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的中学生思想教育

“文革”初期的一些中学生,为什么成了政治及人身迫害的一种工具？为什么越过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作家王小波的一位曾任北京市工读学校校长的世伯,“文革”前曾在学校大讲“二十四孝”之“卧冰求鱼”,听的学生毛骨悚然。结果在“文革”中,学生们强迫这位校长赤身趴在冰面上,留下了终身病痛。王小波说,这是他“自己吃了自己的屎”。“幸运的是他还未讲过‘割股疗亲’、‘郭巨埋子’,因而幸免于被刀片割肢和活埋”。     

“文革”中的时传祥

1966年8月之后,一场空前的民族浩劫席卷中华大地。 时传祥,这位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普普通通的掏粪工人,一不当权,二不搞学术,“文革”中他却首遭冲击。     

我在“文革“中的经历

一、闯入禁区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给院党委贴过大字报,给工作组也贴过大字报,是北航“红旗”红卫兵。 “文革”前,我对林彪并不太注意。后来学习“突出政治论”,才有较多注意。对他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很信服,很佩服,赞赏其中的谋略、逻辑和智慧。但是对“突出政治论”就不敢恭维了,愈学愈反感。     

王希季终身不忘吃“零蛋”

王希季是著名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1921年出生于云南昆明,白族。1938年,高中一年级考上中国战时最高学府西南联大,曾轰动一时。谁也想不到,这位天才少年在联大学习时曾吃过“零蛋”。据王希季回忆:当年在联大机械系任教的是我国唯一的机械大师刘仙洲教授,他对学生的学业特     

点评一条“文革”史料

诗人流沙河谈到应当给“文革”写史的时候说:“国家的大《春秋》我不敢写,就写写个人的小《春秋》吧。”于是他写出了《锯齿啮痕录》这本小《春秋》。这本小《春秋》,也就是他个人的“文革”史。“文革”史作为一门专题史,有一点很别致,就是史源极其丰富,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本小《春秋》可写。这是因为,“文革”的创意之一,是要“触及每个人的灵魂”,而且果然触及了,所以人人都有了做野史家的资本。流沙河的小《春秋》,     

吴其之“罪”(汉族)

吴其是个唱滇戏的老艺人,他从十岁起开始学艺,到“文革”时,足足唱了五十来年的戏了。不管是生丑净旦,他都能演;唱唸做打,样样具佳。他扮演什么角色,就把那个角色演得活灵活现,人们就喊他“活古人”。“文革”一开始,吴其可吃够苦头了。剧团的“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把吴其定为双料反革命、反动艺术权威、封资修的代言人……帽子一顶比一顶大,扣了工资,“罢”了他剧团编导组组长的“官”,成天大会批、小会斗,还要搞“车轮战”,叫吴其交待他的“三反”罪行。什么演《杀惜姣》,是用宋江之     

“文革“中的“三支两军“

“文革”爆发,天下大乱,形势失控。280万解放军官兵受命于危难之时,以“三支两军”形式介入地方运动之中,由此卷入“文革”政治漩涡达6年之久。如何看待：“三支两军”,中央虽已有定论,但多数人对解放军在这6年的作为、作用及影响仍不十分清楚。《“文革”中的“三支两军”》一文概略地叙述了这一历程,对那特殊年代解放军的特殊作用作了回顾。     

寻访数学家陈景润

我和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由素昧平生到不由自主地为他奔走呼吁,以至为他写了十数万字的内参,实在是因为我从内心里反对那场动乱,同情“文革”中科学家们的遭遇所致。     

上“干校”,绝顶荒唐的所谓改造

多少干部和知识分子“文革”中上过干校,个中酸辛皆有体味。“文革”前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文革”后任总编辑的李庄撰写的这篇文章,既描写了他所在干校的众生相,又记下了他自己的委屈、迷惘、深思和领悟。通俗如话的文字,貌似随手拈来的所闻、所见、所感,留给读者的却是为人、处世、立业、治国的思考。     

拯救“文革”博物馆

一位退休副市长凭借个人良心和声望创建了中国首个“文革”博物馆,十多年来勉力维持,困境重重。像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政治压力、个人良心、现实利益、乡土逻辑、宗族传统、法治观念在这里较量着。捍卫者对“反思文革”也有不同理解,他们相互审视对“文革”的反思本身,是不是摆脱了“文革式”思维     

第一代“农民作家”冯金堂的凄然人生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我叔叔冯金堂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只上过几年小学的他,因出版多部风靡全国的长、短篇小说而成为文坛新秀。尤其是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黄水传》,当时在河南,特别是在豫东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然而,这位中国第一代“农民作家”在“文革”中,却以自杀的方式凄然而去。     

晚年曹禺，再也没能写出“大作品”了

剧作大师曹禺,在“文革”时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身心遭受了严重摧残。“文革”结束后,虽然恢复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职务,但这对他是另外一种摧毁。他的女儿万方回忆说：“我爸爸八十岁的时候,常常念叨‘人生如梦,人生如梦’。我亲眼看到爸爸的晚年被一种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他想重新获得写《雷雨》时候的力量,但是他已经被异化了,他已经不是他,已经回不到原来那个曹禺了。他不知道怎么写好了,老觉得,这么写对吗？这么写行吗？他的脑子已经不自由了……一直到死,他都没有真正恢复到他写《雷雨》时候的那个自由自在的灵魂。”     

怀念报人李炳泉

我国著名学者李慎之同志,在他刚刚年满80周岁之际,不幸因病不治去世。这篇文章是他生前病中最后的遗作。文章写的是他的同事、在北平和谈中作为地下党代表起过重要作用的李炳泉同志。“文革”中,这位地下工作者被诬为“叛徒”、“特务”,死于非命。现将这篇遗作发表如下,表示对他们两位悼念之情。     

力挽狂澜──记“文革”时期周恩来与“四人帮”斗争的片断

作者穆欣,是“文革”初期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后来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他目睹了周恩来与“四人帮”斗争的种种场面,……     

我的烦恼的“工农兵学员“生活

著名作家何申的新作《我的烦恼的“工农兵学员”生活》,记述了他在不正常年代的一段不正常的生活。文革中的大学,与文革前所谓“十七年教育”的大学和文革后恢复正常教育的大学,是截然不同的,是中国教育史上绝对的另类。政治运动不断,帮派矛盾重重,在一个文明之所却文明难觅,在一个斯文之处却斯文扫地,焉能使人不烦恼?“工农兵学员”生活是文革史料中较为罕见的,故本文殊为难得。     

“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现状与评述

“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现状与评述刘国新一、“文革”史研究的一般情况（一）“文革”史研究的起步国内对于“文革”史的研究起于何时,看法并不统一。一种观点认为从“文革”结束的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就开始了。当时,一大批亲身经历“文革”的人开始讲述自己在“文革”中...     

“批儒评法“运动中王重民之死

1975年,当浩劫的文革即将进入尾声的时候,王重民,这位“国宝”级的中国知名分子,著名的图书馆学、版本学、目录学、文献学、方志学等资深专家,却在—场莫名其妙的“批儒评法”运动中含恨自杀了。王重民先生的死.无疑是中国文化的重大损失,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文革中知识分子苦难史的一个结尾。请看《“批儒评法”运动中王重民之死》—文。     

读《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

“他却严格地区分祖国与‘文革’。他爱祖国,他恨‘文革’,不是祖国遗弃了她的儿子,而是‘文革’迫使《思乡曲》的作者流落异国他乡。”这是《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以下简称《马传》)所记述的一段话。他,就是中国乃至世界,当代颇负盛名的作曲家、小提琴家马思聪先生。     

“文化大革命“中的贺龙

贺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忠于革命,功勋赫赫,一生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坚持原则,刚直不阿。在“文革”那个颠倒黑白的年代里,贺龙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不屈的斗争。最终被残酷地迫害致死,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桩大冤案。但历史最终对他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欲知详情,请惠阅《“文化大革命”中的贺龙》一文。     

卷首语

在几乎整整50年前,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过世了。这位提出相对论、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看法的科学家于1955年4月18日凌晨,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医院撒手人寰,享年76岁。不过令这位科学家与景仰他的世人都始料未及的是,在他死后,大脑竟然会被人取出,在玻璃罐里存放了50年。最近,当初为爱因斯坦遗体解剖,并“理所当然”地把他的大脑取出研究的病理学家托马斯·哈维接受了美国《国家地理频道》专访,亲自说明了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