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左云县方言词汇特点初探

邵敬敏在《现代汉语通论》一书中指出：“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是词和语的集合体,词汇的主体是成千上万的单词,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是“语”,所谓“语”,是指固定短语,包括熟语和专用短语两类。”文章采用邵敬敏这一词汇说,把词汇的范围缩小到“词汇的主体”--单词来进行调查研究,不涉及熟语和专用短语。方言词汇之所以被称作方言词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些词汇和普通话不同,两者之间在许多方面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文章基于对山西左云县方言词汇的调查记录,把左云县方言词汇和普通话词汇进行了比较,并且得出了山西左云县方言词汇和普通话词汇在音节结构,构词,词义三个方面的差异,尝试发现总结左云县方言词汇的特点,为汉语方言词汇研究尽一点微薄之力。     

关于"全球化"与"美国化"的几点思考

在当今国内外学术界,“全球化”和“美国化”是频繁出现的两个词汇。通过对这两个词汇引发的几个问题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全球化不等于美国化,在全球化推动之下正在形成的全球文化与美国文化并无必然的联系,全球化不会阻碍文化的发展,反而给文化的发展提供更为辽阔的空间。     

科技“大跃进”对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影响

1958年,正当新中国技术革命迅速发展之时,"大跃进"运动逐步兴起,科技"大跃进"随之发生。关于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受科技"大跃进"强调群众发明的"土办法"的影响,二机部先后提出了"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两个口号。这两个口号的实施,既助推了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但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论反右派斗争对"大跃进"运动的影响

反右斗争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其与紧随其后的“大跃进”运动的相互关系来说,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对知识分子的沉重打击,为“大跃进”运动中普遍忽视和不尊重科学与客观规律埋下了祸根,并为唯意志论的张扬提供了条件;进一步助长了报喜不报忧的虚报浮夸风气的滋生与蔓延,使错误得以延续更长时间,并且加重了困难的严重程度;助长了党的主要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盲目乐观和盲目决策的情绪;强化了党内在社会主义建设方略上的“左”倾错误。     

我亲历经济理论上的一段拨乱反正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告一段落以后,首先在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的是在经济学领域,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按劳分配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还在中共召开“十一大”之前,首先在经济学界发动了关于“资产阶级权利”(旧译“资产阶级法权”)即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因为自从“大跃进”以来,对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最大伤害的,     

“大跃进”年代趣事多——我的大跃进亲历记

“爸爸大跃进,机器造得勤;妈妈大跃进,棉花纺千锭;……我也来个大跃进,生产学习样样能。”5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曲,至今还记忆犹新。     

＂大跃进＂中漳州的诗歌

在发动全民写诗的“大跃进”期间,每天都会写出大量诗歌。以下为杨瑞仁同志搜集自“大跃进”时漳州的工厂、学校、街道、公园各处的墙报、黑板报、简报、宣传栏上的诗歌。现仅撷取其中部分,意在存史。从中可窥视“大跃进”中诗歌之一斑。搜集者已对一些明显的错别字作了纠正,如“苦巅”、“干坤”、“撒网渔”,改为“山巅”、“乾坤”、“撒渔网”。     

“大跃进”时期文化界的荒唐事

1958年,在工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的感染之下,文艺界的“大跃进”也发动起来。文艺战线捷报频传,文艺“卫星”满天飞。文艺家们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身于“大跃进”运动当中,在头脑发热的情况下,干了很多违背文艺发展规律的荒唐之事,在今天看来仍然十分可笑。     

十年来"大跃进"研究若干问题综述

作为一个时期和社会运动的“大跃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1995 年,谢春涛发表的《“大跃进”运动研究述评》一文,就学术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 90年代中期对“大跃进”运动的研究情况,作了综述。本文拟就1995年以来学术界有关“大跃进”研究的新的学术观点作一综述。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文章篇幅及本人视野所限,本文涉及和参考的主要是研究“大跃进”的有关学术论文(包括一些概括性的资料综述和回忆,     

“大跃进”运动中浮夸风成因浅析

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浮夸风的盛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事实上,也正是在各地纷纷大刮浮夸风虚报农业产量的背景下,才直接导致了随之而来的各项决策失误甚至三年经济困难的发生,而当前史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还亟待加强。本文试图对“大跃进”期间的浮夸风的起因进行总体上的把握,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入手,综合社会群体和个人个体两个角度,探究其发生的具体原因,避免浮夸风的再度蔓延。     

“大跃进”中山东的两次饥荒

在“大跃进”运动中,山东表现狂热。于是遭受了两次饥荒,成为全国的重灾区。这两次饥荒,少见披露。     

1961-1962，河北省甄别平反

1958年“大跃进”,河北省和全国一样,“天上有多少星,地上有多少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搞得热火朝天。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全省脱产的党员干部有5802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帽子;全省八个地、市委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就像在“大跃进”的基础上又点燃了一把火,人们的思想更加混乱,言路更加闭塞,“五风”继续泛滥,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1958年那条“总路线”形成前后的党内争论

1958年在中国,先后出现了三面红旗。这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虽然分开来说是“三面红旗”,其实三位一体。当年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高估产、全民动员、昼夜苦战,用“高潮”一类字眼已经不能显示出它的规模和气势,只能叫做“大跃进”。而总路线,既是这一场“大跃进”的动员口号,又是它的指导方针。人民公社这种将每一个人从生产到生活都管起来的准军事组织,就是贯彻总路线、实现“大跃进”的组织形式。三者缺一不可,缺其一即无法构成当年这一“壮观无比”的历史图景了。…     

专家论证应负法律责任

本人曾在2002年6月份写过一篇《浅议专家论证》的小文,在一家报纸刊发后,又被另外两家报刊分别转载。内容主要是谈：某些专家违背科学与良知,随波逐流,顺应“权势”的需要,做出一些违反科学的“专家论证”以致误国误民。如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时期,某些专家居然“科学”地论证出：稻田翻得越深水稻产量越高,秧苗栽插得越密产量越高,小麦播种量越多产量越高,等等。中央就指示全国各地农村推而广之。人民公社干部不遗余力地下令农民遵照执行。     

日本妇女在侵华战争中具有“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身份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孙立祥、韩立娟在《日本妇女与侵华战争》一文中指出：战时，部分日本妇女既饱尝了饥饿、贫困和亡夫丧子之痛，又通过“支前”等实实在在的工作盲从了统治阶级发动的侵略战争。这些日本妇女是带着“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身份走进侵略战争的。在日本右翼势力蠢蠢欲动的当前形势下，如实指出这部分日本妇女盲从侵略战...     

中情局档案解密“大跃进”

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美国中央情报局曾进行过十分详细的调查与评估,相关报告已经解密。下面是中情局档案中有关“大跃进”的内容:中国有两个基本经济问题。第一个且最根本的是,其快速增长的人口对有限的食物供应所造成的压力。第二个问题是获得高强度资金积累的困难。虽然中国领导人一开始为1958年制定了相对保守的目标,然而在那年的上半年他们做出判断,决定利用中国众多人口的劳动潜力,在各个领域发起“大跃进”运动。     

人民公社时期广东农村的生产、生活习俗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提出不久．相继发动了“大跃进”、“人民社会化”运动。在大跃进形势影响下,全国各地统一规划建置人民公社。     

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记略

1958年开始的那场大跃进影响深远,大跃进失败后其它惊人事变接踵而来。所谓惊人事变是由国内外两大事件交织而成的。其一是1953年斯大林之死和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以及他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的短命改革,引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分裂、大挫折,使局势动荡     

馬克思主义者必須滿腔热情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

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綫的光辉照耀下,全国人民都以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姿态,投入了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的英勇斗争,展开了我国国民经济与各项事业全面大跃进的局面。在伟大的一九五八年里,不仅出现了农业生产大跃进和文化科学大发展的崭新局面,而还出现了像东升的旭日一样,富有强大生命力的人民公社。     

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引进基础上的技术创新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活动集中在“一五”时期和“大跃进”时期,虽然这两个时期在引进基础上的创新活动都是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的体制框架内进行的,但在引进技术的行业构成、规模、项目建设的实施和技术的消化乃至技术创新机制、成效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一五”时期采用了全面、系统、灵活多样的方式和重点攻关,在消化、吸收引进技术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某些领域实现了技术再造,技术创新能力得到了迅速积累,但从总体上看仍处于对引进技术的翻版、修改阶段。“大跃进”时期的技术创新机制被严重干扰,群众运动代替了深入细致的科学研究,在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中引进基础上的创新活动格外活跃,通过技术革新运动学会了自行制造一些成套设备、生产工艺,但并没有从产业部门或行业整体上真正实现引进基础上的再次创新,其整体水平依然停留在对引进技术的“初级模仿”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