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川康烟类专卖与战时财政（1942-1945）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大规模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全面抗战开始,中国举国进入战争状态。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正式宣布迁都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的规模,从事更持久的战斗”。战争开始后,国民政府为了支持战争,积极致力于建立战时经济体制,在金融、财政、经济政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战时措施,战时专卖政策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本拟从战时烟类专卖政策切人,对国民政府的战时特殊财政政策做一浅略评述。     

简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

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展,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崔国华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一书,恰为这块史学园地又抹上一笔重彩。通览全书,有几个特点值得一提。其一,架构合理,不落俗套。作者认为,“战争的胜利不仅取决于政治军事的强弱,还有赖于财力的多寡”。由于战时财政具有“收入要迅速集中”、“收入要数额巨大”、“收入要安全可靠”等特点,因此,作者先概述战前国民政府财政概况,然后分改订财政收支系统的政策、“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的政策”、“整顿旧税,维持国有收入”、“创办新税,另辟战时税源”,以及“专买政策”、“发行公愤与举借外债的政策”等篇章,逐步展现了国民政府财政政策由平时过渡到战时的调整过程。与此同时,国家收入的急剧变化,又要借健全稳妥的金融政策和金     

试论抗战时期西部地区金融业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 ,随着日军的疯狂进攻 ,我国的政治与经济中心被迫西移。为保证后方货币资金的融通 ,支持战时财政 ,扶植战时经济 ,在建立战时金融管制体制的同时 ,大力发展西部地区金融业 ,已是国民政府实行战时财经政策的一个重要措施。研究抗战时期西部地区的金融业 ,对于了解战时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评价国民政府战时金融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抗战前西部地区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抗战以前 ,我国金融机构因东南、东北经济交通事业发达 ,大多云集沿海地区。至于西南西北各省 ,除少数重要城市设有分支行处外 ,其较偏僻之地尚少设立。 1 9…     

论国民政府的法币价值稳定政策及其在抗战中的作用

法币制度是国民政府为了应对日军试图摧毁中国抗战能力而制定的,所以评价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时不能忽略其对抗战的作用。国民政府应对日本货币攻势的措施之一是稳定法币的信用,其二是防止日方的外汇夺取。本试图通过考察战时体制下国民政府的法币稳定政策、日本攻击法币的状况和法币作用的变化以及英美法币援助政策,汪精卫政权的储备银行券和法币的对立等,探讨国民政府战时法币政策的意义和局限性。以及战时货币政策遗留的影响和战后通货膨胀的原因。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盐税政策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盐务变革经历了盐统制、盐专卖与恢复征税三个阶段。不同阶段盐税政策的价值取向不同,效果也有明显区别。抗战期间的盐税政策经历一个演变的过程,对此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在1941年以前的大部分时间内,国民政府的盐税政策还是比较注重民食的,实行的盐税税率有升有降,但起伏幅度不大;而在1942年以后,其盐税政策的财政功能越来越强化,由于意外损失准备金、专卖管理费、战时食盐附税、国军副食费的陆续开征,盐项税率有大幅度抬升的趋势,国统区通货膨胀更加强了这一趋势。国民政府对抗战准备的缺失以及其内部的腐败影响了战时盐税政策的制订与实施。     

四联总处对战时银行机构的法律监管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最高金融机构——“四联总处”通过一系列立法活动加紧对银行机构设置、业务范围及业务检查等工作实施监管。监管目的在于维持战时金融经济运行的稳定,保障战时国家财政经济的金融需求,有意强化中央银行职能,以建立国民政府的金融垄断体制,对战时中国金融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受国民政府实行的多元化银行监理体制的影响,机构设置重叠,事权未能统一,四联总处对银行的监管力度与监管实效明显不足,致使战时通货膨胀日益加剧。     

抗战初期蒋介石与宋子文关系研究

1937年抗战爆发之初,宋子文虽然在国民政府财经部门中并无实职,但受蒋介石委托赴上海主持战时金融,在拟订实施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筹建四行联合办事机构和劝募公债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宋子文为董事长的中国银行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为国民政府垫款和提供举借外债的担保,但宋子文的自主业务经营理念和蒋介石集中金融的政策时起矛盾。蒋介石经常起用宋子文承担重要财政军需任务,由于体制和人事的原因,却未给予宋子文任何实际职衔,这些也导致了战时国民政府财经决策和高层人际关系的复杂性。     

试析战时贸易统制实施的阶段及其特点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民政府即转入战时体制,并对战前所执行的种种措施加以变革,以适应战时局势的变化。在这些重大变革中,对外贸易政策上的演变极为显著,而且这些政策还随着战局的变化不断加以修正与变更。本文即主要依据原始档案资料,以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及其属下国营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有关资源委员会及特矿产品出口统制不在讨论范围之内）,深入分析战时国民政府各个阶段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内容及其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于战时统制贸易政策的作用予以客观的评价。     

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与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政策的调整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统区粮食奇缺,物价飞涨,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地方政府的战时财政也窘态尽现,苛捐杂税因此死灰复燃,中央政府统率地方出现困难。为谋对策,国民政府于1941年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其主要议题有二：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全国财政分为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两大系统;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国统区财政收支系统的重新划分不仅从经济上而且从政治上加强了国民政府的中央集权。田赋征实政策则基本解决了抗战后期的粮食问题。上述政策的显特点是配合军事性,即都是当时战争环境下的特殊措施,从财政在平时自身所固有的独立性来观察,具有一定的消极性。     

从开放到管制——战后国民政府外汇政策的演变及后果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先后制订和实施相关财金政策以应付突如其来的巨变。在金融方面最为重要的举措即将战时外汇管制政策转变为战后初期的开放外汇和黄金市场,然而这一政策随着内战的爆发而最终失败。随后国民政府军事由盛转衰,正常的经济活动因恶性通货膨胀难以维持,外汇市场不得不再次施行管制。     

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决策机制初探

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决策机制初探张连红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演变是政局走向的关键。近年来,学术界对国民政府战时外交政策和战时中外关系的研究正逐渐深入,但对战时外交决策的权力结构、决策中枢的地位与作用及决策程序与模式却少有文章涉猎。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的形成与演进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的形成与演进,不仅牵涉僧团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博弈,亦与战时役政和边政密切相关。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针对地方所反映的僧人兵役问题,由训练总监部出台相关政策。该政策强调僧人属于国民,理应承担兵役义务,其本意在于减小《兵役法》推行的阻力,却因未注意到僧人宗教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引起僧团抗争。后在行政院协调之下,由内政、军政和训练总监三部会商修订,暂时与僧团达成妥协,允许僧人侧重救护训练,底定了僧人兵役政策的基本内容。国民政府迁渝后,边疆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又因蒙藏边民佛教信仰根深蒂固,佛教的政治意义随之凸显。而地方不断有壮丁借出家逃避兵役,国民政府在役政和边政两端左右为难,僧人兵役政策随之摇摆不定。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形成与演进的历程,揭示了战争、边疆及僧团抗争对政教关系的型塑,也为重新思考佛教与抗战关系提供了可能。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外贸易管制述评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在敌人严密封锁、猖狂破坏的局势下,要象战前仅依靠商人的力量,经营对外贸易,已绝无可能。国民政府为适应战时经济需要,乃设立贸易委员会,制定并实施战时贸易管制政策。对战时贸易管制政策制     

抗战时期的法币通胀与外汇政策研究（1937-1945）

<正>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中国物价呈现出愈涨愈猛的态势。这与战时国民政府不当的财政、货币政策密切相关,战争导致的国内商品供需失衡,中日货币战带来的货币市场与商品市场失调,进一步促使通货膨胀不断升级。货币价值的不断下跌与外汇价格不断走低,对近代中国和远东政治经济局势产生深刻影响,不仅出现了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并存的乱象,也迫使国民政府采取不同的外汇政策,并向英美等发达国家寻求外汇援助。     

华北事变后中国各界对战费问题的讨论

从华北事变到全面抗战爆发,是中国战时财政理论发展的关键阶段,战费动员思想由此走向理论化和政策化。其特征之一是形成了抗日战争战时财政理论体系,提出了战时财政动员的具体方策,在战费规模、战时财政预算、战时税收、公债和货币金融政策等方面,有了实质性发展,并为指导全面抗战的财政动员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中国抗日战争战费动员思想的来源,主干是西方的战费动员理论与实践,同时也是结合本国国情而提出的,其提出者多曾求学西方,并参与了抗战时期战时财政动员实践与政策制定。通过对华北事变到全面抗日战争前夕战费动员争论的描述与分析,可以重新认识其在中国现代战费动员思想史的转折意义和积极影响。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出版

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的《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共 2 5册 ,系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原件影印而成。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于 1 94 0年 3月 ,为汪精卫汉奸政权的最高指导机关 ,负责议决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事及外交大计、财政及经济计划 ,伪国民政府主席及委员、各院正副院长及各政务官之人选等重大事宜 ,其决议交由伪国民政府执行。 1 94 3年 1月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最高国防会议 ,作为其战时常设机构 ,在闭会…     

战争与民生：全面抗战时期重庆自来水公司运营研究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迁渝,重庆市厂矿林立、人口激增,自来水供需矛盾凸显,重庆自来水公司因此获得了战时难得的发展机遇。因自来水事关民生,且属公共事业,国民政府及重庆市政府自始介入其创办与扩建全程。重庆自来水公司便借助政府的资金与政策支持,以招股集资、银行贷款等途径筹措营运资金,并采取赶工抢修、设置临时水站、分区定时供应等办法保障战时供水安全。在艰苦的抗战中,重庆自来水公司虽然亏损,但依然艰难运营,并在保障战时首都军民用水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蒋介石与战时平准基金

蒋介石与战时外汇特别是与战时平准基金的关系,迄今为止未见有专门性研究成果问世.本文在查阅斯坦福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国民政府档案及其他史料基础上,系统梳理蒋介石对于战时外汇问题尤其是对于平准基金和平准基金委员会的态度,分析蒋介石对于战时重大外汇政策的决策与实施的作用,进而探讨相应的体制与机制问题,以冀深化对于蒋介石研究和战时财经领域的研究.     

关于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

关于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李学通目前对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问题,特别是国民政府在战时经济中的作用的研究,虽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这一专题在整个抗战史中的研究地位还很不相称,因此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我们对大后方经济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认识。我就几个问...     

贵州省镇远县档案馆馆藏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史料一组

1938年底1939年初,华东、华中地区依次陷入敌手,军政部所属第二俘虏收容所奉令内迁至贵州省镇远县.本组史料包括从1939年1月收容所初迁镇远县及至1944年6月间收容所与镇远县政府间产生的系列相关文件,对于研究国民政府内迁时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国民政府战时俘虏政策等有一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