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期四年经建计划”时期台湾农业的成就与问题

三期四年经建计划时期(1953——1965年),在台湾当局的主导之下,利用其良好的农业基础条件以及综合运用"美援"及"农复会"等在资金、技术等方面提供的帮助,台湾农业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农业的发展对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可谓居功至伟。但是,台湾当局在农业体制方面存在着对农业掠夺的问题,在客观上对农业持续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     

宋元“四明六志”述略

宋元时期浙江宁波地区曾六修四明志书,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在我国方志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然而纵观现今的研究,发现“四明六志”虽然闻名,但是相关研究却不多。以此,本文从方志编纂体例的角度,对这六部志书做一个点评。     

河南临颍小商桥建年补正

作者以第一手资料并结合史料记载,论证了河南临颍小商桥始建于金代明昌三年,并进而对该桥坐落位置、名称来源和历史沿革做了探究。     

西漢末年的“皇天上帝泰一”

<正>《漢書·郊祀志》載王莽於平帝元始五年(5)定立"元始儀",確立南郊郊祀制度。"元始儀"祭天、地於長安南北郊,並據《周禮》"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之語,於長安四郊分立五畤。中華書局點校本《漢書·郊祀志下》載王莽上疏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墬。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稱地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地祇稱皇墬后祇,兆曰廣畤。……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兆天墬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畤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宮於長安城之未墬兆。……"(《漢書》卷二五下,     

西汉中后期的“天命”与“忠君”之争

西汉中期以后,社会危机日趋严重,政治体制岌岌可危,在士人中间产生了一股质疑和否定汉祚合理性的厌汉舆论。而这种厌汉舆论又深深地影响到儒士阶层关于天命观的选择,使其在"忠君"与"天命"天平上摇摆。然在厌汉舆论的造作下,畏天命的意识最终占了上风,并在士人群体的支持和鼓励下,王莽代汉自立。     

凝聚“四种力量” 编纂煤炭专志编纂──《临汾市煤炭志》的体会

《临汾市煤炭志》的成功出版 ,除了领导重视和后勤保障外 ,还在于编纂委员会“理念的力量、人格的力量、感情的力量、机制的力量”四种力量的有效发挥     

专业志应体现四“性”

专业志是记载一个地方的专项事物的基本情况的志书。在具体编修过程中应抓住其独特性质,充分发挥其促进经济建设,推动社会发展,教育人民群众的特殊作用。     

宋熙宁四年高丽入贡考

熙宁四年,高丽中断与宋的朝贡关系41年后重新遣使入贡,在宋丽关系吏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关于本次朝贡的缘起、时间、地点、人物、官职、过程,中韩电籍的记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混乱。本文通过对两国史籍的考证,力图纠正讹误之处,全面还原本次朝贡的史实。     

“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观念的形成

公元476年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的退位往往被看成罗马帝国衰亡的标志性事件,研究者们对这一事件有各种不同的理解。5世纪后期和6世纪前期的史料表明,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将476年事件看成罗马帝国衰亡的标志性事件。对当时的罗马人来说,一个完全独立于东部朝廷的"西部帝国"并不存在。476年以后,奥多阿克和狄奥德里克等帝国西部的统治者们也仍然以罗马帝国的名义进行统治。但是,到6世纪前期,罗马帝国东部开始逐渐形成了一种"476年罗马帝国西部政权灭亡"的观念,这一观念的起源与当时罗马帝国西部和东部之间复杂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     

巴东县张家坟墓群M1“元和四年刻石”考释

2003年底,湖北省恩施自治州博物馆考古队对巴东县张家坟墓群进行发掘,发现古墓3座,其中M1墓道出土有一块石板,上刻有136字,内容十分重要。《巴东县张家坟墓群2003年发掘简报》(下称《简报》)进行了介绍并录有释文[1]。《中国书法》2010年第4期刊有该刻石彩色照片,并附有陆     

叶县旧县四号墓春秋铜蟠龙建鼓座修复与保护

叶县旧县四号墓铜蟠龙建鼓座出土时已严重损坏,只残留器的四分之一弱,经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努力,这件造型精美奇特、纹饰线条流畅、制作工艺精湛、复合内范芯技术独特、蟠龙盘绕穿梭巧妙、独具匠心的艺术作品得以修复复原,充分展示了春秋时期工匠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与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浪子上岸四年半

表哥曾是一代狂浪少年,上高中的时候他逃学,气老师。长辫子的实习老师来了,他又不逃了,在人背后贴纸条,还把烟头塞进老师麻花辫梢儿里。     

“丰”建县考辩——对秦建县说的商榷

本文通过对《史记》、《汉书》中有关"丰"建县史料的进一步解读,论证了"丰"建县之前虽是沛县的一个乡邑,但却有着与沛县城一样规模的城池,这样,在沛县就形成"一县两城"的局面,也使"丰"有了另外置县的基础。到了汉高祖时期,"丰沛"分离,"丰"终于立县。由此,以上论证对有关论著中将"丰"建县时间提前至秦末的观点也进行了反驳。     

四汉“闵都君印”金印

长沙市博物馆藏有一枚西汉“闵都君印”金印,1976年出土干长沙市复兴街。金印高约0．9厘米,直径1．3厘米。印体呈半球状,球状的顶部横贯一穿,孔径0．15厘米,可用以系纽绶带;印面圆周以阴线勾勒出一圈边栏,栏内阴刻篆文的“闵都君印”四字非常清晰。     

浅析“澉水志四种”及其对当代乡镇志编纂的启示

我国现存最早的乡镇志南宋常棠《澉水志》诞生在浙江海盐澉浦镇。澉浦镇历史上曾六度编修镇志,五部旧志中有四部保存完好,且分属宋、明、清、民国,为今人研究乡镇志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本文对现存澉浦四部旧志进行初步研究,提出澉浦镇志能够代有编纂,主要得益于常棠《澉水志》的垂范、澉镇官宦士绅的推动和崇文重学的地方文化氛围的支撑。并简要归纳“澉水志四种”对当代乡镇志编纂的启示。     

介绍一枚新品三孔布“建邑”

2008年上半年，笔者见到一枚三孔布照片，后来又见到实物，经过审视斟酌，反复琢磨其上的文字，并征求了有关学者的意见，认为没有什么问题。现将对这枚三孔布的有关认识略陈如下，供大家研究、参考。     

关于扬雄四赋作年的两个问题

论者通常将扬雄四赋的作年定于元延二年和元延三年。但此论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以成帝元延三年从胡客大校猎的假设为前提,二是对本传里"明年"二字理解有误,将扬雄作《校猎赋》之年与成帝羽猎之年混为一谈。只有充分尊重《成帝纪》元延二年的记载,并认识到本传所说的"明年"并不是指成帝羽猎之明年,而是指扬雄"作《校猎赋》之明年",才能正确地考证出扬雄四赋的作年。     

“建阃”与“撙节”：中法战争后中越边务规制的酝酿与措置

由于越南“藩夷”地位的变化,中法战争前后中越边务经理方式及规制有很大差别。由防“藩夷”到防“敌国”,其中反映的是时人对于中越边务认知的转变以及经理方式的反思。但战后清廷力求“撙节”及对海防善后的重视,直接影响了滇粤边吏战后“建阃”筹划。如何能够妥为“建阃”,又能照顾清廷“撙节”之意,此难题最终畀以沿边疆吏,中越边地之新格局亦从此开始。     

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考察

1959～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关于其主要成因,1978年前一直错误地完全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但近年来国内外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认为这三年“风调雨顺”,根本没有自然灾害,“人祸”即决策错误是唯一的原因。本文根据对灾情、受灾面积等资料图表的分析,证实这三年发生了持续的严重自然灾害;同时分析了各种决策错误带来的不同影响,重点把粮食作为决定国家经济兴衰的生命线和因果关系链的比较指数,用计量方法分析当时农村因灾减产、因决策错误减产、因高征购而减少粮食存量之间的比例状况。本文的结论是:从农业粮食减产因素看,自然灾害略大于决策错误;从农村一个时期的集中缺粮情况因素看,决策错误影响远大于自然灾害,可以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