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锡田与民国县志编纂——民国《上海县续志》《南汇县续志》《上海县志》探究

秦锡田(1861—1940)江苏省上海县陈行乡(今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陈行集镇)人。1914—1935年先后分纂、总纂、总阅民国《上海县续志》、民国《南汇县续志》、民国《上海县志》。在编纂实践中形成"前志无撼则当其所有,前志有缺则当补其无"。所用资料注明出处,设"遗补"目,补前志之缺,设"考证"目、纠前志之误等志法。提出"修志之难,不在于纂辑,而在于采访"的资料第一观点。纂修者应有"谙悉体例、兼擅史才、勤于咨询,熟悉掌故"的才华。秦锡田是民国时期上海知名的史志学者,纂修实践值得志界探究,修志方法与观念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方志中的物产史料价值探究——以河南地方志为例

方志物产中的农作物品种、种植状况、种类增减等,是研究农业史及社会发展和环境变迁的重要史料;野菜山蔬的经常性食用,以及以农业为主、桑果林木为辅的生产策略,是维持农家生计及应对灾荒的基本模式;商品贩运、手工业经营、食品加工等,则是农家经济增收的另外一种途径;特色物产的种植历史、优良品质及营销盛况,有着极大的经济开发价值。     

旧志续志体例摭谈——以民国《番禺县志》、《顺德县志》为例

新中国首届大规模修志工作基本完成，各地陆续启动新一届修志工作。第二届编修工作主要是编修续志。续志如何编修，对于新方志工作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尽管时代不同了，新志编修的指导思想和编修方式应当随时而进，然而新志编修借鉴传统志书的编修体例和工作经验仍然很有必要，其理不言而喻。     

印本差异与旧志整理——以同治《大邑县志》为例

旧方志的印本并不仅仅包括初印本及有明确标志的增刻本与递补重印本,还有一种没有明显标志的重印修订本。这种重印修订本对旧本大致有增、删、剜改、补注4种类型的改动。这种印本或并不被目录书著录,或误被当成其他印本的复本,往往为学界所忽略。在旧志整理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对这种印本进行调查,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整理底本,制定科学的整理凡例。在目录编制与旧志影印方面,也应该对这种印本加以重视。     

旧志续修实践给我们的启示——读光绪《江阴县志》和民国《江阴县续志》断想

续志是我国传统志书的一种体例,其特点是以前志的下限为新志的上限,编纂新时期的方志。其体例基本依照前志,有的只是类目上略有增删。传统的续志不是通合古今的通志,而是一种断代志。从全国来看,传统的旧志续志以明清时较多。就江苏而言,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和《江苏旧方志提要》统计,     

方志如何反映地方特色——以《攀枝花市东区志》为例

《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指出：新方志应“着重记述现代历史与当前现状,力求体现当地环境资源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反映地方特色和专业特点．”而不少地方志书,其篇目设计、体例结构差异并不大,这是因为地方志作为社会科学著作的一类分支,有它的内在规律和要求;再就是国家同级行政机构的职能基本相同或相似,故同级同类机构编纂的志书主体篇章相差无几。但是,我国幅员辽阔,     

试析县志中土地证记载错误——以上海首轮10部县志为例

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后,根据不同土地性质,政府发给农户的土地证有《国有土地使用证》和《土地房产所有证》两种。20世纪80年代首轮所修县志没有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土地和土地证,对土地证的种类和颁发对象记载或缺失遗漏,或都有错误。本文仅以上海首轮10部县志为例,试析其错误情况及原因。     

从民国县志编纂成就看陕西社会近代化变迁——以《乾县新志》《中部县志》为研究范本

明清时期,陕西修志成就显著,具有学界公认的崇高地位,形成了优秀的方志编修传统。民国时期（1912～1949年）,陕西在方志编纂方面的建树同样值得重视。以代表民国陕西县志较高水平的《乾县新志》《中部县志》为研究范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陕西编修完成的县志在指导思想、体例创新、时代性、科学性、大众性、编纂手段等方面,体现出承接传统方志优长、开启新方志编纂先河的鲜明特色,在中国方志编纂史上具有不可否认的地位,其历史经验对当前省、市、县三级志书编纂工作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而且,也反映了民国时期陕西在社会近代化过程中的努力与改变。     

关于地方志书精神文明建设篇目设置和内容记述的思考——以《德庆县志(1979-2000)》和《怀集县志(1979-2000)》为例

以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第二轮出版的《德庆县志(1979-2000)》和《怀集县志(1979-2000)》为例,通过对两部志书精神文明建设篇目设置、篇目排序、记述体例和记述方式的对比与分析,探讨县级志书精神文明建设内容"要不要记""怎么记""记什么"三个问题,并提出五点思考,认为新编志书精神文明建设内容应采取分散记述和集中记述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客观记述。     

《老残游记》视野中的晚清社会——以“清官政治”为例

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内外交困、危机重重。《老残游记》作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以丰富的信息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显示着其独特的风格与追求。刘鄂满怀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深刻地揭露出晚晴官场的腐朽和"清官"的丑恶,表现出其对晚清社会的深深担忧。     

试论民国方志的过渡价值——以民国《南康县志》第二编为例

新方志相对清代以前的方志,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变化当中,民国方志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具体表现为记述内容的大幅度调整、记述形式的探索创新和思想方法的重要变化。这种过渡是方志变革的实践和探索,是方志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反映了民国方志在方志发展中的应有地位。     

明代中后期粤东增设新县的地方政治背景——以万历《普宁县志略》为中心

为强化地方管治,明中后期粤东县级政区屡经调整析分。政区变动牵扯到错综复杂的疆界划定和赋役摊派等地方资源分配问题,造成新县增设过程中充满矛盾斗争。本文以编撰于建县初期的万历《普宁县志略》为例,分析新县的内外困弊及其与邻县的都图纠纷,探讨当地官绅如何利用方志这块园地,通过有意识地书写地方历史来处理新县与原属县的利益纠葛和县际关系。     

从文字到照片：地方志记述载体的演变——以《广西通志·照片志》为例

从以文字为主到文、图、照、视、网多种载体并举,使当代地方志的形态和体例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同的载体在连续性、概括性、形象性、精确性等维度上有不同表现。文章以《广西通志·照片志》为例,从篇目框架、图文比例、图文作用及特点,与以文字为主的志书进行比较,而照片志图片与文字志中的图片在选取上的不同点在于代表性、系统性和来源的广泛性,并指出照片志中说明文字的特点有完整性、简洁性和客观性。     

放宽“地方”本土的视野——以《龙岩市志》文本分析为例

顾名思义,“地方志”记述的对象就是“地方”（主要是具体政区）。传统志书对记述“地方”所作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越境而书”,严守区域范围。但是地方志是否只能写本级行政区或只限于本政区范围内的所有事物呢？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误将政区范围当做地方视野的全部,地方志就成了只记本地的“坐井观天”式的记录     

注重区域历史地理记述，增强志书历史厚重感——以《阿克苏地区志》为例

地方志的立足点在于区域性,它具有极强的区域特性。地方志书作为区域历史人文宝库,蕴涵着当地人民创造与继承民族文化的历程,而这种民族文化在地域视野上总是作为区域文化而存在,与特定地域的人群之间凝结的是不可分割的文化情感。《阿克苏地区志》在编纂过程中注重其区域历史地理的记述,增强了志书的历史厚重感。本文试图运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方志学、地缘政治学等相关的理论,谈谈《阿克苏地区志》如何应用历史地理学特别是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以提高志书的质量,增强志书的历史感,达到存史的功能。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指正。     

新编地方志著述志纂修论略——以《河北省志·著述志》为例

首轮部分地方志书缺著述志（又称艺文志）,这已成为新编地方志工作的一项缺憾。历代旧志编纂均十分重视艺文志,其内容在志书中占很大比重,而且大多由学者执笔撰成,所以新编地方志著述志不可或缺。著述志编纂最关键是立凡例和设计篇目。编纂著述志应注意取舍,图书分类,著录,按人写还是按书写,如何通过书目反映文明成果等问题。     

第二轮修志的当代使命与志书功用——以《昆山市志》为例

第二轮志书记述的时段是近20年左右当代史,这段历史的本质特征是由体制转换以及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国际化冲击所带来的社会大转型。第二轮修志的特殊意义在于保存和抢救快速变迁中的民间传统文化以及社会集体记忆。其所体现的文化传承保护意识以及当代人文关怀,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修志所没有的,这是第二轮志书当代性的特殊价值所在。第二轮修志应当将当代所面临的现实使命与地方志的功用相结合,在修志过程中体现明确的使命感和地方追求,体现志书的当代价值。     

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方法及其途径研究——以上海科普工作为参考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志在传承中华文化、弘扬历史传统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如何提升优秀方志成果的传播广度与下沉力度成为新时代方志工作者面对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文献查阅与实地走访等形式,调查上海科普工作的历史沿革与发展现状,分析其特色与优势,并以上海科普宣传成果为参考案例,结合现阶段上海方志宣传情况,从品牌设计、平台共建、青少年培养、社区服务、评测机制等方面提供可行建议,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实现社会主义文化新繁荣贡献方志力量。     

废科举、兴学堂与晚清地方士子——以林骏《颇宜茨室日记》为例的考察

晚清浙江省瑞安县士人林骏的日记记录了一个普通地方士子在科举改废、学堂兴起过程中的观察与活动,表明科举之废、学堂之兴在晚清地方尚可展现为“水到渠成”的递嬗过程,这种水到渠成与其在较长时段内引发的“深远”震荡不可混为一谈,却也并不矛盾.某些地方士子对科举由原初的“热心”到后来视停废为理所当然,对学堂由希望转为失望,这一看似前后抵牾的表现或可以从他们对旧制与旧学的不同态度中找到某种一以贯之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