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令人难以忘怀”的鲜花和笑脸——记哈琼文和他创作的《毛主席万岁》宣传画

哈琼文于1959年创作的《毛主席万岁》宣传画,是一幅在“文革”前具有广泛影响的美术作品。当时不仅家家户户张贴,而且还送到国外参展,获得很高的国际声誉。然而,这幅受到广泛好评的宣传画,在“文革”中却遭到了“莫须有”的政治批判,哈琼文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直到粉碎“四人帮”后,这幅宣传画才重新受到关注和肯定。     

收藏一个特别的中国

微微泛黄的纸张,浓郁的政治色彩,夸张的人物形象……在人们的习惯性思维中,艺术收藏品似乎总是优美雅致的,但这些“红色宣传画”显然与优美雅致有些不搭边。然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红色画作”却又在收藏圈里拥有一大票忠实的“粉丝”,是什么吸引了他们？其价值何在？又应如何收藏？     

稀有姓氏的死与生

“死”、“骂”、“难”都是姓氏,“你”、“我”、“他”亦是姓氏,不过它们和许多古老姓氏一样,大都消失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使用过的姓氏有两万多,但今天专家的研究结果只有7000多,而其中亦有不少姓氏已经或正在变得稀有。稀有姓氏会死吗？与此同时,在我们身边,又有一些崭新的姓氏诞生出来,也相当稀有。姓氏,不只是古老的文化,足否也会成为当代的新文化？     

湘军和他的敌人

去年夏天的湘乡之行,我印象最深的是刘锦棠故居。刘锦棠曾追随左宗棠收复新疆。且不说其故居的残破不堪,斑驳的墙壁上,还被一层又一层地刷上了“文革”标语和宣传画。他的坟冢也未能幸免。据同行的湘军研究学者左都建说,“文革”时当地人将其定为“破坏革命的罪人”,掘开他的坟墓,抛尸荒野。唏嘘之余,我想到了这百余年,湘军和他的敌人太平军的历史地位的浮沉。     

反思教育之“新”的四个问题

曾在2011年一个题为“面向未来”的全国教育论坛上,我应邀作了发言,我的题目是,“未来：将面向优秀的传统”。这是我对未来的理解、包括对教育未来的理解;这是我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把握,包括对教育发展趋势的把握。不久前,在北京参加了一次”新学校”论坛,应邀我作了”新学校试验的启示”的演讲。提出了一个问题：“新学校”的本质是什么？我认为,无论新学校也好,新教育也罢,必须思考、回答教育的重大问题,而教育形式、技巧、方法、手段等的变革是次要的。今天的教育,是从历史中走来的,我们在“新教育”、“新学校”中认真梳理。必须明白,我们正在向何处去？我们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关头？     

莫当“好好先生”

明代冯梦龙在《古今谭概》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司马徽在同别人谈话时,无论好与坏,不管是与非,总是说“好”。一天,有人问他：“你好吗？”他答曰：“太好了。”有人难过地对他说：“我的儿子死了。”他也回答：“那太好了。”他的老婆因此批评他：“人家认为你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所以才告诉他的伤心事,你怎么还是说好呢？”     

“鸡”姓居民为儿起名发愁姓“死”叫啥名字好？

我姓鸡,请帮忙起个名吧 给儿子征名结果是：“鸡蛋”、“鸡低批”、“鸡屁股”,这名字怎么叫得出口。 有人姓鸡,他为儿子的名字愁坏了。他在网上发帖,“我姓鸡,孩子该叫什么好？”     

乾坤一望何凄寂 剩有寒香待陆游——“文革”中的胡根天先生

近有朋友问我,“十年浩劫”时,八十高龄的家父是如何走过来的？虽然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发生在二三十年前,但对其主要情节我还记得比较清楚,现追忆出来,以飨读者。     

画儿为什么这样红——集体记忆的表述者

宣传画是什么？ 顾名思义,它首先是画,其次应当具有宣传功能。 仅此而已？ 当然不是。 暑期,我专程拜访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副教授曹庆晖时,对我的问题,他如是答道。     

与我无关的生活

办公室附近有一栋建筑,墙上趴着一只比一面窗还要大的大龙虾。据说里面是个上海菜馆。有时候坐公车堵在路口,正好看见那只虾,虾那边有几个字,“逸”“品”“堂”,边上还有几个小字,“黄”“永”“玉”。我就想,这老板跟黄永玉是怎样的交情呢？想象了一番他们谈笑风生的样子、黄永玉提笔写字的场景。     

毛泽东为何要办"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文革”时“改造”干部的场所。那么,“五七”干校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毛泽东为何要办“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文革”时“改造”干部的场所。那么,“五七”干校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穆藕初——“另类”的实业家

“对于我的父亲,我知道得越多就越困惑。”1943年,穆藕初去世时,其幼子穆家修只有10岁。很多年以后,已经70多岁的穆家修老人回忆说：“我万万没有想到,父亲的事业涉猎的范围这么广。研究了10年,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知道怎么看他了。他除了是我父亲,到底是历史上的准？”     

过去娶妻是“卖女”

当时有人把广东的婚嫁习俗称为“买卖式”的,因为凡是婚嫁,总要跟“钱”有关一一小编我孤陋寡闻,日前拜访未来岳母时方才知道,客家话中嫁女至今依然是叫“卖女”——礼金需多少,礼饼有几担,金猪要几只？接下来的文定礼、纳采礼、亲迎礼等等,一桩桩接二连三,非闹得天翻地覆不可。     

真心朋友

“喂,到了没有啊？”我在电话这头问道。 “还没有啊,再等一会儿吧!”对方回答。电话那端的“他”就是被我视为真心朋友的小徐。     

一个中学生向毛泽东上万言书

40多年前,我国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而我也只是一个年仅十四五岁的初中学生。在1961年的夏天,我曾给毛泽东主席写过一封长达数万言的信,后来批判我的人都把这封长信贬称为“万言书”。一个小小的初中学生,为什么要给党中央最高领导人上“万言书”呢？这个“万言书”又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碎片化的历史学”：理解与反省

“碎片化”在今日已成历史研究热议的话题,而且,明显是批评的声音居多。问题的存在,或许谁都难以否认,关键是成因为何？又如何面对？依拙见,“理解”问题之由来,或是对此进行“反省”的必要前提。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想略加说明的是,史学研究中所谓的“碎片化”问题,     

“文革”中的“第一”

第一个向林彪“顶峰论”挑战的人 1966年1月,林彪提出“顶峰论”,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大肆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崇拜。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一大”代表李达却惊愕地说：“顶峰？难道说不发展了吗？”有人提醒李达：“这是林彪讲的啊!,,李达愤慨地回答：“我知道是他讲的。不管是哪个讲的,不合平辩证法我都不同意!”     

曹瀚：沉思，除了沉思还是沉思

在莫高窟“朝圣”的20多天里,我从大家对于壁画近乎教徒般虔诚的拜谒中,隐约感受到了一丝的困惑和疑虑,那是我们大家都不愿触及但又无法回避的一个越来越清晰的问题：我们是来“朝圣”的,但“圣”在哪里？又怎样“朝”呢？如果就是每天看壁画,作写生,那好像缺乏了点神圣感。我知道大家都很苦闷,但也都不愿去触碰别人的感受,只是在默想。也许画家们会在辛勤的创作中破解这其中的要义。     

失落的安妮

坐在桌边,打开自己脑海里的书库,开始在自己的脑海里“看”书,嗯,读哪本书好呢？安妮？好,就它啦! 还没有开始看呢,不知是谁扯着嗓子来了一句：“死了都要爱！”这么一吓,我一下子把安妮丢到九霄云外去了,触电似的跳了起来。那破锣似的声音还在继续：“到绝路都要爱!”我忍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