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野作造独立人格刍议

从人格角度观察,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可分为独立型,依附型和人格断裂型三种,吉野作造是近代日本人格独立型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民本主义”是大正民主运动的指导思想,他在思想－组织－运动的整个环节中始终保持了人格的独立,吉野作造是控日本知识分子的理想类型,日本社会的正常发展正是要仰赖这类知识分子。     

论明代士人的"异业治生"

士作为知识与智能的承载者,其治生类型大致可概括为本业治生与异业治生两种。明代士人的异业治生,主要包括耕读传家、医卜杂艺、工贾自食三种方式。由于本业治生途径的狭窄、收益低下与不稳定,中国传统社会的士人形成了"重异轻本"的治生理念。这一理念随着明代社会的变迁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渐趋深化,并呈现出由重"耕"向重"贾"的演变趋势。这种演变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士人的生存能力,促动了其社会人格的相对独立。但与此同时,也加深了士人对异业治生的依赖程度,导致其经济人格的渐趋软弱与社会人格独立的相对有限,并成为影响近世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内在因素。     

试论近代科举废除后知识分子身份的转化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在近代中国社会巨变的浪潮中,传统知识分子在科举废除之后摆脱了单一的"读经—求仕"的发展取向,走向了近代社会大分工之下的职业化道路。知识分子的身份与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由"四民阶层"中的士阶层逐渐分化为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并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五四时期皖籍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及其典型特征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新一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成型时期,海外不少学将以陈独秀、胡适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称为近代中国的第二代(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称为第一代)知识分子。五四时期新一代知识分子群体是汇合着全国各地化精英的结合体,而皖籍知识分子在这个群体中显     

导读寸谚b

有人从批判的角度说,文化精英、经济精英,加上权力精英,形成一个铁三角,垄断大部分资源,造成社会的严重不公。这样的概括全面吗？回望百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949年以前,新生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阶层对权力精英构成制衡,双轮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其后,这两个阶层被连根拔除。经历30年的空白期,曾经被淘汰出局的他们又一次回到时代中心。这一次,他们将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怎样的影响,国人拭目以待。     

浅谈中国古代的隐士

隐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隐士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特色之一。隐士阶层的存在,既有大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与隐逸者个人的思想心理有关,也与儒道互补的文化气氛相联系。根据隐居的目的,古代隐士可分为淡泊型、抗议型、老庄型和清高型。隐士的存在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士大夫的人格心理等诸多方面产生很大影响,但隐士也有明哲保身而逃避现实的一面。     

中国古代妇女的行动限制

中国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束缚使得其行动受到限制,本文就此问题分析了限制中国古代妇女出行原因,对研究中国古代妇女地位做出参考。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妇女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地位,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深蒂固,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学等方面都受到严重的限制和束缚,女性出游受到了家庭、封建礼教和传统观     

“少数人的责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

传统中国的士大夫精英意识，在晚清“四民社会”解体之后，虽然一度被平等的国民意识所取代，但国民内部智性和能力的不平衡，使梁启超等人产生了“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这一新的士大夫意识；而到五四启蒙运动，个人观念的崛起又进一步在意志和理性上强化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其合法性基础也从个人的德性转变为现代的知识。人民固然是国家的主人，但政治和舆论的操盘者，应该是具有现代知识和政治能力的知识分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与另外一种相反的平民意识相互激荡，形成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两歧性分野，也构成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     

不拘一格的山林书院

山林书院讲习不受约束,讲学形式（有讲演、讨论、质疑、辩难等）自由,思想活跃,主讲者可聘四方名士。书院文化声气相求,寄托了中国士人追求独立思考与人格理想的精神,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潮与别树一帜流派风格的策源地。     

论陈独秀“新青年”人格说的现代性特征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将改变青年人格形象,塑造"新青年"作为救国和建设新社会的当务之急。他认为"新青年"应是一个平等的、理性自主的、意志自由的、有德性的、富有情感的主体,其人格应在自我实现和社会实现中完善,在价值取向上应将实利和重道结合起来,在人生态度上应取进取精神。"新青年"人格理想虽也是真善美和知情意的统一,但已将对人格的独立和自由的追求放在主导地位,开始超越传统人格说中理想人格就是对道德人格的追求,向着人格之真和自由之境迈进。因此,"新青年"人格观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人格观的特征,标志着中国现代人格观的诞生。     

冷战与传媒：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新闻处对华宣传中的目标人群与媒介运用

在冷战前期中美对抗的时代，美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了宣传攻势。这种攻势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中国大陆居民，运用中文媒介“对华宣传”;另一种是运用外文媒介在国际舆论中开展“涉华宣传”。对华宣传的目标人群主要是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运用的主要媒介是广播和邮寄印刷品；涉华宣传的目标人群是外国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主要媒介是新闻和出版物。大体上，美国对华和涉华宣传针对的受众是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宣传媒介的选择相应地也是“智识活动”和“知识体验”式活动(广播读书会、时政新闻和书刊、社会纪实小说等),内容多围绕深度时政新闻话题展开。这是美方针对第三世界社会精英一种惯常的宣传技巧，体现了冷战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关联性。     

“火烧晨报馆”与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想与政治分野

1925年底发生的激进群众火烧晨报馆舍事件引发中国知识界巨大争议。主张精英政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这是对言论自由的肆意践踏,因而视群众为无知无识的“暴民”,群众运动是易于被别有用心之人操纵的“暴民运动”;主张阶级政治的中共党人认为这只是群众运动的轨外瑕疵,不能因此否定群众运动的整体进步意义,提出要对群众运动加以政治训练和组织领导。这场激烈争论最集中地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舆论界和知识界中自由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思想分歧与政治分野。对有志于改造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社会的理论分析和群众立场,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思想选择和政治运动。     

德富苏峰的断裂人格刍议

从人格角度观察,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可分为独立型、依附型和人格断裂型三种。德富苏峰是近代日本人格断裂型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人格在明治、大正、昭和时期的转换很复杂,且不同时期各有特点。其人格的转换过程反映出近代日本国家的发展方向。他的“皇室中心主义、思想在当今日本社会仍有潜在的影响力,是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的思想根源。     

“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

190 5年废除科举后 ,如何确立读书人在现代社会新的角色与身份 ,成为走出科举时代学人思虑的焦点。这集中呈现于知识分子建构“学术社会”的理想上。 3 0年代聚集于《独立评论》的一群学人 ,其学术活动及介入公众事务所形成的“权势网络” ,表明读书人力图通过重建知识的庄严 ,重新确立读书人在现代社会的位置。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衍生的“精英意识” ,筑起了一张公开的与潜在的“权势网络” ,从而导致读书人新的角色与身份具有很强的“依附性”。     

父亲胡耀邦为何称赞张治中的独立人格

何为人格,何为独立的人格？这是不易说清的问题。我认为。独立的人格,就是个体性强烈表现出来的特殊性,但并未超出所属群体的共性。群体可能是狭猫的,也可能是广泛的,代表的群体越大、越普遍,独立人格的价值就越大、越高尚。很多时候,有独立人格的人反而被群体认为是异类,他们的命运往往和群体的命运有很大的不同。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到的那些典型人物,大概就是这类人物。在今天的民主社会中,这类人物也将会越来越多。我的理解可能是表象的,近日读了《张治中回忆录》,让我想起父亲耀邦同志在“文革”期间对张先生独立人格的回忆,加深了我对“独立人格”的理解。     

从“圣人”看中国古代的智慧人格

一个、民族的智慧观念和智慧特征必然凝聚在理想人格的设计上,中国古代的智慧人格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具体呈现。三国时魏国人刘邰在《人物志》中说：观察一个人的聪明程度,就可以知道他是什么层次的人。又说：圣人这种称号,就是指智者当中最明智的人。可见,“圣人”是中国古代儒家所塑造的智慧人格的最高典范,“圣人”的本义就是与普遍人相比具有高超智慧的人。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古代思想家对“圣人”形象的描绘和被尊称为“圣人”的历史人物、传统人物,来把握中国古代智慧人格的基本特征。一、“条能”“各扬”“多能”、“多知”是智…     

资中筠 启蒙之魅

从国家领导人的翻译,到美国研究所所长,再到著作等身的独立思想家,资中筠念念不忘的是,知识分子应该保持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在她看来,启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铜的制度下,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这与西化无关,而是救国救民的急需。     

傅斯年为梁思成兄弟写信求助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中颇有一些“怪人”。其实这样的“怪人”无非是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的学者、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构成了民国知识分子色彩斑斓的群像。傅斯年就是其中一位,是20世纪中国社会舞台上一个颇有影响的学者。     

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选举与知识场域的建构

20世纪40年代,围绕中国院士制度的倡议及其立法、筹备、提名、审查、选举等问题,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联合参与提名的高校、研究院所、专门学会等机构团体和精英学者群体,共同构筑了一个典型的知识场域。与以物质为基础的外在性评审和奖励制度不同,该场域内的各要素一方面标举学术共同体的权威性与独立性,一方面坚持客观理性的学术至上标准,切实地履行公正公开的民主程序,并为授予和维护院士荣誉的合法化与神圣性,展开了积极互动和良性竞争,凸显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学术理性、精英意识与知识人格。     

浅析“天下主义”对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影响

战略文化是关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决策者对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独特的战略思维,它缘起于国家的地理环境与历史经验,深受该国精英哲学、文化和认知特性影响。战略文化中最核心的要素是一国对其所处的国际环境的认识与感知。“天下主义”作为古代中国人观察世界的根本视角,赋予了古代中国战略文化以鲜明的特色,进而对古代中国的外交理念与外交行为发挥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