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县志中土地证记载错误——以上海首轮10部县志为例

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后,根据不同土地性质,政府发给农户的土地证有《国有土地使用证》和《土地房产所有证》两种。20世纪80年代首轮所修县志没有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土地和土地证,对土地证的种类和颁发对象记载或缺失遗漏,或都有错误。本文仅以上海首轮10部县志为例,试析其错误情况及原因。     

旧志续志体例摭谈——以民国《番禺县志》、《顺德县志》为例

新中国首届大规模修志工作基本完成，各地陆续启动新一届修志工作。第二届编修工作主要是编修续志。续志如何编修，对于新方志工作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尽管时代不同了，新志编修的指导思想和编修方式应当随时而进，然而新志编修借鉴传统志书的编修体例和工作经验仍然很有必要，其理不言而喻。     

《浙江方志》2001年第5期《开门修志 博采众长——义乌开门修志的有益尝试》

2001年1月,《义乌市志》的编纂工作正式启动。义乌过去修的都是县志,因此《义乌市志》是首部市志,周启水市长兼编委会主任。他希望“编纂人员要尊重历史,求真务实,要广泛吸纳群众中的真知灼见,虚心听取专家、学者的建议意见,尽可能达到‘古今兼纳、宜收尽录、包罗万象、内涵一体’的效果。……群策为之则无不成,群力举之则无不胜。市志的编写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有侍大家的支持与帮助．希望各部门、各单位、各界人士给予密切配合,……尽可能成为嘉惠子孙传之久远的新世纪典籍。     

《正定县志(1986～2005)》之我见——简论首轮修志得失

一部160余万字的《正定县志（1986-2005）》经20余天的粗读略看,我逐渐梳理出一些思路,谈谈观感。虽不能准确反映本质,但却是研究本质的切入点。     

方志人物传记撰写得失谈——以《平定县志》和《阳泉市志》为例

首轮修志人物传记撰写有三＂得＂：关注＂小人物＂入志、突出个性特点和重视细节描写,以及三＂失＂：背景资料的缺漏、评述性语言的滥用和运用资料角度转换问题。希望通过总结此三＂得＂三＂失＂对方志界关注程度较高的人物传记撰写这一热点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试析小序运用的一个案例——以《石城县志》为例

小序是指写在各部类正文之前的文字.在方志界,对小序的设置及其记述内容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乃至争议.在第二轮修志中,这个问题又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困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实践的意义胜过理论的争吵,先前的探索总能给后来者提供或多或少的启发.在首轮修志中,<石城县志>(1990年6月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小序的运用上是比较成功的,并因此在首届全国地方志评奖活动中获得了较高的评价.本着继承和发展的精神,笔者对小序在该志中的运用作了一些分析,并结合第二轮修志稍作引申,希望能提供一些借鉴.     

以新修志书的思路续黎锦熙《方志今议》读后札记

黎锦熙(1892--1978)，字劭西，湖南湘潭人，是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兼方志学家。1938年9月，他受聘担任陕西汉中区城固县志续修总纂，上任伊始，仅以一月时间，便草成近9万字的《续修工作方案》，因为该案内容“实是泛陈现代新修方志之要旨及方法，但就城固一带举出实例，     

论明清地方志女性人物传记的编纂——以五部《朝邑县志》为例

从明清时期问世的五部《朝邑县志》可知,其女性人物传记的编纂在体例、手法、叙议结合的传述模式,及纂者编纂态度、动机等方面,都有明显的沿袭与变化。明代方志传女性所秉持的存故实、警顽懦及批判社会意图,到清代则演变为以宣扬女性守节、禁锢女性思想为主。这种变化,与入清以来官方意识形态的调整与变化,及朝廷和地方政府借史志编纂引导舆论、教化习俗以禁锢人性的策略有根本联系。     

第二轮区县志编纂审核与第三轮修志建议——以北京市为例

北京市第二轮区县志编纂从初稿编写到陆续出版,编纂周期约五六年,篇幅在100万字左右。这样的修志成果是否达到了理想目标,有哪些需要认真总结的地方?对第二轮区县志书编纂中的人员素质、资料征集和编纂周期等问题要正确对待,审稿中应根据志书本质属性,提出切实可行意见。第三轮志书部分篇章资料收集工作要有新突破,参与修志人员要不断提升业务能力。     

读《邗江县志（1988～2000）》

著名方志学家来新夏教授认为,第二轮修志只有做到三个＂新＂,即一是理念新,在现有基础上,提高志书的学术性,将依靠史料写志转变为写志是为保存史料;二是内容新,志书就是凭史料说话,在收集资料中应当注重社会调查,写出专题调查报告,并把这些报告适当地写进志书,或者作为志书的附录,备研究者参考;     

评《宁阳县志（1985～2002）》——兼谈第二轮修志的几个问题

《宁阳县志（1985～2002）》（以下简称《宁志》）2007年1月出版。笔者通过品读该志,认为该志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也引发了笔者对第二轮修志一些问题的思考。     

谈谈方志“管理”部分的撰写——以二轮《宾县志》基层承编单位上报稿为“箭靶子”

<正>二轮修志以来,本人在审读基层上报稿用以撰写所承担的县志稿时,感觉到方志在管理部份的撰写,是修志工作者难以驾驭的,也是出问题较多的地方之一。为此,真想倾吐些东西,但一时又不知从何谈起,为"有的放矢",权且选用二轮《宾县志》基层承编单位上报稿的"管理"部份为"箭靶子"吧!"箭靶子"一:《宾县旅游志》之"……1985年9月,县第九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二龙山风景区管理的决定》,《决定》中对山林的管理作     

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在新方志地情记述的运用——以首轮修志《长泰县志》

<正>目前,学术界关于首轮修志地情记述编纂研究鲜有论述,虽然提出了引进区域史研究方法,却缺少代表性个案的深入研究。刊行于2005年的首轮修志成果《长泰县志》,其地情记述第一次涉及长泰县的侨台、宗教论述、人物考述三个方面,具有立意深远、涉及领域较广、搜集史料较为全面等特点,为后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在首轮修志中具有一定代表性。     

村史研究的价值不应忽视——写在《胜天村史略》发表之后

从中国方志编纂的传统来看,官修志书最基层止于县一级,县以下的乡镇志多为私修,且数量远逊于府县志。在本届修志中,一些发达地区普遍地编纂了乡镇志,苏南地区尤其如此。然而,对乡镇以下的单位——行政村的历史的研究还是鲜有所闻。1998年,我们应北京亚联经济研究会的邀约,对吴江市盛泽镇胜天村展开了充分的调查研究,撰成的《胜天村史略》发表于改革出版社出版的走向卓越丛书20世纪的压卷之作《世纪曙光》,并荣获全国征文优秀作品二等奖。     

一部实用性很强的修志工具书——简评《修志指南》

《修志指南》出版,值得志界同仁高兴! 山西王龙太编著、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修志指南》,110万字的厚书,内容涵盖了修志工作的方方面面,纵论省地县乡村五级方志编纂的方法、技巧,是一部实用性很强的修志工具书。     

第二轮修志篇目设计的思考——以续修《广州市志》篇目设计为例

首部《广州市志》（记述时限为1840—1990年）完成于2000年,续修《广州市志（1991-2000））篇目设计始于1999年初．当年8月完成初稿。尔后通过“广州地方志理论与工作研讨会”与几次续修志书篇目设计座谈会．至2000年10月形成第一次修订稿。至今历时6年,形成第五次修订稿,志书的资料收集、初稿编写及总纂工作基本上是按照这一修订稿为框架开展的。到目前为止,志稿大部分进入总纂阶段,有三分之一完成总纂工作。然而,全志篇目定稿．当在全志定稿之时。是见志书篇目设计工作,起步于编修志书之初,其修订又几乎贯串于全志成稿的全过程。篇目设计决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而是贯串修志过程之始终。     

同治《上江两县志》传记部分史源探析 以《张继庚》为例

同治《上江两县志》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由上元知县莫祥芝与江宁知县甘绍盘合编而成。全志百余万字,其中"谱"、"录",也即人物传记部分就约占一半,可见编者极重人物。该志虽由莫、甘两位知县编成,但执笔撰修的工作却由其聘请的刘寿曾、张铸、汪士铎、陈作霖等修志名家完成。他们在参录旧志的基础上,广泛搜罗,多方采辑,在史料方面可谓颇下功夫。     

一部提升修志理论和编纂水平的必读之作——《仓修良探方志》读后

由著名史学、方志学和谱牒学专家仓修良先生撰著的《仓修良探方志》于2005年10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一本独特而厚重的学术著作，书中收录了作者40多年来有关方志发展史、方志学基础理论、方志编纂学等方面的部分论文，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关于方志的历史和方志理论；二是对首轮修志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商讨和评论，对于好的和具有特色的志书加以评价，向读者推荐；三是谈论新一轮志书如何编修。全书论证严谨，资料翔实，创见迭出，填补了方志学研究的许多空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不仅是了解方志学科的入门之作，也是提升修志理论和编纂水平的必读之作。纵观《仓修良探方志》，笔者认为该书的出版意义是多方面的。     

方志《旅游资源》撰写如何“注入情感”——谨以《宾县志》(1985—2005)《旅游资源》撰写为例

<正>志书要求严谨,朴实,简洁,流畅的文风,但并不排斥语言的生动,不排斥鲜明真挚的情感。"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宋代欧阳修曾提出过"事信言文"的主张,即是说所写的事情是可信的,语言要有文采。这对我们今天编纂方志的人物、风物等内容也是适用的。新方志不能仅仅起一个资料作用,成为     

新方志记述方言的思考——以首轮广东省县区志为例

本文以广东省首轮新方志93部县区志为研究对象,分析新方志记述方言的设置情况、篇幅、门类结构,以及记述中关于概述、方音俗字、谣谚歇后语存在的问题,并就第二轮志书是否设置方言门类及记述上如何掌握学术性的度进行探讨。新方志无论是通志还是续志,均应重视对方言的记述;同时,要防止将方言志写成学科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