的有力支持者和无私援助者。也正是由于汪孟邹的坚定支持和无私援助。知识分子出身的陈独秀,才得以在维持生计之外,创办了多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巨大影响的报章杂志。陈独秀也因此在其垂暮之年发出了“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的慨叹。     

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命运和独立人格

如果从邓小平宣布知识分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开始算起的话,为改变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地位而进行的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迄今已有整整十年的历史。今天,当我们回过头去重新审视这段历史,透过重重阴影去确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时,便会发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因为他们被宣布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十年时间内所走过的,是一条交识着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的极其艰难     

读书

《五十年代的尘埃》 本书精选了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在纽约发表的部分文章。其中《梅兰芳传稿》几十年来在海外反复刊载．被评论家认为是所有写梅兰芳的传记、文章中最出色的;《我的女上司》等六篇小说．让我们得以一窥五十年代留美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俄国的苍蝇和皮匠》为根据史学家何炳棣的一次旅行而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