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三"抗战期间上海难民的社会救济与遣送

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无数难民流离失所。上海各慈善团体、各旅沪同乡会及其他社会组织纷纷设立机构开展难民工作。它们开办收容所收容难民,并克服重重困难,多方筹措资金,将难民分批遣送回原籍,力图给予妥善安置。这对于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保存抗战力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名实·政治·人事——关于民初上海商人团体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一、前言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上海商人团体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此点尤以民国初年表现最为显著。辛亥以降的动荡时局中,上海工商界,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团体或者人物,因其背后潜在的经济力以及广泛的社会网络、与政界关系等而为各方注意。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财经专家,甚至外交代表、文化领袖,均曾经将目光投射于上海商人团体,希望这些团体能够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支持。各界对上海商人团体的评价也曾经因为时势及利益的考量,而出现富有趣味的变化。     

"革命局"辨析

据苏俄、共产国际的有关档案记载。1920—1921年间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几个大城市曾出现过“革命局”(ревбюоро)。对于“革命局”究竟是什么组织。目前已有几位党史学者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分别视其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和俄共在华组织。这几种看法均值得商榷。从档案原文和“革命局”的名称、组织系统、自身结构与功能任务等方面来看,1920年夏成立于上海的“革命局”实际上是直属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具体负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而在其他城市的“革命局”则是设于上海的“中央局”的分支机构。虽然革命局后来的隶属关系、组织机构有所变化,但其作为共产国际的在华一级机关的性质却始终如一,在指导建立共产党、推动各革命团体的活动、实施共产主义宣传等工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其主要使命的基本完成和中共的成立,革命局也归于消失。     

周恩来与朝鲜革命志士

周恩来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土地革命时期的上海和中央苏区,抗日战争时期的武汉、重庆,结识了许多朝鲜志士,其中有些是参加中国革命团体和组织的共产主义者,有些是担任朝鲜抗日团体和组织负责人的民族主义者.前者有的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后者得到周恩来的同情和支持.周恩来利用各种机会做了大量的促进团结的工作.     

演出

韩国超人气偶像团体Super Junior将于10月18日在上海源深体育场举办2009Super Junior上海演唱会,票价为480元～1680元。     

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的潮州旅沪同乡会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上海掀起抗日救亡运动,许多旅沪同乡团体积极投入运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各同乡团体大力支援前线的抗战。潮州旅沪同乡会在九一八、一二八抗日救亡运动中,成为爱国表现最突出的同乡团体之一。     

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纪事

1919年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后,中国国内自发涌现了许多国民外交团体,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即为其中之一。该会通过举行集会、发表通电等方式宣传国民外交主张,联合全国公私各团体在上海发起全国国民外交联合大会,在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公共性的重构:近代上海同乡团体公墓探析

义冢和丙舍是同乡团体联络乡情的重要纽带,然而随着近代上海城市化的发展,这种传统习俗愈来愈表现出其落后性。公墓事关都市形象,是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公墓事业被纳入了政府的城市规划中。上海市政府在筹建市立公墓的同时,加强了对传统丙舍和停柩等旧习的取缔。近代上海都市化的发展和政府墓制改革推动了同乡团体殡葬观念的转变,同乡团体开始改良殡葬制度,陆续建立新式公墓。同乡团体公墓的出现,促进了传统丧葬习俗的演变,增进了都市文明的内涵,反映了近代上海都市社会公共性的增长。     

辛亥革命时期的两枚军事、政治团体的奖章与纪念章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其功绩在于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在辛亥革命时期上海等地区相继涌现出一些女子军事团体和政治团体。     

“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

1898年成立的上海亚细亚协会,是在日本各派对华团体逐渐合流以及中国各种趋新势力谋求联合的背景下,中日双方民间结盟的产物。随着日本对华人士的认识趋同,组织分别也相应模糊,一些重要人物同时参与多个团体的发起筹建,甚至担任不同组织的领导。因此,部分中国人士和舆论,更愿意称这类团体为“兴亚会”,视为中日民间人士联合挽救危局并进而振兴东亚的联盟,而不仅仅是日本某个对华团体的海外分支。由于亚细亚协会已现颓势,东亚会、尤其是同文会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取代亚细亚协会作为中日联盟组织架构的地位,所以不约而同地将活动重心放在上海。白岩龙平和宗方小太郎等人的上海乙未同志会,在这一转换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人士逐渐将结盟的对象转到东亚同文会。后者利用原来各个对华团体的组织和人脉资源,更加全面深入地介入南方各地的反清密谋,并力图促成联合大举。。     

武汉国民政府对"麻城惨案"的善后处理

1927年4月3日发生的"麻城惨案",是武汉国民政府辖区农民运动发展到高潮时爆发的一起典型的反动势力破坏革命的群体性事件.惨案发生后,武汉国民政府起先想通过武装征剿红枪会的军事斗争打击反动势力,从而保障农民运动积极开展,由于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武装征剿遭到失败.随后,政府将善后事宜交由地方处理,各组织团体达成妥协,...     

上海私营金融业与"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从经济、政治、思想诸方面对上海私营金融业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三反"五反"中,私营金融业业务情况急转直下,传统市场迅速萎缩;资方受到极大的震慑,从业人士思想动摇;同业组织边缘化,无法正常运作."三反"五反"运动客观上加速了上海金融业由私营向公私合营转化的进程.上海私营金融业,作为一种行业,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论民国初年河南"组党热"及其影响

民国初年,河南省内出现了一个组织政党的热潮,全国性政党的分支和地区性的团体达50多个.尽管普遍存在政纲不明、作用不清等缺陷,但他们积极抒发政见,议论时局,干预社会,在政治风气向为闭塞的河南是非常罕见的."组党热"反映了河南人民参预政治的要求,促进了民主、共和思潮的传播,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中国第一个直辖市发祥地——"京兆区"武汉

在中国古代府县制下,将国都的行政官员称为"京兆尹".1921年7月,民国北京政府以"大总统教令"颁布了<市自治制>,出现近代城市建制--特别市(县级)和普通市(镇级),但为自治团体性质.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定都武汉,4月18日成立武汉市政委员会,并成为中国实际上的第一个直辖市.南京国民政府设立的中央直辖的特别市晚于武汉国民政府.     

上海火车站"混车"记

"文化大革命"时,我正是一个红卫兵.1966年"月26日,我和同班的唐同学、邓同学响应中央文革"革命大串联"的号召,来到了上海,住在永嘉路中国中学接待站.我们到几所知名大学抄了大字报、参观了江南造船厂的万吨水压机、观赏过28层的当时国内第一高楼的国际饭店,游览了南京路、外滩码头后,对这座东方第一都市的新鲜感便逐渐淡漠.12月3日,我们决定离开上海回重庆.     

上海“慈联会”举证

正在沈去疾《赵朴初年谱》(以下简称《年谱》)中,有关"丙子息灾护国法会"的条目和"慈联会"的注释原文如下:1936年丙子民国廿五年三十岁11月20至29日与王一亭等在上海云南路仁济堂发起举行丙子息灾护国法会,担任常务理事。在上海慈联会任常委兼收容股主任,负责难民工作。【慈联会】即"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的简称。1936年成立的民办团体。主要为佛教界人士参加,负责人黄涵之。     

亲历1976年"三·五"、"三·二五"事件

发生在30年前的那桩"三·五"、"三·二五"事件的真相,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上海新闻志>中作了记载,那是<文汇报>和上级领导部门派人参与详细的调查、核实后认定的.我作为当时<文汇报>的报纸编辑主管,亲身经历了这次事件,虽然事隔多年,但往事犹历历在目.     

我在北大荒排演芭蕾舞剧《白毛女》

<正>我出生在艺术世家,外公是上海有名的“钟表大王”——亨达利钟表行的老板孙梅堂。我父母亲都是音乐家。我父亲毛铁民是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曾担任上海市业余歌咏团体联谊会主席,先后筹建人民合唱团、新声合唱团、联声合唱团、新歌合唱团、红旗舞剧团等音乐舞蹈团体。组织过数万人参加的“黄河大合唱”“纪念星海、聂耳音乐会”“‘上海之春’音乐舞蹈会演”等。我母亲是上海乐团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父亲在担任文艺会堂主任期间,开办茶室,成为文艺界人士的活动之家,许多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如著名合唱指挥家、上海乐团团长司徒汉,上海评弹团团长吴宗锡,     

20世纪30-40年代的实业界星五聚餐会

星五聚餐会是由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发起而逐渐形成的一个以定期的聚会、座谈为主要活动方式的社会团体。1932年3月,该团体开始在上海举行定期聚餐座谈,抗战时期先后迁到香港、重庆等地举行,抗战胜利后主要在上海、重庆举行,一直延续到1952年为止。在前后20年间,星五聚餐会的聚餐座谈活动多达近千次,极少间断。与聚餐会直接相联系的有各地中国国货公司的创建,以及包括西南实业协会在内的抗战时期后方各主要工业团体组织。随着星五聚餐会影响的扩大,在抗战时期的昆明、贵州、桂林、成都以及抗战胜利后的武汉等地的工商实业界中,都出现了星五…     

再论五卅惨案"十三条"交涉条件的提出

1925年五卅惨案(简称沪案)发生后,中华大地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社会各界纷纷提出关于沪案交涉的意见和主张,积极干预北京政府的外交决策和活动.其中最有影响者,莫过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七条",与上海总商会以此为基础修改而成的,被北京政府用作沪案交涉正式条件的"十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