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杭州到卢卡：穿越历史的丝绸之路

深秋的意大利古城卢卡,满地的落黄和斑驳沧桑的古建筑,叠加成美妙的图景,而来自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展览——“从杭州到卢卡：穿越历史的丝绸之路”,更是这浓浓秋色中一道别致的文化风景线。展览通过来自中国的丝绸、意大利当地出产的丝绸、意大利收藏的中亚丝绸以及相关文物的共同展示,勾勒出当年丝绸之路上的繁盛情景和两国之间交流的盛况。     

从国都到省城：元初对杭州政治空间的改造

在实现天下一统后,元初统治者展开对南宋故都政治空间的改造,其政策演变与江南统治形势密切关联。元军占领临安后,逐步弃置或改造城内外皇权意味浓厚的礼制建筑,为顾及政治影响,亦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由于忽必烈担忧江南局势恶化,加之桑哥执政,改造趋于激进,皇家宫殿、御前宫观、南郊圜丘、帝后陵寝等被强行改为佛寺,引起江南社会剧烈动荡。其后,元廷调整相关措施,赋予杭州省城地位,尊重当地文化传统,营造符合儒家礼制的衙署、祠庙、城楼等。在元明鼎革之际,元初杭州改造的相关史实逐步模糊,其后衍生出众多神异的传说,成为后世统治者治理江南的重要历史昭鉴。     

侯仁之：从日寇囚犯到资深院士

侯仁之院士,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基人。1911年12月出生于河北枣强,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52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历任系主任兼校副教务长、城市和环境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等职及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现为北京市人民政府首都发展战略顾问组顾问。     

武圣关羽：从人到神的千年历程

关羽生前的爵位是最低一级的亭侯,然而身死之后他却步步高升。早在宋朝他就被追封为王,明朝又晋升帝位,清朝时他成为与孔子平起平坐的武圣人,到了民国他是儒道释三教、人鬼神三界共同尊奉的关圣大帝……     

晋阳之战：从争霸到兼并的转折

爆发于公元前455年的晋阳攻守战,是春秋战国之际,晋国内部四个强卿大族：智、赵、韩、魏之间为争夺统治权益,兼并对手而进行的一场战争。是役前后历时两年左右,以赵、韩、魏三家联合携手,共同攻灭智伯氏,瓜分其土地而告终。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较为重大的影响,因为就在这场战争之后,才逐渐形成了“三家分晋”的历史新局面,古往今来的历史学家多将此事看作是揭开战国历史帷幕的重要标志。     

从《西安宣言》到《西安共识》——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构想与实践

大明宫作为大唐帝国的统治中心和国家象征,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巅峰之作,更是我国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皇家宫殿遗址,规模宏大,形制完整,遗迹、遗物埋藏丰富,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文物序列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时也是2011年中国与中亚五国丝绸之路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骡马驿道到天堑通途——记日喀则的交通事业

公园13世纪中叶,萨迦政权结束了西藏的割据分散状态,后藏一度成为西藏的政治、化中心、萨迦地方政府与中央王朝的书信、使臣往来,与西藏各地方官员、政令行使,都是在山路驿道上往返,仅拉萨到日喀则现今只有280多公里的路就要走数十天,途中翻几座大山。     

从中国航海事业的发展到航海日的确定

中华民族航海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创造了先进的航海科技,灿烂的航海文化,是世界航海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并且通过海上交通,与世界各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从而对世界航海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航海事业发展的前提首先是航海技术的发展,航海技术的水平直接决定了航海事业的发达与否,本文拟从航海技术进步的角度论述中国航海事业的发展。     

从麻姑到岳姑：昆嵛山仙道女神的历史嬗变

承接东海仙道文化余绪,唐宋时期昆嵛山麻姑庙宇得以修建;蓬莱清浅、唐臣访姑的故事出现于这一时期庙宇重修的碑刻之中。金元时期全真道教以胶东为基地,以麻姑为资源,弘扬麻姑信仰并将之塑造为“后学仙”和鼓励女性入道的“榜样”;麻姑乞树、显异助饷的故事也在这一时期得以流传。明清时期尤其是明中期以后,岳姑(碧霞元君)信仰在昆嵛山成为主流,麻姑退居其后;至清末当地人甚至“只知岳姑不知麻姑”。历史长时段视野下,地方士人、民众传承方域文脉的自觉与创造,尤其是全真道教发展过程中因应时势所进行的策略转变,塑造、改变着麻姑、岳姑的形象并推动二姑易位。     

从城市到乡村——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及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28年后就夺取了全国政权,总结起来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已60余年,经过较长时间的历史积淀,加之各种资料的陆续刊布,都为更清晰地认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条件,而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于学术和现实皆有意义。     

从井冈山到天安门 中国革命的红色足迹

钱币速览→ 第二套人民币1元、第二套人民币2元 第二套人民币3元、第四套人民币100元 如果说第一套人民币浓缩了那些过去的历史故事,那么第二套人民币,无疑就是中国革命红色足迹的真实再现。     

唐宋时期巴蜀造纸业的兴盛

造纸技术虽然发明于东汉,在晋代传播到全国,但至今未见汉晋时期纸产地的记载。直到唐代．才确知巴蜀地区是全国造纸业的中心。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四川从唐代起就是造纸中心。”锺宿到五代时期,成都的造纸业进入兴盛期,蜀纸一直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这期间。南唐李后主曾召唤巴蜀名匠,利用杭州与蜀相似的自然环境．设局研制...     

从敬一堂到共乐堂：开埠前上海天主教会的书籍刊刻

作为近代中国出版中心,上海以出版西学书籍见长,但1843年开埠前上海的西书出版却鲜受关注。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西学长期依托于教会和教会书籍进行传播。明清时期上海天主教会的书籍出版可分为敬一堂时期（约17世纪下半叶）、共乐堂时期（约1824—1853）和慈母堂/土山湾印书馆时期（19世纪50年代至1958年）三个阶段。本文聚焦于前两个时期,利用已访到的敬一堂刻本13种、共乐堂刻本10种,分析各自的历史与特色,并附论同期上海其他教堂、教徒的书籍刊刻与传抄活动。通过发掘上海西书出版的前史,旨在追寻明清时期西方知识与信仰在上海传播的内在脉络。     

从国王到圣徒：忏悔者爱德华的形象重构及其意义

从1066年逝世到1161年封圣,忏悔者爱德华完成了从国王到圣徒的转变,成为英国历史上唯一被罗马教皇正式册封为圣徒的国王。爱德华的圣化起源于人们对“神迹”的信念与无意识的传播,其后经过爱德华遗孀伊迪丝、不同时期的诺曼政府、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罗马教廷等不同人物或群体的推动和利用,最终获得教皇的正式认可。诺曼征服后,爱德华崇拜从口述传统向书写传统过渡,形成了早期的圣化迹象。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沉寂后,他的形象在12世纪初逐渐摆脱原有的“历史性”,在文本中初步实现从国王向圣徒的转变。封圣运动的成功则标志着爱德华圣徒国王形象重构的彻底完成,最终实现文本与现实层面的合法性确认。在这一过程中,他的“神迹”被不断赋予新的意义与价值,为不同时代的社会现实和不同群体的政治利益服务,成为联系过去又被不断篡改的历史记忆。爱德华的圣化不仅是宗教信仰的体现,更是中世纪西欧世俗政治与神权政治交融互动的结果。这一过程不但折射出政治权力、社会转型和历史记忆等多重领域的深层交互,还显示出中世纪西欧世俗政治与神权政治的复杂性,凸显了后诺曼征服时代的社会变迁。     

从朱学到王学的历史演进——二十世纪以来的研究综述

朱熹和王阳明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两位巨人,朱学和王学是理学史上的两座高峰。在此两座＂高峰＂之间的思想演进过程是怎样的,这一论题对于理解理学的发展,甚至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规律,都是很有意义的。至少,这应是理学史研究中的一个不能缺少的环节。     

从殖民主义到民族主义：殖民统治时期关于阿卜杜·卡德尔的历史记忆建构

阿卜杜·卡德尔是19世纪中东地区苏菲主义教团反殖民主义的代表人物,他领导了阿尔及利亚早期的抗法斗争,并进行了创建现代国家的努力。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建构关于阿卜杜·卡德尔的历史记忆。在殖民主义历史叙事中,阿卜杜·卡德尔的形象经历了从传统的东方学叙事向服务于殖民统治的知识重建的转变,其本质是殖民霸权对殖民地社会历史文化的重塑与改造。在民族主义历史叙事中,关于阿卜杜·卡德尔的历史记忆经历了从民间传说到政治化的过程,并且在与殖民主义的政治互动中,成为民族主义话语的核心。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建构关于阿卜杜·卡德尔的历史记忆上,都经历了从个体回忆到集体回忆的演进,但二者在政治内涵上存在本质差异。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对阿卜杜·卡德尔历史记忆建构的不同轨迹,恰好诠释了殖民地社会发生的最深层次变革,即西方殖民主义的衰落与本土民族意识的觉醒相伴发生的历史进程。     

从规避马六甲风险到出台系统的能源战略：中国须有多种思路

出于保护中国石油运输管道的需要,中国有必要介入马六甲的协防工作。从目前来看,中国在马六甲驻军尚不现实,但可以从以下途径思考:一,提供技术支援和后勤保障;二,与共管三国分享情报资源;三,条件成熟时,与共管三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从性别麻烦到范式变革：中国女性主义民俗学的建设

女性主义民俗学的建设是民俗学者反思民俗文化传续过程中性别制度复杂性的自觉反应。女性主义与民俗学结合的初衷,是为了弥合现有范式面对社会新变的失效。但结合之后的成果能否独立为一个分支学科,取决于中国实践者在多大程度上能通过性别意识的养成,将来自女性主义的性别视角与性别敏感的范式规则内化为民俗学学科的常规法则。目前,在中国民俗学界,这一分支学科的建设尚处于萌发时期,而且建设过程中还要面对诸多来自女性主义内部张力的“性别麻烦”。但是,尝试学科范式的完善与革新,不仅是女性主义民俗学建设的需求,亦是学科整体继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美国学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取向的再省思

自19世纪以来,“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论”是美国汉学界在审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时的主要取向。这两种研究取向有其合理性,但亦都存在偏颇之处：西方中心取向将东方与西方或者说传统和现代视为完全无法并立的两极,并以西方的历史经验为标准考察中国历史发展;中国中心论虽强调中国自身的内在发展,但倾向于从碎片化的元素本身论断传统的延续性,弱化甚至忽略外来因素的影响与作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中国已然被拖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因此在审视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时,应将其置于全球史的历史进程之中,从内部与外部两个方向对其内在性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发展演化进行动态化的考察,如此方能真正“发现在中国的历史”。     

从边缘区域到互动空间：美国中国学的“海洋转向”

“中国中心观”克服了“冲击—回应”模式中不利于海洋史研究开展的因素,但其内部却有进一步忽视海洋的倾向。在此基础上,卫思韩提出“海上中国”概念,由中西关系史视角切入海洋史研究。海外华人和海上政治组织逐渐成为美国中国学“海上中国”研究的重要对象,其研究产生一定的学术影响。在此过程中,“互动性萌生”概念在“海上中国”研究的全球转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未来,美国中国学应通过关注海陆互动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