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汉政治区域的形成与淮河作为南北政治分界线的起源

淮河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南北政治分界线,是周代形成了"淮汉"政治区域的结果。西周以前,淮河流域和汉水流域间缺乏密切联系。西周立国后,淮汉两流域内王朝、夷人、土著等势力相互博弈,区域政治中心不断靠拢,人群间交往加强,最终在春秋时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淮汉"政治区域。这一区域长期稳定存在,使淮河南北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淮河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南北政治分界线。"淮汉"政治区域形成,不仅促使中国古代政治格局由东西向转变为南北向,还推动了上古政治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变革。     

“同心圆制度安排”与新中国历史性变革

正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显著优势,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性变革。中国共产党通过国家制度安排实现了充分凝聚共识、谋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的目标,构筑了同心圆政治格局。在政治共同体中,同心圆政治格局通过国家政治制度予以实现。从统一战线话语来看,我国的同心圆政治格局是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的国家团结、一致性与多样性统一的国家秩序为主要内容的国家治理实践。这种国家治理实践可描述为"同心圆制度安排"。我国国家制度的权力关     

简析东晋门阀士族

东晋由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共同支持建立起来的,侨姓门阀士族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发挥了主导支配地位,通过与皇族联姻,把持中央政治与军事大权,形成了皇族与侨姓门阀士族"共天下"的局面,奠定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基本格局,维持了东晋百年政治。     

北魏河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崩溃与重建——以迁洛时的司州建置为中心

北魏平城时代,孝文帝改革州郡体制、"分置州郡",在此大势中,河南地区由州镇复合型政区转变为州郡型政区,进而形成以黄河为轴心、诸州并立的政治地理格局。然而,突发性的迁洛事件,成为改变河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开端。但是司州政区规划要晚于司州的设置,故而迟至太和十八年(494年)二月,以司州为中心重构河南州郡结构的变革,才真正开启。在"罢州立郡"模式下,怀、泰等州并入司州,太和中形成的河南诸州政区格局至此基本消失,取而代之以司州都督区、豫州都督区格局。翌年,二都督区格局随着豫州刺史元幹的离任而崩析,豫州"省州置郡"并入司州,司州建置进程进入第三阶段。至此,由迁洛引发的司州建置进程完成,河南诸州政区变局亦随之终结。司州政区的成立及其展开,建立在孝文帝州郡改革而形成的河南诸州政区格局之上,其对后者颠覆性的重构,在北魏地方行政史中具有深刻的政治地理意义。     

东亚“天下”传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及演变趋势——以政权建构与族群聚合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通过对东亚"天下"的范围、政权建构与族群凝聚的主要形态及其发展趋势的探讨,作者认为由于没有来自域外势力的影响,近代以前东亚"天下"传统政治格局形成和演变基本是在传统王朝尤其是以中国中原地区为中心的王朝主导下进行,在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上呈现区域内自然凝聚的状态。近代以后,兴起于西方的近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传入东亚地区,在将东亚地区的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引向主权国家的同时,也推动了东亚"天下"格局的演变,东亚地区完成了由传统王朝政治格局向近现代国际关系的转变。     

明清云南西部边地土司“内外”分际的历史过程

明清时期,云南西部边地土司经历了"内外"分际的历史过程。有的土司留在王朝国家的版图,成为"内",有的土司离开了王朝国家的版图,成为"外",明朝确立的"三宣三慰"土司整体政治格局变为了分属不同政治共同体"内外"土司,最终在清缅战争中因官方提出"内地土司"的概念而得以确认,展现了明清以来云南西部边疆从有疆无界的整体土司区变为"尔疆我界"的中缅边界的过程,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疆域变迁及边疆发展历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影响到东南亚世界历史政治格局的发展进程。     

名士政治和“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形成

名士参政是魏晋时期的政治特点。在魏及西晋时期,名士主要为皇权服务,西晋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后,大批的皇族劫余无多,偏安江左的司马氏政权不得不倚傍名士的号召力而维持其统治,从而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局。     

秦代山川祭祀格局研究

山川祭祀在中国古代国家祭祀体系中地位显要,秦代首创了统一王朝山川祭祀的大格局,将名山大川整合为一个体系,其中又有"崤以东"与"华以西"的区分。西汉中前期对秦的格局既有延续也有调整。本文逐一梳理了秦至西汉初年"名山大川"的地望,考证其祠庙具体位置及设立时间。同时,本文考察了秦至西汉中期的国家山川祭祀格局,并分析了这一格局形成的原因及其意义。秦汉的山川祭祀不仅是国家祭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治地理格局的一种反映,承担着宣告王朝正统性及皇帝控制力的意义。     

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

<正>目次前言一龙山时代政治格局二中原中心政治格局的兴衰三三代历史山川与周王朝的建国蓝图四禹迹:想象的文明空间结论前言所谓文明,叶斐定义为"在文化的层面上,古代国家所共享的社会秩序和共同价值"[1]。社会记忆是社会秩序与共同价值的重要来源,它涉及不同社会群体如何形成文化认同。在口     

从“大一统”谈董仲舒政治思想

董仲舒及其政治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杂糅先秦诸家、以天人感应为主要理论形式、以中央集权为理论核心、以"独尊儒术"为文化诉求的大一统政治思想,迎合了时代的需要,对于维护日臻成熟的大一统政治格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也对统一的政治信念、统一的民族情感和统一的民族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宗藩关系视阈下越南后黎朝初期政治空间结构探析

越南后黎朝初期的五道划分,在空间结构上形成都城居于中,诸道分布四周外围的态势,形成较为简单的"中心—边缘"圈层结构。随着后黎朝政治制度不断发展,政治层级和组织结构日趋完备,形成了"中心—京路—藩路"的圈层体系。不论是政治上,还是地理,圈层结构形态更加明朗。越南自立政权从李公蕴迁都升龙城,到后黎朝京路与藩路格局的形成,真正实现了"宅天地之中"的目标,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的制度文化思想贯穿其中。在宗藩关系视阈下,作为藩属国的越南自立政权处于华夏政权统治圈层的最外层,而对于越南自立政权而言,其自身的内部圈层既有模仿中国行政制度的相似性,又有其自身政治、地理所决定的特殊性。     

隐士、移民与南方社会文化景观的构建——以南朝士人隐居地为中心

南朝之际南方隐逸文化持续发酵,形成了建康、武康、山阴、寻阳、江陵五大隐士分布中心。这种聚集于政治文化中心的格局分布,与移民南下及隐士自身的政治关心、文化追求密切相关。不仅如此,隐士往往崇尚自然、寄情山水。山居形式的形成,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儒家"比德"山水自然观的影响。士人借助隐逸这种社会政治文化行为的表达,不但形塑了自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完美人格形象,也形塑了南方以名山为代表的文化景观。     

21世纪东北亚政治格局探析

东北亚位于亚洲东北部,主要包括中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朝鲜等国家。美国虽然不是东北亚的国家,但是由于它过多参与东北亚地区事务,因此,东北亚政治格局包含美国在内。21世纪以来,东北亚政治格局呈现出了复杂性。这主要是由于东北亚地区广泛的地缘利益,各大国之间互相竞争以及争夺资源,才使各大国之间产生了这样复杂的关系。探讨东北亚政治格局及其影响因素,不仅对东北亚国家、对整个亚洲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与理论价值。本文基于对东北亚政治格局特征的分析,研究了复杂化政治格局形成的影响因素。     

前近代东亚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体系的建构——以《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为中心

在前近代东亚地区的历史场景下,以北方游牧族群和政权与南方农业族群和政权之间为主的互动与凝聚,不仅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明圈,而且也构建了被后世称之为"东亚秩序"的政治格局,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有关该地区特别是多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民族与文化生态的独特思想、观念与叙事话语体系。近代以来欧美列强的入侵及其主导的近现代国际秩序,则打破和取代了传统的"东亚秩序"政治格局与思想体系,并试图在西方政治传统和强势学术话语体系之下解构与重构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从根本上实现其所构建的"去中国中心主义"。在此情况下,立足前近代东亚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多民族国家疆域自身的演变历史、思想基础、制度体系与政策实践等四个层面总结、提炼与构建自成体系的本土疆域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不仅为我们与西方学术界展开客观而平等的学术对话提供了基础与可能,而且对建设中国特色的边疆学学科体系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海峡两岸对峙格局形成的原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退守台湾,至1954年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海峡两岸军事、政治对峙格局形成。海峡两岸对峙格局形成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与“反攻大陆”战略的厘定。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和平与团结,而国民党将内战强加在中国共产党头上,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为肃清国民党残敌、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采取了种种措施,这在客观上也成为海峡两岸军事、政治对峙格局形成的被动因素。     

基于场域理论的文化遗产旅游地多维空间生产研究——以江南水乡周庄古镇为例

本文以皮埃尔点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和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理论"为视角,以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为基础,对周庄古镇从"一元同心并置结构"到"多元同心嵌套结构"转变过程中的多维空间生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旅游场域形成之前的空间属于"内源性自生式本体空间",以"物理属性"为主;旅游场域形成后的空间属于"外源性嵌入式构建空间",倾向于"社会属性";旅游开发使物质空间景观化、文化空间多元化和社会空间复杂化,空间的分异和碎化趋向表明古镇社区正由"差序格局"转向"团体格局",进而表现为一种混合性"属地格局"。空间生产的动力机制主要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怀旧情结、空间生产背后的政治力量博弈和空间生产中社区精英示范效应三种原因所致。本文指出在旅游快速发展背景下,古镇空间不是空洞的空间,空间的生产方向应该成为关注的焦点,这对理解古镇旅游空间场域的形成、生产及包容性发展具有重要导向。     

“大一统”中国发展史与中国边疆民族发展的“多元一统”北大核心CSSCI

作者认为产生于春秋时期的"大一统"理论是为了天下统一于周天子,消除诸侯割据,是保证国家"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秦汉以后"大一统"思想发展成为维护多民族"大一统"中国发展的主题,经过几千年的实践,成为中国人崇尚国家统一的文化遗产和鲜明的政治价值取向;从中国民族发展的角度看多民族"大一统"的思想与中国民族发展的"多元一统"格局互为表里,中国民族发展"多元一统"的格局是历史上无数政治家、历史学家在政治实践和历史文本书写中不断维护发展起来的,所以中国的"大一统"与中国民族发展的"多元一统"格局就成了中国各民族的宝贵财富和文化遗产。     

明清“治广以狭”思想在广东的形成与实践

明代逐渐形成了"治广以狭"的政治地理思想,其主要内涵是在合理范围内增设政区,缩小原有政区的地域范围,方便国家政治和教化力量深入地方,从而加强社会控制。到了清代,该思想被继承了下来。屈大均以此为基础对广东政区调整的设想进行了总结,开平县、花县、阳江直隶州的设置则是其延续性的证明。这种政治地理思想深刻塑造了广东的政治地理格局,在其实践中也反映了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     

士气之藩篱:清末常熟清赋中的士绅身份意识转变

同治初年,常熟形成以世家大族为特征的地方权力格局。戊戌政变期间,这些世家大族卷入朝廷权力斗争,翁同龢等人与慈禧太后的亲信刚毅成为政敌。戊戌政变后,刚毅清理田赋,对常熟士绅进行政治打击。当地青年士绅不满地方权力结构,他们组织中西学社,争夺由世家大族控制的地方经费。他们也不满刚毅的政治打击,沈鹏在《国闻报》刊布弹劾刚毅等人之奏稿,引起朝野震动。徐兆玮提出"士气"论,认为士绅应当承担田赋征纳的责任,参与地方事务,进而伸张民权。这种思想受到江南经世思想传统及西方民权思想的影响,反映了当时常熟青年士绅的普遍观念。清末新政之后,认同"士气"论的常熟青年士绅逐渐主导地方政治,开启了新的地方权力格局。     

论“尧母门”对西汉中后期政治格局以及政治史观的影响

"尧母门"发生于汉武帝晚期,对西汉中后期政治格局以及政治史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尧母门"与"巫蛊之祸"密切关联,使西汉中后期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西汉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并使中央集权的"嫡长子继承制"被打破,国本动摇,开启了西汉中后期外戚专权的政治格局。汉昭帝时,公羊家眭弘提出"汉家尧后"思想,这无疑受到了汉武帝"尧母门"的影响。武帝视昭帝为尧,"汉家尧后"思想正源于此。"汉家尧后"思想的提出,实际上是要用尧的火德代替汉武帝的土德,它使西汉中后期的政治史观产生了根本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