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朝统治下“经济的破坏”问题

初中中国历史第二册第二十八章第一节“元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中有“经济的破坏”一项,课文短简,但内容头绪很多,需要落加以补充,个别地方还应该修正。本文就是对这一项的一点疏证。同时,单用“破坏”两字并不能概括元代社会经济的全貌,因此在第二节又提出了个人对这一问题的一点意见。     

论米勒兰主义

1899年,法国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大·米勒兰参加瓦尔德克—卢梭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内阁,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米勒兰表示:“这是我毕生的光荣。”资产阶级右翼政治家普安卡雷指出:“米勒兰证明了自己是政府之人士,同时也是国家之人士。”激进派克莱蒙梭认为该政府是唯一能够应付危运的内阁,“荣誉应归于米勒兰。”     

抗战时期吴泽霖对贵州少数民族民风民俗的调查研究

抗战时期,大夏大学由上海迁至贵阳后,社会学系仍由吴泽霖教授主持,于1938年春建立社会经济调查室,附属于文学院,亦由吴泽霖主持。一年后,为促进工作效能、充实研究内容和设备,将该室改名为社会研究部,“从事进行有系统之调查与研究,以冀促成贵州社会建设之事业”。“特别着重黔省境内苗夷生活之实地调查工作。”     

印象“泼水节”:交织于国家、地方、民间仪式中的少数民族节庆旅游简

在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傣历新年节的旅游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地方宗教上层人士都致力于这一节庆空间的话语的塑建,其参与和界定直接影响到节庆空间的表述,使其呈现出多元复杂性。这一案例表明,国内民族节庆的研究在突出官方性运作的基础上,应把研究视角从节庆旅游空间的单向权力结构分析转向对权力的流动和对权力利用的创造性的考察,分析角色的具体多元性、角色本身的行动话语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所上演的“戏剧”。     

当地居民对县域节事活动的感知研究——以秦岭大熊猫文化旅游节为例

在区域经济越来越多元化的形势下,节事活动起到提升当地知名度,带动地方产业发展,增强地方竞争力的作用。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节事活动也会给当地居民带来一定的影响。本文以陕西省汉中市佛坪县秦岭大熊猫文化旅游节为研究对象,以佛坪县的当地居民为调查对象,分析佛坪县当地居民对秦岭大熊猫文化旅游节的感知状况,从而了解到该节事活动目前存在的问题,并为其提出发展建议。     

《世界的苦难:布尔迪厄的社会调查》

正如何进行社会调查,如何对调查所得的资料进行整埋、重写,并对受访者的言语阐释进行基于社会学的理解之上的阐释,围绕这一过程展开的工作,要求研究者具备社会学的技艺。在布尔迪厄看来,陈旧的方法论原则以及那些在幻想中才能生效的访谈技巧,在具体的问题和场景中显得无所助益。就社会调查中的访谈而言,研究沟通活动的关系,最切实的办法是从采访者和受访者之间的互动入手,互动木身所凸显的     

书讯

<正>流动的土地:明清以来黄河小北干流区域社会研究胡英泽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定价:54元。本书研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环境下黄河滩田这类"流动的土地",关注生态环境与区域社会之间、国家与地方之问的相互关系。作者充分发掘山、陕地区有关黄河滩地的鱼鳞册,结合田野调查访谈,以大量一手材料为基础,力求打破已有认识、建立新的解释框架,尝试从生态环境的危度对区域社会史进行新的诠释。     

山西霍窑相关问题探讨

霍窑位于山西霍州市白龙镇陈村,是我国古代北方地区的重要瓷窑之一。1975年,故宫博物院的学者在临汾地区文化局的协助下调查了该窑址,并将之认定为元代霍州窑址,此后,一些学者根据调查资料对霍窑遗址的烧造情况进行了介绍Ⅲ,霍窑逐渐受到古陶瓷研究者的关注。     

剖析汪精卫逃离重庆成立“新政府”的行动计划

1938年11月,汪精卫的代表在日、汪“重光堂会谈”中曾经提出过“中国方面的行动计划”:逃出重庆后打算在云南、四川以及两广建立一个中日“和平”的新政府。由于计划涉及到这一历史时期云南、四川及两广等地的许多军政界人士而显得异常复杂,所以国内史学界对此并无专文论说。本文对此提出:造就这一“新政府”的条件仅仅只是汪精卫等人的“愿望”或者幻想,这一计划反映了汪精卫等人逃离重庆时的主观意向,是汪为了增加自身与日“和谈”价值的筹码。汪氏行动计划中所提及的西南军政界人士应是无辜的。1938年,汪精卫叛离重庆之前一个月,曾派出自…     

汉代的“发兵”制度

汉代发兵有四种信物：虎符、节、羽檄、诏书。王朝设有符节台管理符、节、玺印。虎符要与诏书同时使用。节的使用没有地域限制。羽檄曾一度独立作为发兵信物,表示情况紧迫,请求援助的信物。西汉中央对地方控制力强,调兵权掌握在皇帝手中,东汉地方统兵权与调兵权逐渐合一,虎符发兵之制很大程度上被破坏,节不断流行起来。     

七七事变前日本的“内蒙工作”及其失败

一九三三年七月,在德王通电要求“自治”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也开始积极策划对内蒙的侵略,到一九三五年,这一阴谋行动已达到相当猖狂的地步,成为“华北事变”的主要内容之一。长期以来,涉及这段历史的论著,多偏重于研究德王所搞的“自治运动”,对于日本侵略内蒙的全部计划和行动,则未予以充分反映。     

近年来国内关于“肯定性行动计划”的研究述评

“肯定性行动”,亦称“肯定性行动计划”,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以总统行政命令的形式发布的一项政府政策,其直接的法律依据是《1964年民权法案》,主要内容是保障黑人等少数族裔在就业、升学等方面免受歧视,享受平等待遇。后来该计划又不断被行政命令、国会立法和最高法院的判     

陈寅恪“种族与文化”观辨微

关于“种族与文化”,陈寅恪发凡创见,论之颇多;而这也是陈寅恪学术观点中为研究者们所援引最多者之一。约略而言,陈寅恪“种族与文化”观的要义在于,“种族与文化”是研究中国历史(中古史)与文化的最要关键,而判别“种族”的标准是“文化”不是“血统”。在作于1939年冬至1940年①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陈寅恪说,“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也”②。1941年,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青海民和土族"纳顿"节的田野调查

“纳顿”在土语中是“玩耍、娱乐”的意思,“纳顿”节是青海省民和县土族娱神、庆丰收的民族节日,民和三川地区的大部分土族村按夏粮收割早晚排列轮流举行,每年从农历7月12日开始到9月15日结束,历时2个月,被称为“土族民间狂欢节”。若遇灾年,庄稼歉收就不举行。“纳顿”与土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有十分密切的联系。“纳顿”在今日的现状是一个有组织的由村民集体参与,包含祭祀仪式、民间歌舞、傩戏表演以及经济行为的综合性活动,它与当地土族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对于“纳顿”的调查有利于我们深刻理解当地土族的日常生活结构,为进一步的探讨民和土族民俗文化有所助益。笔者于2002年7月至9月进行了为期30天的田野作业,通过参与观察、访谈（深入访谈、一般访谈）,并辅以照相、录音、笔录等方法获取了第一手调查资料,保证了资料的系统性和丰富性。基于“纳顿”节规模大、举办时间长、活动丰富等自身的特点,不可能一一记述,笔者在当地了解到中川鄂家村、峡口桑卜拉的“纳顿”被公认为比较正规,因此现以鄂家为主,将当地“纳顿”的实况记述如下。     

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收回澳门的谋划与流产

抗日战争后期,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展,关于战后安排的问题逐渐提上议事日程。当时对于澳门,国民政府面临着是否收回,如何收回,以及收回后如何治理等问题。大体上,以宋子文、王世杰为首的外交部系统主张“缓进”,举棋不定;以李汉魂、张发奎为代表的广东地方当局较为“急进”,并一度对澳门采取封锁行动。由于蒋介石最终倾向于外交部方面的意见,收回澳门的计划未能实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澳葡当局不愿拱手归还,明里暗里搞了一些花样,如打“英国牌”、打“民意牌”、利用国共矛盾等;二是由于国民政府过于谨慎,一再错失良机,加上很快陷于内外交困之局面,收回计划最终流产了。     

从"因生而武"到"向武而生" ——鲁西南郓城县尚武风俗考察

利用文献资料、参与观察和访谈等研究方法,对鲁西南郓城县"斗羊""送火神"和"武戏"等民俗活动进行调查研究。上述民俗活动都蕴含着丰富的武术元素,其根源就在于该地区根深蒂固的尚武之风,以及由此衍生的传统情怀与文化认同。这种尚武之风经过悠久的历史积淀,已经深蕴于普通民众的意识与行为之中,并与诸多民俗活动形成相互嵌套关系,以"武术之乡"之名成为一方水土的文化标识。     

基于区域联系和IPA的节事游客地方认同空间特征——以2011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为例

本研究选取地方理论的地方认同维度,将其与节事研究领域相结合,以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为案例,运用区域综合联系强度、IPA以及Taylor的距离衰减模型,探究参与该节事的游客对举办地西安的地方认同的空间特征。研究发现:世园会游客的地方认同在总体上表现为等级递减和跳跃式增长两种空间特征,且仅在国内各省(市、区)这个较大尺度上体现出明显的距离衰减效应。文章最后通过讨论提出了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节事游客地方认同空间特征与空间极化、介入机会及空间扩散的关系问题。     

民初国税厅简论

在民国初年,中国出现财政厅以前,北洋政府财政部曾于各省设置国税厅。过去少有人对它进行探讨。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设置国税厅的原委及国税厅官制流产的原因略陈管见,姑作补遗。一民元南北和谈结束后,熊希龄出任第一任财政总长。其时,财政危急十分严重。“中央毫无涓滴收入”,而“各处军需告急之文电一日数至,库空如洗,束手无策。”为了解决当时窘迫的财政现状,熊希龄遂提出整理财政之方除了减兵节政以节支出及增税筹债以增收入外,还必须“划分税目,以别国家地方之权限”,庶财权明晰,中央与地方各有所入。     

日本现代民俗学的“第三条路”——文化保护政策、民俗学主义及公共民俗学

在日本民俗学界中至今混同存在着这样几类研究者：虽然关注民俗其本身但并不关心地方民众的“文化至上主义者”、不加批判地推进文化保护政策的“文化保护主义者”、还有虽对文化保护政策持批判态度却只是隔靴搔痒的“民俗学主义批判者”等等。就此,本文将对今后的民俗学走向以及建立“新公共民俗学”的必要性展开论述：不仅要认识到文化保护政策的政治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要在认识到这样的政治性向地方社会渗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的同时,对地方生活者作为承担文化活用和保护的合法性存在加以尊重,在尊重他们所拥有的价值的基础上,创建直接参与地方文化的保护、活用之实践活动的民俗学——“新公共民俗学”。     

抗战后期筹备军士计口授田史料一组

军队官兵及其家属计口授田，是抗战后期国民党政府“建军”、“拥军”以及战后国防及经济建设计划的重要举措。本组史料主要有会议记录、计划方案、讨论情况及各机关往来公函。以前此方面相关研究较少，现予公布，以期引起相关问题之研究者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