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郁达夫与他笔下的“零余者”形象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唯一一个和鲁迅齐名的文学大家,郁达夫因其具有的天生悲观精神使得他创造了众多的沉沦者的形象,这些形象大多命运悲惨,他的作品也常常流溢出世纪末的感伤情绪和颓唐气息,因此这些形象被统称为“零余者”。本文就对郁达夫的生平经历和“零余者”的形象进行简要的分析。     

浅析郑渊洁童话形象及其创作方法

郑渊洁作为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中产量颇丰的作家之一,创作了以皮皮鲁、鲁西西、罗克、舒克和贝塔等为代表的典型形象。他采用“亲密性”与“反亲密性”、“顺其道”与“逆其道”交错结合的独特方法,塑造了常人体和拟人体两类形象。     

《狂人日记》的社会、病理解析

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受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说《狂人日记》的影响。它们从日记体到病态人物的内心刻划,甚至连主人公绝望时“救救孩子！”的寄托式呼声都有相似之处。然而,这两个“狂人”的形象是有很大区别的。就社会意义来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在反抗封建压迫,追求民主、人道的精神方面比果戈理更加忧愤深广,因而也就更加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从病理学上看,果戈理的“狂人”患的是精神分裂症,而鲁迅的“狂人”患的则是现代医学上所称的恐怖症,或者叫社交恐怖症。鲁迅的《狂人日记》通过“狂人”这一形象揭示出了残酷的封建…     

近150年来秘鲁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论文对秘鲁非华裔作家和华裔作家书写中国的文学作品进行了梳理,总结出秘鲁文学界在不同时期由不同作者群体塑造的中国形象。从1872年该国文坛出现书写中国的文学作品,到2017年最新一部作品发表的近150年中,非华裔作家的苦力文学和批判文学从“他者”视角,主要塑造了中国迟暮帝国的负面形象;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渐成气候的华裔作家的寻根文学,则从“主体”视角塑造了中国东方大国的正面形象。秘鲁华裔作家在作品中打造命运共同体获得成功,对于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在该国乃至拉美的影响力有重要借鉴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秘鲁文学中对当代中国书写的缺失,促使我们在进行对外文化传播中不断创新,加强对中国新形象的塑造。     

浅析郁达夫与他笔下的“零余者”形象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唯一一个和鲁迅齐名的文学大家,郁达夫因其具有的天生悲观精神使得他创造了众多的沉沦者的形象,这些形象大多命运悲惨,他的作品也常常流溢出世纪末的感伤情绪和颓唐气息,因此这些形象被统称为＂零余者＂。本文就对郁达夫的生平经历和＂零余者＂的形象进行简要的分析。     

赵树理怎么成了“贫下中农的死敌”

赵树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作家。他熟悉农民,热爱农民,一生扎在农村写农民。他的作品有着浓厚的乡土味,吸引着各个层次的读者,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他能写出各种形式的文章,通晓民间的吹拉弹唱。毛泽东誉他为“人民作家”,胡耀邦把他同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老舍并列,称为“中国近代的大文豪”,“语言艺术的大师”。可悲的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却在“十年浩劫”中历经摧残,蒙冤去世。而他离开人间时,竟然还背着一个“贫下中农的死敌”的罪名。     

当代贵州文学领军人

不朽的业绩我称蹇老生前是贵州文坛的“文学领军者”,这是由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人格精神的魅力所决定的。蹇老德高望重,心存厚道,从无嫉妒他人之心,专以扶持、奖掖文学新人为职志,得到贵州作家普遍的拥戴。但蹇老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他的乡土文学作品曾经产生过的影响,今天的人们就不甚了然了。有人甚至说：“蹇先艾么,不就因为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对他的小说称赞过几句？没什么了不得的呀！”可是,鲁迅在这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所评价者,还只是蹇先艾１９２６年以前的创作,那时候,他才不过是一位二…     

重读赵丹遗言

建国以来,文艺界有两位特别著名的“人民艺术家”：一位是作家老舍,另一位就是赵丹。赵丹有论述表演艺术的《银幕形象创造》和《地狱之门》两部专著,阐明他所创造的“赵氏体系”理论,在戏剧电影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在思想文化界,却更看重他临终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那篇短文：《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斯诺与《西行漫记》前奏——《活的中国》编译前后

作家萧乾曾这样回忆斯诺：有的外国记者比他待的时间更长,经历的更多,然而他们并没有看到“活”的中国。他们的见闻是浮光掠影的,只是生活在当天的“热消息”里。由于鲁迅的指引,斯诺这位外国记者未停留在“热消息”中。他以更多的精力倾注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探讨上,     

"旅游地形象策划"的10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94-2003年旅游地形象研究述评

本文选取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94—2003年收录的185篇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学术论文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归纳的方法,由表及里梳理10年来国内这一方面研究的发展脉络,聚焦核心理论的演化,揭示出国内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的发展过程和现状。研究发现,文献篇名以“形象定位和设计”最为普遍,形象策划是国内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的主题;“城市形象”、“企业识别系统”和“市场定位”是国内旅游目的地策划理论形成的基础,并从已有理论中归纳出了“旅游形象策划的简化模型”。文章最后指出,由旅游目的地形象策划转向形象管理,更多关注形象研究中的基础理论问题,将是国内未来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的方向。     

论文学中狼形象的流变

在传统的文化中,狼背负着臭名昭著的“恶狼”名声,是“凶狠残暴、忘恩负义”的代名词。进入20世纪,鲁迅的一系列作品以深刻独到的视角实现了狼形象的初变。80年代以来,狼得到了更大比重的刻画。本文将在对以往文学中“狼”形象梳理的基础上,联系社会文化背景,对这一系列流变进行分析与思考。     

路

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中国大作家鲁迅说：“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屠格涅夫和郁达夫：从“多余人”到“零余者”

1850年,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在《多余人日记》中,塑造了一个生活不得志,情感不得志,英年早逝的“多余人”丘尔卡图林的形象。1921年,中国作家郁达夫在《沉沦》中塑造了一个性格抑郁,情感孤独,过早告别人生的类似人物“他”的形象。1924年,郁达夫发表散文《零余者》,开始为自己作品中的同类人物寻求名分。1932年,郁达夫将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翻译成《零余者的日记》。于是,他笔下的类似的形象就被称为“零余者”。     

郭沫若与中国现代文学史

<正>中国文化素有“盖棺论定”的传统。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一年后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作《论鲁迅》演讲：“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1))鲁迅由此获得了现代文坛的最为崇高的评价。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2))     

姚克与《清宫秘史》

在美国西部旧金山外郊的“天边绿茵公墓”里,安详地长眠着一位生前眷恋故土的老人,他就是蜚声中外的现代中国学家、翻译家、剧作家兼编导、较早从事东西化交流事业卓有成效的学,美国进步记埃德加·斯诺的亲密伙伴、鲁迅生前所信赖的朋友、30年代左翼作家中一名活跃的积极分子姚克。     

乡土文学:20世纪现代理念的本土化辐射

乡土文学,作为一种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文学类型,在中国新文学中勃起,也为今天全球化中中华民族文学个性的确认奠定了基础。本文主要阐述20世纪20年代在鲁迅影响下兴起的“乡土文学”,并结合相关文本挖掘“乡土文学”作家们的乡土风俗视角及其中所蕴涵的现代理念。     

海外华人形象内容构成及其影响——基于秘鲁的实证研究

论文以秘鲁为例，通过定量实证研究揭示了海外华人形象的微观内容构成及其不同维度对于华人群体评价和中国国家形象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秘鲁社会存在十五项具有普遍性与代表性的华人形象内容，并在整体上可被分为三个维度：体现华人积极态度与情感的“秘鲁华人热情”维度、展现华人较高能力水平的“秘鲁华人能力”维度以及涉及华人负面形象的“秘鲁华人消极表现”维度。三个维度对于当地社会有关华人群体的好感度、认可度和接受度有着显著却不尽相同的影响，对于中国国家的好感度和呈现的期盼度同样有着显著的预测作用。以国别为研究单元，明确华人形象内容、结构与影响，能够为改善移居国对华人群体的评价和中国国家形象感知提供更为明确的方向与参考。     

125周年影像特辑

直面镜头的力量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复原”照旨在摆脱清末外国对中国的偏见,重建史料档案与当时人物的精神风貌。这固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对话,但仔细看来,复原照与当年留下的影像最大的区别,不是形象的美丑和精神气质积极与否,而是人物的“镜头感”与面部表情的控制。早期中国影像中麻木的“看客”形象。其实很大程度上源于民众对摄影技术的陌生和恐惧,回避和僵硬的姿态造就了负面的形象。毕竟直面镜头的自我表达技巧和欲望完全是现代性的产物。当时人无法想象这种记录的价值。自然也无从调整与展现。     

鲁迅曾拒绝诺贝尔奖提名

鲁迅是第一位受外国人关注并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中国作家。 1927年,来自诺贝尔故乡的探测学家斯文海定到我国考察时,在上海了解到鲁迅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巨大影响。这位爱好文学的瑞典人,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托鲁迅的好友台静农去信征询鲁迅的意见。鲁迅婉言谢绝了。     

萧红:鲁迅先生最难忘

萧红被文学界和广大读者誉为“民国才女”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洛神”。她才华横溢,在人才济济的作家群中出类拔萃。但是,倘若没有鲁迅的教海和扶持,她很难得到一个广阔的文学舞台,也很难创作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回忆鲁迅先生》《马伯乐》等传世佳作,更不可能成为20世纪在中国文学史上占得一席之地的重要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