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轺日记》作者问题辨析

上海文明书局1903年版载振《英轺日记》曾风行一时,民国以后却不断有人怀疑载振的作者身份,认为该书由随行参赞唐文治代编,近年来该书更被划归唐文治一人名下。其实《英轺日记》是使团成员集体编纂成书,载振身为出使大臣可以领衔署名,而唐文治并未大量参与该书的资料搜辑和后期编纂,难以指其为实际作者。唐门弟子、学界中人纷起为唐文治追讨《英轺日记》著作权,也有悖唐氏本意。     

政治自觉抑或趋利避害——以日记为中心对中国民主同盟早期活动的考察

人的活动是历史事件形成、发展的首要条件,日记呈现着当事人即时及连续活动较为真实的意图。中国民主同盟实际负责人黄炎培在其日记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该团体的相关活动,尽管受社交网络和信息渠道的束缚及当事人情感偏向的影响,日记所记载的信息有限,但基本反映了黄炎培等人自发成立民盟、主动调和国共矛盾及积极与中共趋向联合的曲折历程,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的历史必然性。     

从《壮议轩日记》看张舜徽学术思想

《张舜徽壮议轩日记》记录1942年9月24日至1947年1月7日之间张舜徽的日常生活和学术轨迹。本文试图通过解读《张舜徽壮议轩日记》,梳理张舜徽学术历程,厘清张舜徽学术思想的脉络。     

从《乙丙日记》看汪士铎歧视妇女的思想

日常生活正在迅速成为现在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里的一个核心概念,一位西方社会学家M．E．加德纳就认为日常生活表现为一个“深度反思”的形式,是一有时机就可能“发病”的“人类患痛病质”（human raw material）的“潜在仓库”（potential repository）,因此他主张把研究的重心更多放在促使其“发病”的日常生活中被忽视的、不平常的和反传统的面向,放在形塑人的社会权力结构上,以“把其中的矛盾性暴露出来并诱导出其潜能,把我们对这个枯燥世界的理解提高到一个批判知识的水平”。     

从《日记言行》手稿看梁发的宗教观念

作为19世纪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文本布道"策略的代为执行者,梁发不仅发挥其印工的技术特长,且潜心宗教学习并以中国教徒的立场尝试写作,由此在自身的作品中生发出一套独特的宗教观念体系。从《日记言行》手稿以及伦敦会案卷中相关书信材料可以看出,梁发作品中足以体现其跨文化与跨宗教意识形态的几个关键概念,即一神、福、祸、灵魂等。梁发作为"中介"在近代中西宗教、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英敛之时期《大公报》倡办女子教育的宣传特色

《大公报》是中国迄今为止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刊,在1902年,英敛之创办《大公报》之时,就以"开风气,牖民智"为宗旨,《大公报》也是当时社会中很有威望的报刊。提倡女子教育是《大公报》开风气,牖民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大公报》创刊之初就一直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进行宣传。英敛之等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宣传策略和宣传方法既宣扬了女子教育,又为后人办报提供了借鉴。     

从《惊情四百年》到《吸血鬼日记》看吸血鬼文化的发展

吸血鬼文化一直是西方大众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而吸血鬼的身影也频频出现在西方文学作品及影视作品中。《惊情四百年》是1992年由著名导演科波拉根据吸血鬼小说的开山鼻祖之作《德库拉》改编拍摄,被认为是所有吸血鬼电影中艺术价值最高的一部。而《吸血鬼日记》是目前正在全球热播、广受好评的美剧。本文试将两个不同时代的以吸血鬼为题材的经典影视作品做一比较。从而梳理出吸血鬼文化在西方大众文化中的发展脉络。     

日记里的新四军整风——以《赖传珠将军日记》为观察中心

整风运动是中共革命史上的重要事件。赖传珠日记表明,“学习”与“反省”是新四军高层整风中最重要的两个环节。在改造学习方面,其主要途径是“阅读”和“听课”。在检讨反省方面,新四军党员干部不仅要有“反省”和“自我批评”,而且还要求借助党内同志的“外力”,即通过“相互批评”和“反省报告”的方式,来剖析并纠正个人缺点及错误思想。赖传珠日记呈现出新四军整风的节奏、方法以及人物之间的互动,不仅勾勒出新四军整风运动的场景概貌,而且也补充了这一历史事件的许多细节,这对于分析和研究新四军的整风运动具有独特史料价值和重要历史意义。     

毛泽东与三位《大公报》人的交往

1902年6月17日,由倾心近代文明的满族人英敛之创办的《大公报》在天津问世。办报宗旨为“开风气,牖（音you窗户意）民智,挹彼西欧学术,启我同胞聪明”。报头《大公报》和报馆大门“大公报馆”匾额,均为严复所书。报头上还有法文“L’IMPARTIAL”字样,意为“公正无私”。一份民间所办的报纸,历经跨世纪的曲折发展,几经易手、移址,如今仍在香港出版,算起来它已走过整整110年了。     

胡适与香港大学——从《陈君葆日记全集》看胡适与香港因缘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文化革新派,他提倡白话文,以便于推广普及教育,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他曾到香港,并获香港大学颁授博士学位,港大亦有意聘他前来任教。胡适在香港及广州所受到的待遇     

民国初年的乡绅与县政——以《何宗逊日记》中的黟县为例

民初黟县乃至徽州的县政,依然是典型的双轨政治。它的特点,是绅权与政权的共治。鉴于双方力量的不平衡,这个共治是建立在绅权强势而政权弱势的基础之上的。在中央权威衰弱甚至缺位的乱世,保境安民,是乡绅责无旁贷的义务。在大局粗安情况下,绅权倾向于支持并配合政权。但政权一旦扩张渗透到乡绅的传统势力范围,绅权往往纠结地方各种力量进行抵制。乡绅与地方,更多的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关系,绅权对于地方多有保护,也因此获得地方的支持。     

从《日记言行》手稿看梁发的宗教观念北大核心CSSCI

作为19世纪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文本布道"策略的代为执行者,梁发不仅发挥其印工的技术特长,且潜心宗教学习并以中国教徒的立场尝试写作,由此在自身的作品中生发出一套独特的宗教观念体系。从《日记言行》手稿以及伦敦会案卷中相关书信材料可以看出,梁发作品中足以体现其跨文化与跨宗教意识形态的几个关键概念,即一神、福、祸、灵魂等。梁发作为"中介"在近代中西宗教、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从《莎菲女士的日记》看中国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新女性

著名女作家丁玲的早年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塑造了一个敢爱敢恨的五四新女性——莎菲,但是又同当时其他作家笔下的新女性有所区别,可以这么说,莎菲是代表了“五四”退潮期的新女性——一批在随时都有可能被黑暗势力吞噬的陷阱遍布的时代,努力寻求光明的伟大女性。     

清初江南地区的谣言传播与遗民心态——以《侯岐曾日记》为例

顺治初年江南地区的明遗民内部经常流传着一类有关明清战局的谣言,它们虽与事实相去甚远,却依然得到遗民的信任与进一步传播。从资料相对丰富的《侯岐曾日记》来看,明遗民相信这类谣言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遗民拥有类似的政治、社会、思想背景与生活状态,也因此共享恢复明朝的信念与愿望,是他们接受谣言的心理基础。第二,交换时闻作为遗民之间的社交活动,旨在巩固彼此关系,确立复国信心,排遣负面情绪,乃至借此策划抗清等实际行动,消息的可信度反而未必重要,助长了谣言在遗民群体中的传播。     

从《南征日记》看雍乾之际“新疆六厅”的社会现状

云贵总督鄂尔泰在其“苗患甚于土司”这一错误判断为前提的《改土归流疏》为雍正皇帝批准后,即以铁血政策“开辟”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黔东南“苗疆”,设置“新疆六厅”。六厅苗民在官兵的无尽勒索、欺凌下,以“苗王出世”相号召,掀起雍乾时期苗民大起义。朝廷急调相邻4省官军入黔合力镇压。援黔湘军统领李椅手写之《南征日记》,纪录了此时段内所作、所见、所闻．留下其时“苗疆六厅”苗族社会诸多翔实而珍青的资料。     

张学良在贵州研究过辩证法----从《狱中日记》看张学良的思想转化

去年秋天去沈阳参加纪念张学良将军逝世周年活动期间,与会者讨论较为热烈的话题之一,就是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确是否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回来后,又有幸得到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邮件。寄来的是张学良1936年陷入幽禁以后,在贵州阳明洞亲笔写下的日记影印件。看到这些张学良在监禁期间的手迹,我感到十分珍贵,也感到格外惊奇。同时也为     

从《教育漫话》看.洛克

约翰·洛克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和教育思想家。他以《教育漫话》一书闻名世界。在《教育漫话》一书中,洛克提出了一个包括体育、德育和智育在内的教育体系,对当时及后世都有很深刻的影响。本文从教育的作用、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内容和途径来解读洛克的这本《教育漫话》。     

"疯狂"到"稳定":从民众视角看北平解放前后的物价变动——以《建国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北平解放前,物价高涨,解放后,共产党政权为安定民生、稳定物价采取了多种平抑措施。《建国日记》以详细、生动的文笔,记载了北京解放之初四次物价波动期间,共产党政权平抑措施对社会民众的影响。《建国日记》记载的历史细节,为认识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真实的分析案例,以其为主体史料,考察这些稳定措施的实施成效,能认识共产党政权城市经济治理能力,以及理解共产党如何在短时间内稳定政权这一问题。     

《史迪威日记》与胡佛档案馆藏史迪威日记稿的比较研究

作为相关历史问题的基础史料,根据史迪威日记、家书和评论性文字所编辑而成的中文出版品《史迪威日记》,其深远的影响绵延至今。其英文母本《史迪威文件》于1948年即已出版,在同年就有选编的中译本问世。自2005年起,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根据史迪威个人档案中的日记本原件进行整理输入,陆续刊布史迪威日记的电子誊抄版。本文旨在对不同中译本《史迪威日记》与胡佛档案馆藏史迪威日记稿进行比较研究,从史料学角度阐释两者的异同与各自具有的重要价值。     

政局动荡时期中国学人的生存样态——从李思纯《金陵日记》、《吴宓日记》、《胡适日记》中窥见

After the abolishment of China’s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exterior mode of the Chinese scholars’ life, such as their academic research and ways of making a living, changed dramatically, but their real life style, including their habits, hobbies and tastes, did not show fundamental change. From the unpublished diary of an important but non-famous scholar Li Sichun of Sichuan University, with a close reference of Wu Mi’s and Hu Shi’s diary at approximately the same time, one can see that Chinese scholars kept their traditional literate life style and tastes until the 1940s. Therefore, we can make a conclusion that the social transition did not affect many scholars’ real life as profound as many present studies have claimed. Translated by Wang Wensheng from Shehui Kexue Yanjiu 社会科学研究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2008, (4): 145–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