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民运动中“左”的错误及其影响

湖南农民运动在斗争高潮中形成了一股“左”的浪潮。中共湖南区委从1926年11月起,就采取了若干措施,纠正“左”的错误,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情况一度有所好转。但从1927年2月起,湖南区委经不起这股强大的“左”的浪潮的压力,不仅停止了纠“左”,而且自己也跟着“左”起来了。湖南区委的转向,使农民运动中的过火行为越发不可收拾。过火行为主要是农民和基层农会干部自发搞起来的,但共产党人的领导不力,指导不当,更助长了农民的过火行动。共产党对湖南农民运动指导上的失误,主要表现在:指导思想上,存在崇拜群众运动的自发性和狂热性的倾向;斗争策略上,任意扩大打击面;思想方法上,犯了绝对化、片面性的错误。湖南农民运动“左”的错误,给革命全局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激起了两湖地区的反革命叛乱,从而加速了国共合作的破裂。     

从政沉浮说博古

博古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同时又是中共历史上“左”倾教条主义的典型代表之一。纵观其一生,他由爱国而走向革命,但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惨重的失败。他最终以克服教条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而终其一生     

庐山会议何以由纠“左”转向反右

中国共产党于1956年“八大”以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面临着两大主要问题,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速度问题。党在解决这两大问题中既有成功也有失误。这两方面又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使探索过程出现反复和曲折。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的庐山会议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庐山会议本来是为继续贯彻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精神,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而召开的。但是,会议进行过程中主题急速转向,由纠“左”一变而为反右,这一逆转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彭德怀的信突破了毛泽东所设想的纠     

“咊”与“和”

“咊”与“和”这两个字,都是以禾苗的“禾”为主干,仅仅是“口”的位置摆放不同：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在右的是现在的一个常用字,大家一见就认识。如“口”在左。恐怕认识的人就很少了。     

“‘左’比右好”述评

“左”右错误的干扰和影响,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在今天,既存在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右”的干扰,又存在着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改革开放的“左”的僵化思想干扰。为了坚持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思想理论上及时排除“左”右干扰,尤其“左”的干扰,特写此文,以示浅见。长期以来,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存在着“‘左’比右好”的思想和论调。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是好心要革命,右是存心反革命;     

卜辞所见“殷人尚右”观念考

古文献中有所谓“殷人尚右”一说,证之以殷墟甲骨卜辞,洵非虚语。卜辞中,军事武装编制往往以“右、中、左”为序,或先“右”后“左”而言;卜辞中“左”“右”二字并列的辞例,往往作“右左”而非“左右”,这与西周金文和文献中只称“左右”的情况迥异;卜辞反映的商代占卜制度,也多有以“右卜”为重为用的倾向;卜辞中有“右宗”一词,为隆重祭祀早期先公而祈求降雨的特殊宗庙,在商代宗庙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体现在商代官制中,卜辞隆重祭祀“右相”伊尹,其地位明显高于“左相”仲虺,“右尹”、“右保”、“右史”等官职屡见而左官杳然;卜辞中有“大学”、“右学”而不见“小学”与“左学”,也可证文献中大学称“右学”、小学称“左学”的贵右贱左观念等等。     

科学发展观与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科学发展观的落实需要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而要构建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也需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和要求。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政府绩效评估指标应该从以经济指标为主转向注重经济指标和社会指标,从重视短期绩效指标转向重视长期绩效评估指标,从“以物为中心”的指标转向“以人为中心”的绩效评估指标。     

夏曦与湘鄂西苏区“肃反“

上世纪30年代初,在共产国际的“左”倾教主义的指挥下,中国革命遭到重大损失,尤以当时各苏维埃根据地及红军内展开的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为巨,“AB团”、“改组派”等帽子满天飞,成为杀害整肃自己人的利器,难以数计的革命者倒在战友枪口之下。其中以湘鄂西的“肃反”最“左”最残酷。《夏曦与湘鄂西苏区“肃反”》—文再现了这段历史悲剧。     

试论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的历史地位

红军长征,是指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甘根据地进行的大规模战略转移。这次大转移,既是1931年至1935年统治中央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所造成的结果,又是中国共产党人纠正这次错误路线,战胜千难万险,化被动为主动,从挫折转向胜利的英雄创举。参     

牛岛春子与“满洲”

日本侵华时期,大批日本左翼转向作家,迫于各种缘由来到中国东北,在殖民主义政权猖獗之时,他们在文坛上留下了众多的殖民主义色彩的“标识”。牛岛春子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她以一个“满洲国”官僚太太的身份目睹了“满洲”殖民政权的衰微,又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纤细笔触诠释了统治民族眼中的异地异风异人。本文力求从历史叙述的角度揭示“左翼转向作家”牛岛春子笔下的“民族协和”景象,以资为剖析日本殖民主义政权的侵略政策提供一个历史的昭示。     

古诗文中惯用的方位词“阴”“阳”“左”“右”

当今,表示地理方位常用“东”“西”“南”“北”,但在古代诗文中表示地理方位常用“阴”“阳”“左”“右”。为便于学习古诗文,特对古诗文中惯用的方位词“阴”“阳”“左”“右”的性能解释如下: “阴”,在古诗文中表示地理方位,常指水之南,山之北。如在某水     

仇池杨氏政权初期有“左、右贤王”称号原因分析

仇池杨氏政权是聚集在今陇南、陕南和川北交界处的以氐族为主体的地方性割据政权,历时约300年之久,而其政权初期的统治者自称“左、右贤王”,并非受刘曜影响,其关键在于民族融合。部分匈奴屠各徙至陇右,使得杨氏有机会与其接触并受其影响,接受了匈奴文化,使用“左、右贤王”称号。但后来因为汉文化居主流而开始汉化,“左、右贤王”称号消失。     

苏区“查田运动“始末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获得了统治地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在土地问题上,照搬当时苏联在农业合作化中消灭富农经济的做法,在苏区实行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从经济上消灭富农的“左”的政策。在“左”的     

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

抗战时期,昆明获“民主堡垒”的美誉与中国高等学府之南迁自有关系,但若把民主、自由思想在联大等大学中的成长壮大,完全归结于自由主义、中间势力的影响,或者中共地下活动的发展,显然不全面。国民党在校园的活动,特别是一些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其目的虽在“党化”校园,但也使不同政治色彩的教授参与其中。教授中间的左、中、右三派曾和平共处,交往频繁。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国民党对学界的政策,从笼络转向高压,惨案迭次发生,左、中、右三派的重叠交叉不复存在。从抗战后期教授、学生和政府之间的三角互动中已可见国民党败势之端倪。     

浅析“气韵”在艺术作品中的体现——以山水画与唐诗为例

文章拓展分析了“气韵”在山水画与唐诗中的审美体现,以谢赫“六法”引出不同时代、不同画家对“气韵”的不同感悟,分析“气韵”逐渐转向山水画并在其中不断演变的过程和特点;以诗歌中的“气韵”为导向,分析“气韵生动”是如何运用在唐代诗歌创作当中;重点论述了“气韵”在山水画与唐诗之间的密切联系,强调了“气韵”在艺术中的作用和地位。     

建国后的“左”倾错误发端于农业合作化运动

建国后的“左”倾错误发端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李曙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左”倾思想曾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内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给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那么,建国后党内的“左”倾错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     

论近代法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蜕变——从“左翼”民族主义到“右翼”民族主义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近代法国民族主义在19世纪后半叶经历了一次“右转弯”,即从“左翼”民族主义向“右翼”民族主义过渡。事实上,这种过渡不在于“左翼”民族主义的急流勇退和“右翼”民族主义的狂飙突进,而在于“左”、“右”两翼先后垄断民族主义话语。在这一蜕变过程中,“左”、“右”两翼都保留了各自的民族主义传统,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实现了“神圣联合”。     

试析张闻天的纠“左”防“左”思想

众所周知,张闻天是30年代初党中央领导核心人物之一,犯过“左”倾错误。但他一旦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后,能够面对现实,检查和批判“左”倾错误,并且逐渐深化认识。因此,在遵义会议时,拥护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以后的工作中,他正确地把握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反对“左”倾错误的同时,提醒人们防止右倾错误的发生。建国后,他虽然不居高位,但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左”的东西特别敏感。在他的言行和著作中,体现出一条非常明显的纠“左”防“左”的思想红线。今天,进一步总结这一深邃的思…     

邓小平正确认识与纠正“左”右错误倾向的三个阶段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正确认识与纠正“左”右错误倾向,使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未受干扰。邓小平正确认识与纠正“左”右错误倾向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之前的反“左”为主、反“左”防右阶段。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党中央工作     

背阴文“半两”钱成因探讨

我们在收集的“半两”钱中,发现三枚背阴文“半两”钱。一般“半两”钱的读法是由右至左,这三枚背阴文“半两”钱,均是“两”在穿右,“半”在穿左,故应称为背阴文“两半”钱,或背阴文传形“半两”钱。所见几篇文章,皆称为背阴文“半两”钱,为便于讨论,本文仍从旧称。三枚之中,一枚面无内外郭,径2.35、穿0.78、厚0.1厘米,重2.5克。背平,有阴文“半两”二字,“半”在穿左,“两”在穿右(图1)。第二枚面有外郭,径2.36、穿0.9、厚0.1厘米,重2.1克。背平、有阴文“半两”二字,“半”在穿左,“两”在穿右。但阴文“半”字少第四笔,“两”字缺第二笔(图2)。第三枚面有外郭,径2.4、穿0.82、厚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