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中国之厌讼

“无讼”是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一种法律传统,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也是儒家学说在政治方面所持的目标之一,“听讼,吾犹民也,而必使无讼乎”。而厌讼,则是一个人从心理角度对诉讼(俗称“见官”、“打官司”)所持的一种否定、厌恶、排斥的态度。要达到统治者期望的无讼状态,使百姓厌讼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本文试图从国家政治制度对诉讼设置的种种障碍以及司法制度本身的局限性的角度,论述中国古代厌讼观念产生的原因。     

论中国古代廉政思想

中国古代廉政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相互融合的体现. 本文从廉政思想的内涵、廉政思想的理论基础、廉政思想的表现形式三方面对中国古代廉政思想进行了论述,并对中国古代廉政思想进行了总体评价.     

论中国古代廉政思想

中国古代廉政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相互融合的体现。本文从廉政思想的内涵、廉政思想的理论基础、廉政思想的表现形式三方面对中国古代廉政思想进行了论述,并对中国古代廉政思想进行了总体评价。     

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

历史理性之在古代发现,这似乎是中国学术传统的一个特色。中国古代历史理性的产生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殷末至周初),作为正题(thesis),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是一致的;第二阶段(西周后期至秦),作为反题(antithesis),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背离,而与自然理性相附合;第三阶段(汉代),作为合题(synthesis),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重新结合,并与自然理性(人性之自然)兼容。     

中国古代家庭法散论

家庭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出现的社会现象。在初民社会,原始人类的联合是为了在强大的自然面前赢得生存的机会,这时的共同体是杂乱而不稳定的,没有所谓的亲属和家庭。经过漫长岁月自然规律的选择和人类自身的观察思考,逐渐出现了婚姻的萌芽,进而形成血缘家庭。这样,古代社会成为“一个许多家庭的集合体”,而不再是“一个个人的集合”。家族,作为古代社会的细胞出现并成为社会关系中的主要角色。     

秦都咸阳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地位

秦以咸阳为都 ,始于孝公十二年 (前 35 0年 )。自孝公十二年至秦二世而亡 (前 2 0 7年 ) ,咸阳作为秦之都城历时 1 44年。秦都咸阳从孝公的“筑冀阙”开始 1,历经其后的世代苦心经营 ,由最初的诸侯国国都而最终发展成为大一统的秦帝国的国都。较之六国都城 ,秦都咸阳所特有的跨越战国与秦代两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轨迹 ,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 ,以企就其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特殊地位作出评价。不当之处 ,敬祗指正。一、秦都咸阳对所处自然地理环境的利用及改造较之先秦都城显得更加成熟 ,并为后代都城所效法…     

论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

中国古代存在性比例失调问题。虽然直接数字材料奇少,但间接史料屡见于史书。我们认为形成中国古代社会性比例失调问题的原因很多,可以从八个大方面来说明。这八个方面的原因中既有自然条件方面的因素,又有社会方面的因素,而且往往是社会方面的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中国古代的性比例失调问题也表现出两个特点,即绝对化与相对化的区别。如由于战争、徭役、杀婴、杀殉等造成人口大量死亡,从而形成永久性、绝对化性比例失调;由于战争、徭役等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占用大量劳动人口或因守丧、婚姻制度、婚姻习俗延缓婚嫁时间,而形成的暂时性、相对化性比例失调问题。而且这两种性比例失调问题贯穿中国古代历史始终,对中国古代人口的繁衍起了巨大的作用     

浅谈中国古代的历史观

历史观的演进是一个民族、国家对自身历史发展的体悟过程,是在对历史观的争鸣中展开的。中国古代历史观念十分丰富,有老子的复古史观、阴阳家的循环吏观、韩非朴素的进化吏观、《周易》的变易史观、墨子的圣王史观、孟子的重民史观等。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变化的动因看,由于其动固有天人之分,中国古代的历史观有天命吏观、圣王吏观和民众史观等;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变化的方向看,中国古代的历史现有循环史观、进化吏观、复古史观等;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看,中国古代的历史观有“大一统”史观等。     

论建国初期对淮河的全面治理

1950～1957年,即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建设时期,在毛泽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下,新中国对水患严重的淮河展开了全流域、多目标的全面治理,从而迈出了根治淮河的第一步。当时的治淮工程,具有质量较好、速度较快、费用较省、效益较大等特点。作为新中国第一个全流域治水的实践,其经验与教训弥足珍贵,影响深远。     

论中国古代藏书的管理制度与方法

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史,文化记载悠久而长远,从未发明造纸术开始,我们华夏民族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使用动物骨骼、贝壳等记载文字符号,用这种方式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得以源远流长。自从发明了造纸术,这种文化的记载方式就变得更加方便和普及化,使得文化的传播更加便捷。顺应而生的就是古代的藏书管理制度,这是民族文化的整理以及传播制度,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管理制度与方法,唯一不变的是中国古代藏书的管理制度在不断的完善。     

唐代的南北地理分界线及相关问题

我国的南北地理分界线,自来被认为在秦岭淮河一线。这条界线包含自然、政治、文化等多重意义,在环境变迁的背景中,这些不同层面的南北界线会发生不同步的推移。本文通过唐代的资料证明:当时行政体系中的南北分界位于秦岭淮河;唐人地理感知中的南北分界,西段仍在秦岭,而东段却在长江。由此可以引发对自然环境变迁的若干检讨。     

新中国治淮方略演进研究

淮河流域是我国经济欠发达、生态环境较脆弱的区域,在我国生态环境演变中具有典型意义。淮河是新中国第一条进行系统治理的河流,也是第一条从立法层面进行污染综合治理和生态经济带建设的河流。新中国对淮河的治理,从提出“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到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时代治水思路,从关注行蓄洪区群众生产生活到脱贫攻坚,从治理污染到建设淮河生态经济带,对治理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治理方略不断演进,为探索河流治理、流域生态经济带建设、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积累了宝贵经验,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地理环境对淮北地区历史发展的影响

文章尝试从历史地理学视角考察地理环境对淮河以北地区历史发展的影响。作者选取了地理环境构成中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等因素作为分析的主要方面,指出南北过渡的地理位置和倾斜平原为主的地貌条件,使该区域处在国家经济的过渡带、南北征战的最前沿,并成为国家政策的非重点关注区域和黄泛区。南北过渡的地理位置和平原地貌还对该区域交通网络和城镇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便利的交通有助于交通型城镇的发育,交通网络的多变性又影响了城镇发展的持续性。     

近代皖北交通中心变迁再探--以津浦铁路淮河大桥选址变更为中心

临淮关凭借传统交通与商业中心的地位,成为津浦铁路淮河大桥桥址的首选之地,但由于该处地势低洼,不易建桥,桥址最终选定在蚌埠。蚌埠得津浦铁路和淮河水运之利,迅速崛起,成为皖北地区新的交通与商业中心,而临淮关则渐趋衰落,最终成为淮河岸边一个普通小城镇。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桥址变更,引起交通区位优势的转换,蚌埠的交通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铁路与淮河水运在蚌埠的有机结合以及政治因素的助推。     

清代淮河流域旱涝灾害的人为因素分析

本文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对清代淮河流域的水旱灾害进行了量化分析,得出了此时期旱涝灾害发生的基本情况。淮河流域的旱涝灾害有的是纯自然力所为,但更多的是人们利用自然的失当所致。本文主要从人为活动因素即人类的不当行为入手,对清代淮河流域旱涝灾害发生的原因作一初步考察。     

幻景中的沉城记忆:清代黄淮运交汇区的湖市蜃楼

沉城之灾是水环境变迁引发的极端事件,湖市蜃楼以祥瑞的幻景方式重复着沉城的灾难记忆。黄淮运交汇区湖泊水系众多、河工频繁,为明清时期蓄清、刷黄、济运的水利核心区。尤其清代以后,治河无须兼顾护陵,湖泊环境的剧烈变迁引发洪泽镇、泗州城等沉入水底,给当地环境社会带来深远影响。史籍中有关湖市蜃楼的记载多见于湖面急剧扩大的清代,在洪泽湖、高宝诸湖上均有发生;蜃景发生时多被与时间空间上最近或影响最大的沉城事件联系起来。沉城再现的湖市蜃楼固然不可信,但幻景中包含了百姓的灾难记忆,提醒人们历史需被记忆,灾难不应遗忘。     

明代中晚期江南地区贫士的社会交往生活

明代中晚期江南地区经济相对繁荣,士人阶层的社会交往行为空前繁盛。然而,在士人阶层的底层,一些生活窘迫的贫寒之士既不屑于治生,又鄙于结交权贵,生活的困顿使得这个群体的社会交往活动相对萎缩,成为与当时士林风气不协调的一个特殊群落。贫士社会交往行为的相对缩减,使得他们回归到倡导“安贫乐道”的传统儒学的范式中寻求文化的支撑。     

明清时期安徽沿淮女性的生活选择

明清时期安徽沿淮地区女性出现了游走乞讨与守家耕织的生存方式,既说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滞后,又显现其存在着发展空间,反映了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徘徊不前.部分女性施舍行为凸现了该区域贫富分化的加剧.沿淮女性的生存方式突破了传统社会"男耕女织"的理想模式,女性在经济活动中享受了与男性一样选择职业的自由.     

中国古都学理论建设刍议

根据中国古都学近年来实证性研究蓬勃开展, 成果丰硕, 而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的形势, 强调了适时加强理论建设对推进这门新兴学科深入发展之重要作用; 同时对当前加强中国古都学理论建设从学术层面上提出了三点见解, 指出应充分注意这门学科的学科性质与任务、深刻把握其学科特性、恰当关注其学科组成的层次性与相应之理论体系之层次性; 论文还对加强学科理论建设之途径提出了三条具体建议。     

古代北方的水质与民生

水质与民生密切相关,中国南北地理环境不同决定了水质的差异。一般而言,古代南方的日常生活用水以江河湖泉为多,外在"所染"为其水质问题的主要方面;北方民生用水以井水为多,井水自身"所含"的水质问题则较突出,由此而引发的地方病也和南方地区有较大差异。井水咸苦长期困扰北方居民的日常生活,它曾对历史时期北方国都营建产生重要影响,对各级治所的经营也有所制约。水质是生态环境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不同时代、地域、阶层对北方水质有不同感知,历经实践浸染与文字流布,这一日常生活的身体实践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知识、观念乃至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