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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顺博物馆藏有明万历年间磁州窑酒瓮1件(图一)。高67、口径16、腹径44、底径21.5厘米。小口,卷唇,短颈,小丰肩,弧腹,平底,白釉褐彩,主体纹饰为弦纹、水波纹及卷草花卉纹等。肩部有开光五处,每处内书楷体字二,合为“上沽彩石江,还饮岳阳楼”。其上一周书写:“闻香千里来下马,知味百步且廷车。万历岁次辛丑年做造”。“廷”应为“停”的同音假借字。万历辛丑年即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酒瓮胎质稍显粗糙,白釉呈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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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陪个老外去颐和园,站在万寿山上远眺,感叹着这园子的主人当年的奢华与享受,突然想起当年这里面也曾生活过一群不幸的人——群关在马棚里的太监。清人吴振械《养吉斋丛录》中,有这么一段话:“太监获罪……,从前有交内务府总管用九条链锁之者,有发瓮山、吴甸铡草者,有圈禁瓮山记不释放者。”这里提到的“瓮山圈禁铡草”是清代宫廷史上的一个掌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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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康熙廿一年春书《瓮颂》组诗之六《画瓮》:“停舟问夏口,夏口无一画,三人瓮里坐,是事颇奇怪”。八大诗向号难诠,史无确诂。此《瓮颂》六首尤羚羊挂角,踪迹冥杳。今检《春秋&;#183;桓公十四年》:“夏五。”西晋杜预注:“不书月,阙文”。又《庄公廿四年》:“郭公。”杜注:“无传,盖经阙误也”。史因《春秋》此二处阙文泛称佚笔缺文为“夏五郭公”。明张岱《快园道古》卷12及明冯梦龙《古今谭概》卷27皆载明清文士雅嗜“夏五本是五,增口便成吾”诗谑字戏。细玩八大诗义,正暗示“夏口无一画”为“夏五”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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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命运与明朝两大事件相关——“土木之变”使他成为举国拥戴的英雄,“夺门之变”使他因“谋逆之罪”而丧命。他能够战胜入侵的外敌,却不能战胜内部的对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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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文化》1992,(5)
《天工开物》是我国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的科学技术名著.《天工开物》中的《陶埏》在该著中又占有一定的份量.《陶埏》卷分“瓦”、“砖”、“罂瓮”、“白瓷”(附青瓷)、(附窑变、四青等).他指出陶瓷器的用途有:人上栋下室以避风雨瓴建焉”,砖瓦可以建造房屋以避风雨;2、“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而城垣雉堞,寇来不可上矣,”砖可以作城墙,以防敌人的攻击;3、“泥瓮坚而醴酒欲清,瓦登洁而(?)以荐”,陶瓷器可以作日常用器;4、“商周之际俎豆以木为之,……后世,……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掩映几筵,文明可掬”,陶瓷器还可以代替铜器,木器以作祭祀之用,美观而又实用.江西是“瓷器之乡”,景德镇号为“瓷都”,瓷器考古方面的资料十分丰富,本文拟就《陶埏》中提出的各节,结合江西解放后的考古情况提出一些看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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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颗明珠一瓮收,君王到此也低头。五岳抱住擎天柱,吸尽黄河水倒流。这首《咂酒诗》可谓是对吸饮罐罐酒颇为形象的描绘。罐罐酒是盛行于甘肃庆阳民间的一种低浓度黄酒。饮用时,将发酵后的酒醅舀入煨罐(瓦罐或瓷罐),加水煮沸,以竹或芋子筒作为吸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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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蒸馏酒虽有“汗酒”“烧酒”“重酿酒”等汉语名称,但一度流行的“阿剌吉酒”等音译名称,使得中国蒸馏酒起源成为颇具争议的国际性学术问题。本文在系统梳理史籍所载“汗酒”及其制备用具的基础上,结合考古发现的相关资料,通过“汗酒”名称和蒸馏器具渊源的探析,认为“汗酒”之名理应源自历史典故“汗出如浆”,而制备“汗酒”的酒铛实乃釜、甑等多件套甗式蒸馏器。尤其“酒铛”与古代蒸馏器实物的相互对应,有助于重新审视中国蒸馏酒、蒸馏器的起源及演化历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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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女真民族分成三大部,一是建州女真,一是海西女真,一是东海女真。 建州设卫是在永乐元年(1403)。明朝加封的第一任建州卫指挥使是阿哈出。因他从征有功,永乐皇帝赐各李诚善。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建州卫的第三代首领、阿哈出的孙子李满住率其部众迁到了婆猪江,即今浑江流域的中游,居住在“鸭绿江相距一日程瓮村等处”。瓮村,据园田一龟考证“在兀刺山城南麓”。兀刺山城即今桓仁县之五女山城。而兀刺山城南麓,当为桓仁县之浑江水库蓄水前之长岗村。此地依山傍水,背风向阳,土质肥沃,宜农宜猎,且战时有退守之地,是女真人理想的住地。李满住的移居瓮村,是建州女真进入今桓仁县境的开始,也是进入今辽宁省境内东部地区的开始。这比后来李满住的建州卫1438年移住今新宾县境内从而给清朝统一全中国奠定了基础的时间,要早十四年;比努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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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迷古代酒具的收藏人文图/张群自古以来,我国就有着十分发达的酒文化,而喝酒,则离不开酒具。“酒”字在甲骨文中被写成”酉”字,这“酉”字,酷似一尊酒具之形。时至今日,古酒我们已无缘得见,而装酒、取酒、喝酒的酒具却被历史慷慨地保存了下来,这就形成了独特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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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古代文物罕见铭文,1965年平坝出土东汉陶罐上的33字铭文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固为自然之事。笔者是从事语言工作的,由于对铭文中“瓦”字的特殊用法发生兴趣,拜读了李衍垣(《贵州日报》1980年11月22日、《贵州文史丛刊》1982年二期)、陈恒安(《贵州文史丛刊》1981年一期)、章光恺(同上,1981年四期)、禹明先(同上,1990年三期)四位先生五篇有关论述,获益匪浅,却又感到疑窦仍存,尤其是器名确认错误,使全文的识读、训释未能贯通始终而理通辞顺,并从而影响到对铭文所反映的贵州古代酒史等内容的认识。李衍垣先生曾把铭中“古沈”二字释为酒名,后来又从陈文释“酒罐”;陈文释“缸坛”章释“大坛”,禹释“瓮沈”,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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