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色诺芬《雅典政制》史料价值初探

伪色诺芬《雅典政制》作为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的历史文献,对于研究雅典政治状况、原提洛同盟"盟邦"与雅典的关系以及探析民主政治的实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作者主要从平民的权利、海上霸权两个方面论述雅典民主制保持完好的原因,评述"盟邦"主权遭到雅典侵夺的历史事实,从而证明雅典民主制乃是建立在全体雅典人对非雅典人剥削、奴役基础之上的。当政者所采取种种强化民主的措施,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雅典人的根本利益。     

雅典帝国与周天下——兼论公卿执政制时代

一 论雅典帝国 近代古典文学传统认为,雅典于前478年成立的提洛同盟(the Delian League),其金库于前454年移往雅典,是雅典同盟(the Athenian Alliance)转变成为雅典帝国(the Athenian Empire)的标志。其实,从国家的实质说,雅典帝国也就是雅典同盟。作为帝国诸邦同盟的盟主之邦,雅典本身还是一个邦(Polis),或曰城邦(the city-state),而不是一般历史上所谓帝国,如罗马帝国、秦汉帝国等帝国。理由十分简单而明确,罗马帝国、秦汉帝国等所谓帝国,是一种国家,是帝国公民的政治单位,而雅典帝国这种帝国不是     

古典时期雅典国土防御问题研究综述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国外学者开始对雅典的国土防御问题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雅典进行国土防御作战可选择的战略和战术上。具体体现在为以下三方面,探索雅典城邦战争期间的整体战略和国土防御作战战略;从军事地形学角度分析雅典乡村军用工事的作用和意义;探索古典时期雅典国土防御作战战略战术的演变过程。     

英雄与民主——古代雅典民主政治剖析

本文通过考察和分析古典时代雅典民主政治的种种现象,说明雅典民主政治领袖的作用及其与民众的关系,揭示古希腊宗教和哲学中根深蒂固的防范英雄观念。这种观念在古典时代的雅典得到充分的发挥和贯彻,具体表现在雅典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中。笔者认为,这种对英雄的防范意识和做法充分体现了古典时代雅典人的政治智慧。雅典的政治领袖们正是这种民主制度和规则的产物。他们遵守这种制度和规则并为之受难。     

雅典外邦人的社会地位与历史作用

作为一个主要由外来移民所组成的社会阶层,外邦人(Metics)是解读雅典城邦社会形态的重要载体.古典时代,雅典的开放和繁荣吸引了大批的外邦人.由于雅典公民的重农轻商意识和对政治权利的垄断,外邦人不能从事农业生产与政治活动,但是在雅典的工商业与文化领域外邦人拥有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雅典外邦人以其独特的社会地位为雅典城邦的繁荣和稳定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特殊历史作用.     

《雅典胞族法令》译注

在古代雅典,胞族是兼具血缘和地缘特征的基层社会组织,是维系氏族、德莫和部落、保证雅典城邦运转的宗教纽带。在政治和宗教无法完全剥离开来的雅典社会,胞族成员资格无疑是雅典人获得公民权的必要条件,而参加胞族节庆及祭仪等宗教活动,亦是雅典人对其公民身份的自我建构过程。《雅典胞族法令》系一篇关于胞族如何确认其成员资格的石刻铭文,对德凯莱亚地区男童和男丁的审查入籍做出了相关规定。该篇法令是解读雅典胞族组织最为重要的文献证据。     

塞拉麦涅斯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政治

公元前5世纪末是雅典乃至希腊历史上的多事之秋,雅典内忧外患,政变频仍,诸派政治力量明争暗斗,情况错综复杂。塞拉麦涅斯无疑是其间雅典政坛上最重要、最关键的人物之一。在传统寡头贵族势力遭到沉重打击、公民集体内部诸派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塞氏主要代表工商业者集团的利益,立足雅典国家的根本或长远利益,积极参与或主导多次政变,力图通过非法手段执掌政权,再以合法的举措"托古改制",以期扩大雅典兵源,缓解财政危机,维护城邦的独立。塞氏的政策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赢得雅典历史上"最优秀的政治家之一"的称誉。     

浅论伯利克里改革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

雅典历史上经历了无数次的改革,而正是伯利克里改革把雅典的民主推上希腊内部极盛的发展时期。古典时代的雅典产生了无数的先贤明哲,留下了巨大的文明宝藏,这一时期也就成为无数文人学者心中的乌托邦。本文试图着眼于伯利克里改革去探讨古典时代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及其意义。     

僭主想象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政治

传统观点认为,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的政治话语中,寡头制是民主制的对立面和死敌,雅典政治史是寡头派和民主派之间的斗争史。然而,由于雅典的民主政治话语继承了古风时代精英的反僭主传统,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政治话语中,僭主才是民主制的死敌。僭主符号在雅典人的话语渠道不断地流传与再造,演变出一系列关于僭主的想象,发展成具有影响力的政治话语,在雅典政治实践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雅典政制的现实思考

本文通过对雅典政制的理论渊源和政治现实分析,提出雅典民主和社会阶层论的现实意义。     

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集会辞》与泛希腊主义

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的泛希腊主义提倡城邦和睦,并非希腊统一,其包含着与"雅典中心主义"的差异与交融。当两者被调和而共同为反波斯战争和雅典一斯巴达联合领导权宣传时,泛希腊主义经常被强调。对伊索克拉底而言,在呼吁雅典领导权的论述策略中,"雅典中心主义"更具实际意义。他既利用这一观念对抗斯巴达人,为雅典在公元前4世纪重新恢复帝国时代领导地位的诉求提供动力,又利用泛希腊主义证明雅典领导权具有合法的道德、舆论和历史支撑。     

从提秀斯崇拜透视古典时代雅典的王权观念

在古典时代,提秀斯在雅典广受崇拜。提秀斯的古典形象与原始形象存在较大区别,是古典作家改造的结果。古典作家的现实考量,不仅在于学界常强调的宣传、美化、合法化雅典民主政治,更在于将提秀斯所象征的王权作为解决民主政治困境的一种路径,反映出雅典王权观念的改变。雅典王权观念的改变是雅典国际、国内环境综合影响的产物。     

表演文化与雅典民主政治——以政治演说为考察对象

古希腊的表演文化深刻影响着雅典民主政治,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雅典政治演说的特征上.雅典政治演说在民主政体中承担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同时,它本身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表演行为还具有特定的表演性,政治演说之表演性的过度发展将妨害其政治功能的正常发挥.然而,政治演说的表演性与雅典民主政治的运作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雅典人对政治演说之表演性的批评实际是他们在表演文化的语境中对其民主政体运作方式所进行的反思.     

试论波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介入

公元前431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既是一场希腊世界的内战,同时也是雅典与波斯之间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远在东方的波斯在公元前412年与斯巴达结盟,介入战争。波斯介入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其想重新占领在希波战争中失去的小亚细亚西海岸的希腊城邦,向雅典复仇。希波战争后波斯与雅典之间长期的"冷战",斯巴达主动向波斯抛出"橄榄枝"寻求结盟,以及雅典远征西西里的惨败,最终促使波斯与斯巴达结盟。战争期间,波斯主要通过小亚细亚的总督对斯巴达进行军事和财政援助。波斯的介入不仅帮助斯巴达战胜雅典,赢得战争的胜利,而且还直接引发了公元前411年的雅典贵族寡头政变,开波斯干涉希腊城邦内部事务的先河。     

试论雅典的外邦人

雅典的外邦人(Metics)是研究雅典城邦所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作为一个主要由外来移民所组成的特殊社会阶层,外邦人既有别于雅典公民和奴隶,亦不同于一般的外来者。与公民相比,外邦人在雅典的司法实践中被严格地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因此并不具有任何特权;而与奴隶相比,外邦人在经济文化领域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就弥补了其政治权利上的缺失。外邦人这一独特的身份,揭示出雅典城邦具有开放与排外的双重属性。     

雅典民主政治新论

雅典民主政治新论黄洋近期有一种以中国古代的公卿执政制与雅典民主政制相比较的趋向。笔者以为等同二者的比较不妥。然而,本文的主旨不在讨论雅典民主政制同中国古代政制的比较,而在探讨雅典民主政治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目前学者的研究似仍停留在制度本身,而较少注...     

雅典首席将军考辨

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 ,雅典宪法中有首席将军一职 ,伯里克利曾连续 1 5年担任该职 ,控制着雅典政局。这是一个误解。首先 ,十将军初设时 ,并无首席将军之职。其次 ,虽然希波战争后期雅典将军的影响有所增强 ,但并无可靠证据证明雅典设立了首席将军。再次 ,伯里克利时期 ,虽然有多种迹象表明他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 ,但那并不是因为他在将军中拥有特殊的宪法地位 ,而是非宪法因素所致。此外 ,首席将军一职设立与否 ,关乎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评价     

20世纪中后期国外学者对古希腊演说研究述评

20世纪后半期,西方古典学界,主要是欧美学者对古希腊演说的研究开始摆脱亚里斯多德的传统,将其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文化现象,与雅典民主政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重点分析和探讨了演说与雅典政治领袖、雅典法律诉讼和雅典城邦民主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等之间的关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可否认,这些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为国内外同仁进行相关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试析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认同

苏格拉底审判被认为是雅典哲学家与民主政治冲突的典型案例,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苏格拉底与雅典民主的一致之处。苏格拉底将父子关系从私人领域转移到公共领域,认为公民是法律的产物,公民的出生、成长、教育都仰仗于雅典法律的规定。他之所以能自由地从事哲学事业,也是拜法律所赐。为了报答城邦,公民就应该遵守城邦法律、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并使用自己的"特殊禀赋"为城邦服务。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特殊禀赋"就是做一只教育公众的牛虻,叮咬雅典这匹懒惰懈怠的马,这也是履行公民职责、报答城邦的一种方式,符合雅典人共同的政治理念。因此,苏格拉底的哲学与雅典民主是兼容的,而审判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下的偶然事件。     

吕西亚斯《控告粮贩》演说辞研究

雅典粮食产量长久以来不能满足居民需求,其粮食问题主要依赖进口解决。公元前4世纪初,大王敕令签订之际,雅典粮价飞涨,社会各方面矛盾纷纷显现。其时吕西亚斯发表《控告粮贩》演说,标志着批发商、粮贩以及公民之间的矛盾达到极点。吕西亚斯斥责粮贩的罪行,称其损害雅典公民利益,破坏社会稳定,应受到惩罚。有外国学者对吕西亚斯的演说词进行过系统的梳理,但少有人关注到本篇演说辞背后隐藏的雅典政府的经济调节手段。彼时雅典政府为降低粮价而允许粮贩联合压低批发价,以期能缓解粮食短缺引发的社会矛盾,但由于政府对粮贩管理力度不够,粮贩恣意而行,反而导致了粮价进一步增长。吕西亚斯站在公民的角度上批判粮贩,但其并未发现粮贩的行为受到雅典政府的支持,在政府计划失败之际雅典政府又将所有错误归咎于粮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