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术界对冷战时期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研究

冷战期间,中美两国在日内瓦和华沙进行了长达15年、共计136次的大使级会谈。在近乎隔绝和充满敌意的年代,大使级会谈是中美两个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进行官方接触的唯一渠道。15年的会谈虽然没有解决双方之间存在的任何实质性的问题,但它对限制和缓和两国紧张关系无疑起到了相     

尼克松时期中美大使级联络转入政府秘谈始末

正中美大使级会谈从1955年8月开始,至1970年2月结束,历时15年,共136次。会谈虽断断续续地进行,却为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提供了一条沟通政策、试探意图的联络渠道。尼克松时期,中美举行了最后两次大使级会谈,双方在第135次会谈上不约而同地提议举行"高级     

对抗中的方向盘、缓冲器和测试仪:从中国的角度看中美大使级会谈

冷战期间,中美进行了长达16年的大使级会谈。在近乎隔绝和充满敌意的时代,这是两国进行官方接触的惟一渠道。由于种种原因,两国政府对大使级会谈的态度和做法存在着巨大差异,本文着重回顾中国方面对大使级会谈的看法和做法。会谈之初,中国政府曾希望通过大使级会谈使双方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由此带动中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改善,并引导中美两国朝着建立正常关系的方向发展。1956年以后,中美会谈陷入僵局。1957年12月,美国政府企图降低会谈的级别,遭到中国的抵制,并成为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的重要起因。中美两国避免台海危机导致两国军事冲突的…     

关于宋子文斯大林莫斯科会谈 美国外交档案选译(上)

1945年7月和8月,宋子文曾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两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进行会谈。8月14日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相关协定,并就苏联援华、外蒙古独立等问题换文。这是当时国民政府对外关系上的一桩大事。1981年,台湾秦孝仪先生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公布了中苏会谈期间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往来电函和第一阶段会谈的记录,对我们研究会谈的具体进程裨益非浅。现将当时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驻华大使赫尔利与美国国务院的往来电函选译登出,供国内研究人员参考。本组材料不仅反映了两个阶段会谈的具体情况,可补充《初编》第三编的不足,与之互为印证,而且揭示了会谈期间中美之间的频繁接触,在宋子文对会谈的态度、美国对会谈的介入和所起的作用、抗战胜利前夕美苏在中国问题上的妥协与争斗等问题的研究上,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组材料译自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年辑第七卷。     

图说世情

韩国·首尔朴槿惠的等候联合国每两年都会给职员一次探亲假。8月23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右)利用假期回到韩国,与韩国总统朴槿惠(左)举行了会谈。图为会谈后,朴槿惠在一旁等待潘基文签署文件。     

艰难曲折的“基乔会谈”

尼克松访华进程中的会谈分三个层次进行：周恩来和尼克松之间的会谈是一个层次,这是两国首脑的总会谈;姬鹏飞代外长和罗杰斯国务卿是一个层次,具体商讨促进双边贸易和人员往来,也就是华沙会谈多年来的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副外长乔冠华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研究双方如何发表公报的问题。这个公报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中美《上海公报》。     

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的“第二层会谈”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为了不让美国国务院参与到中美高层的核心会谈和起草（《中美联合公报》的谈判中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精心设计了“三层会谈”：尼克松和周恩来关于中美政治关系的会谈为“第一层会谈”,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开展“第二层会谈”,而中美双方起草联合公报的会谈为“第三层会谈”。在两国部长级会谈中,富有实质性的讨论是关于在未来积极开展两国人员、文化、贸易等双边交流的问题。     

恢复中美华沙会谈的起步

华沙会谈旧事重提1955年8月1日,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和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了第一次大使级会谈。1958年,中美大使级会谈从日内瓦移至波兰的华沙举行,从此被称为“华沙会谈”。     

蒋介石与纳尔逊会谈记录(1944年9月19日)

1944年9月19日,蒋介石与纳尔逊进行了两次会谈。在19日上午的会谈中,纳尔逊认为,重庆国民政府过于紧缩的财政政策、极端落后的运输状况以及通货膨胀下限价政策等都是阻碍战时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并就此提出了种种补救办法。同时,纳尔逊还就成立战时生产局诸问题陈述了意见。蒋对纳尔逊所述各端表示同意,并希望他能来华主持中国经济。在同日下午的会谈中,蒋、纳着重讨论了战后中关经济合作问题。纳尔逊表示美国可以提供给中国资本与设备,帮助中国建立小工业。但不主张中国建立汽车制造厂。他还对修造扬子江大闸表示兴趣。这两次谈话记录对战时中国经济、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对战后中美合作的倾向均有一定的反映。特自馆藏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中选出,公布于后。     

刘少奇秘密出访苏联纪实

1949年7至8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这是中苏两党的高层领导第一次进行全面深入的会谈,建立了两党两国合作的基础。从此开始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国家之间的蜜月时期, 为毛泽东开国后正式访问苏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掀开了中共外交史上重要的一页。欲知详情,请读《刘少奇秘密出访苏联纪实》     

1969年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筹划及流产

1968年11月底,中美双方议定于1969年2月20日恢复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美国认为这为其转变对华政策提供了机会,并积极拟定会谈目标、内容和策略。尼克松最终选择了"多听少动"的保守策略,显示了尼克松政府初期对华政策的矛盾性。此次会谈虽因"廖和叔叛逃事件"被取消,但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却为保留中美在华沙的联络渠道、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做了积极的补救工作,显示了美国扩大同中国接触和扩大会谈的强烈愿望。     

强权政治下的悲剧(续)——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

四、莫斯科会谈苏方咄咄逼人中方步步后退 根据美苏两国事先约定的时间表,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全权代表,率中国代表团一行14,于1945年6月27日,乘坐美国专机离开重庆飞往莫斯科,开始了为缔结中苏条约而进行的具体谈判的艰难历程。 由于期间插入了波茨坦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的谈判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6月30日开始到7月12日结束,中苏双方共进行了6次会谈。参加这一轮会议的中方代表有: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     

华沙会谈与中美对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的处理

华沙会谈对中美双方处理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产生了不同的政策影响和作用。会谈虽然有利于中美决策者了解对方的意图,但会谈使双方的分歧更加尖锐;中国通过华沙会谈调整和改变了对台湾和沿海岛屿的政策,而美国则更加明确了沿海岛屿的政策。     

暗战:中美会谈背后的台美交涉(1955.8—1956.1)

1955年8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后的半年间,在中美谈判会场之外,台美间的交涉悄然进行。对于中美谈判,台当局是高度紧张的"局外方"。中美会谈是否会涉及金马"外岛",会谈是否会升为外长级,在美留学生遣返是否会扩大到全体侨民,会谈是否会造成别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放弃武力声明是否无碍于中共解放台湾的政策等,此类问题在台湾当局看来皆为关系重大之事,而美国或持有不同主张,或不肯对外明确表态,或虽有表态但已造成对台不利的事实。这些问题有一个共同的核心,那就是"两个中国"问题。美国欲以两面手法和模糊态度游移于国共之间,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台当局在诸多具体问题甚至若干细微表述上的外交努力虽出自反共利己目的,但亦应肯定其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苦守与坚持。表面上看这场"暗战"收效微弱,然而,国共之间反对"两个中国"的默契更进了一步。     

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会谈内幕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从而打破了中美之间长期对峙的局面,迎来令人欣喜的和平友好时期。在尼克松访华前,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即来华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为尼克松访华铺平了道路。但在尼克松访华期间,还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双方商谈,以期达成一致。这个会谈共分三个层次进行：周恩来和尼克松之间的会谈是一     

基辛格1971年北京之行

1971年7月、10月,基辛格作为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使,两次赴华与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进行秘密会谈。基辛格北京之行的目的,在于就一系列国际和双边问题与中国形成谅解和共识,打下中美两国信任关系的基础,筹备尼克松总统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     

试析1975年福特访华及其意义

1975年12月福特对中国的访问,是在中美关系停滞不前、两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及双边问题上分歧与摩擦增多等复杂背景下进行的。改善停滞不前的中美关系,是中美两国对福特访华的共同期待。但由于国家利益的不同,中美两国对福特的中国之行也有不同的预期。美国希望向国际社会表明美中关系仍在继续发展,以进一步增强美国对苏谈判的地位。对中国来说,为了抗衡苏联的威胁,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在为期五天的访问中,福特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四次会谈,会谈内容涉及广泛的国际问题及双边问题。虽然访问期间双方既没有在两国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也没有发表可以体现会谈成果的联合公报,但此次访问仍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增进了双方理解,而且也稳定了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战略基础。     

王国权与“文革”前的中美会谈

在中国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互不了解的情况下,“文革”前的中美会谈是相互直接接触、相互了解和表明各自立场观点的惟一渠道。中美会谈持续15年,谈判136次,时间之长,次数之多,交锋之激烈,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是罕见的。王国权于1964年出任中美华沙会谈的中方首席代表,与美国大使周旋,维护中国的利益,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有收获也有遗憾。     

从蒙哥马利两次访华看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

20世纪60年代初期,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先后两次访华,恰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开始了一次重要调整。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与蒙哥马利进行的多次会谈中,毛泽东等对中国的内政外交进行了全面阐释,并就国家安全、与西方关系、核政策等战略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回答,释放出外交政策调整的信号。而蒙哥马利两次访华后对中国的客观描述,实际上是对中国形象的一次正面宣传。这一切都为中国在60年代中期掀起第二次建交高潮创造了有利条件。     

唐树备：我与“汪辜会谈”（下）——纪念“汪辜会谈”20周年

“汪辜会谈”一个多月后,李登辉提出加入联合国 虽然“汪辜会谈”迈出了两岸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一步,但是会谈结束后一个多月,即1993年6月,李登辉就提出要加入联合国。大陆方面对此当然坚决反对,随后两岸之间展开了外交上的重大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