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琇弹劾靳辅案中案

康熙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专制主义．是君权神授,这是康熙治国思想的重要方面,清吏治以遂民生则成为康熙的全部吏治思想的基础．康熙对科道官既利用又限制．显示出其政治上的成熟和英明．郭琇弹劾靳辅案中案就是康熙利用科道官郭琇风闻言事,把一起治国问题转化为一场政治风波,从而对明珠为首的内阁大换班,使位极人臣、甚至藐视皇权的明珠永世不得翻身．一直未能再把持朝政的典型案例。     

明代祖制释义与功能试论

历来学界探讨明代政治,少有专就“祖制”此一问题去深究。而有关“祖制”的界定,以及其意义与作用如何?则含混其辞不得而解。近年来,在翻检明代史料之时,常见明人以祖制为言,长篇累牍,看似“饶舌”不止,实者具有深意在。个人以为“祖制”问题关涉庞杂,甚值得深一层去探讨。 本文是个人对“祖制”专题研究的先发论文,拟首事探讨祖制的相关周缘问题。至于涉     

试谈明墓中随葬钱币的使用制度

随葬的钱币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断定墓葬的年代,其本身所蕴含的工艺价值和所反映的社会意识形态等也值得进行探究。本文就明代随葬钱币的使用制度进行一初步研究,以就教于方家。明代的丧葬制度和习俗基本上沿袭唐宋,又具有自己的特点,与前代差别最大的是明代礼制具有更为强烈的等级差异。《明史.礼制.丧葬之礼》曰“丧葬之制洪武五年定,凡袭衣,三品以上三,四品五品二,六品以下一;饭含,五品以上饭稷含珠,九品以上饭梁含小珠……”“……明器,公侯九十事,一品二品八十事,三品四品七十事,五品六十事,六品七品三十事……”。明代丧葬礼俗严格规定了…     

“官当”创制探原

“官当”创制探原曾代伟＂官当＂,即官爵当刑,是我国封建法律中的一项特殊的赎刑制度。封建官僚贵族犯了罪,可以用官品或爵级抵赎刑罚,以免于缧绁之苦。它是封建法制维护贵族官僚等级特权制度的最早的规定之一,充分体现了封建制法从一开始就是公开的特权法的基本属性...     

“三言”“二拍”话台州

明代著名作家冯梦龙(1574—1646)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蒙初(1520—1644)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代表了明代拟话本的最高水平。至今仍脍灸人口,盛传不衰。读罢“三言”、“二拍”,看到其中有三篇描写了台州的人与事。     

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

在明代“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进士履历便览”等科举文献中,皆存在程度不等的官年现象。嘉靖以后,这一现象逐渐变得普遍且近乎公开化,虚报年龄者越来越多,虚报的年岁越来越大,至明末而流于糜烂。这一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继承了历史上的官年传统,另一方面又受嘉靖以后选拔翰林院庶吉士、科道官限年制度的直接影响。     

论“奢安事件”之起因及其影响

提到明代天启年间爆发的“奢安事件”,有的现代史著,一仍旧志的观点,称之为“其明”、“叛变”。此论是一个值得重新讨论的问题。笔者从分析明代社会文化特征入手,讨论“奢安事件”与明代有关事件的纵横向联系,做一个考察。有明一代,中国封建文化步入末世,呈现一派严酷、凝滞、冷峻、灰色的沉暮之气。在政治上,朱元璋一登极执政,就迅速地修复和推行严酷的封建宗法统治。使人人自危,动轿获罪。整个明代,政治控制意严,危机弥重。在思想文化⑤域,朱元津钦走科考以朱江边《四书》《五经》为标准,于B墨守程朱,蔚然为天下儒家风袭…     

韩非子“听言之道”述评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人君的听言,为言是个关系到国家安危治乱的问题。申子所说的“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慎言”、“稀言”、“不言”“多闻”、“多听”、“多谋”等等主张由来已久。《管子·九守》曾提出过“听之术”。但很不具体。将听言之道具体化、系统化、理论化的是韩非。第一,他的许多篇章专门记述君王听言为言的经验教训;第二,韩非有几篇专门论述为臣进言之难之险之技巧的文章,从臣下为言方面丰富深化了人君的听言之道;第三,他从这些经验教训中提炼出一套“听法”、“听言之道”。固然韩非的听言之道,许多是从“潜御群臣”出发的,因而流于诡秘权诈,但也有许多是从取得正确的认识以便作出正确决策出发的。因此清理一下与糟粕相杂的精华部份是值得的。     

明代官员升迁路径述论

在我国古代,官僚是亲民治国的主体。这批人能否进行有效的治理与他们的经历密切相关。合理的升迁路径有助于官员积累治理经验。明代官员的升迁已成规律,其突出特点有二：其一,内外皆历,即低级中央官流向地方,高级中央官员须有地方任事经历;其二,行政与监察轮历,也就是行政官迁向监察官,监察官流向行政官。明代官员流向也有两大问题：一是内重外轻局面的加剧,从而妨碍了内外皆历制度的有效发挥;二是由翰林累官升尚书入阁者因缺少地方任事经历,故其治理能力大打折扣。     

明代国子监生历事制度述论

国子监生历事制度是明代创立的一项重要教育制度，对明代太学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监生历事，作为一项实践教育制度，洪武年间以课堂教育为基础，到诸司接受实践教育，以增长从政本领，而不以之为出身的条件，监生出身也主要通过升堂积分来实现。永乐初代之以历事出身，并成为监生出身的唯一途径，历事制度开始与课堂教学脱离。景泰间，开纳粟入监及监生可放回依亲读书之先河，课堂教学已如虚设，此时肄业为轻，惟图早日历事出身。成化以后，监生历事可纳赀免历或雇人代历，历事又失去亲身历练的意义，结果是监生历事之前既未学到必要的文化知识，之后又没获得真正的从政经验，历事制度失去原先实践教育的内涵而变成纯粹的仕进之阶。     

明代的耳环和耳坠

明代耳饰可别作两类,其一耳环,其一耳坠。明王圻等编《三才图会》在“内外命妇冠服”一项画出“环”的式样,可以代表明代耳环之一般。耳环用作簪戴的细弯钩,明人称作脚。明《礼部志稿》卷二十“皇太子纳妃仪”的纳征礼物中,有“金脚四珠环一双”、“梅花环一双”,其下并注“金脚五钱重”,即此。似乎还可以说,耳环比耳坠更为正式。《明史》卷六七《舆服三》所列品官命妇冠服,耳饰均为坏;又故宫旧藏明代皇后画像,与凤冠霞帔相配的几乎都是耳环,皆可为证。典型的明式     

从“无子”出妻看唐代“七出三不去”离婚制度的实践

根据《唐律疏议》所规定的法定离婚理由来划分,唐人的离婚有和离、义绝和七出三种类型。鉴于时人对和离、义绝的研究已多,本文不再赘述。这里仅从立法与司法的角度对七出三不去的离婚制度加以剖析,以求揭示出唐代社会的本质和风貌。七出之法是中国封建法律制度中颇具特色的一种离婚制度。它的涵义是妻犯有七项事由之一便可以为夫所离异。这七项事由按照唐律的规定便是:“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否,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在七出之外,唐律还规定了“三不去”来对七出加以限制,这便是:“三不去     

从《红楼梦》看清朝的奴隶制度

<正>以传统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从秦到清的中国处于封建社会阶段。不过,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并不一致。如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说：“以政制言,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递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周谷城教授也提出,从周武王灭商到秦统一,中国的政治是封建制度,之后变为统治于一尊的郡县制。瞿同祖曾研究了封建社会的土地、宗法、阶级和政治制度,认为周武王在全国建立了系统的封建组织,而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封建社会。     

略论晚清的京控制度

京控，清代又称叩阍，俗称告御状。从历史沿革来看，京控并不是清代社会特有的现象。早在秦汉时期，即有了被称为“乞鞫”的重审与上诉制度，即罪犯或其家属若对判决不服，可以提出上诉，请求复审。隋朝时已经规定：民有枉屈，递经县、郡及州“不为理者”，可“听挝党闻鼓”，“听诣闹伸诉”。①这可以说是京控制度的肇始。自此之后，进京击登闻鼓伸冤的制度为各代所沿袭。唐代也有可以直接向朝廷申诉冤屈的“直诉”制度。明代于午门外设置“登闻鼓”，若“民有冤抑，有司不为申理”，“伸冤民击之，通达下情”。作为封建法制的集大成者，清…     

探究“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涌现的文化成因

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漾初的“二拍”都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之作,在这两部作品中,涌现出大量的商人形象。本文试从三个层面来探究这一文学现象的文化成因,从而深化我们对文学与文化以及明代中后期时代特点的认识。     

康熙开言路之法

言路通则国运兴,历代明君无不谙此理。各朝均设言官,然而,古来上有求言之至诚,未必下有进言之忠直。康熙帝曾屡发谕旨求言,鼓励谏参,但收效甚微。这是康熙所碰到的历代通病之一。当时言官不能克尽职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行私自便”、“见而不纠”和“敷衍虚文”。而究其出现的原因则在于:言官素质差,或品质自私,或昏馈无能;言官畏怯,一畏“失仪获罪”,一畏“失实坐罪”,一畏“报复致罪”。康熙帝为使言官负起以言事君之责,从而达到以谏兴国的目的,采取措施,对症下药,进行有力的整治和卓有成效的改革。针对言官素质差的问题,康熙帝十分重视对言官的考核。十二年,对“科道官,亲加考试,”“石文郁、范时起、何名扬,才庸无文,不称言职,著革职。”“亲加考试”与例行考核并行,表明康熙帝对言官的重视。     

清代黑龙江下游地区的噶珊制度与虾夷锦

清代用以喝珊制度代替明代卫所制度,是对黑龙江下游（包括库页岛）进行管辖的一项重要措施。噶珊制度的建立,实行乌林制,朝贡与赏赐,促进了山旦交易的发展,形成了虾夷锦文化现象,加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今笔者不揣谫陋,仅就管见,草成此篇,以期对清代东北边疆的建置,经济发展．边境贸易,文化交流的研究,能有所裨益。清继明,对黑龙江下游地区进行统治,除了直接编入八旗者外,便是建立喝珊制度。这是清朝用以代替明朝卫所制度的一项重要措施。噶珊,满语,是“乡村”、“屯落”意思的音译①。乡村的头人“喀喇达”即姓长…     

简帛上的奇观

“闲话”书法史,我是十分着意于“闲”的。在我,此为闲中话旧,在诸君,此可助以遣闲。彼此都在写与读中,得一快乐。何况,以千言之文述史,挂一漏万,事所不免,我所努力去做的,只是“挂”上那不可“漏”的“一”去生发闲话。     

令人眼花缭乱的帛书和简牍书

“闲话”书法史,我是十分着意于“闲”的。在我,此为闲中话旧,在诸君,此可助以遣闲。彼此都在写与读中,得一快乐。何况,以千言之文述史,挂一漏万,事所不免,我所努力去做的,只是“挂”上那不可“漏”的“一”去生发闲话。     

张居正家法

“治家”与“治国”,其事不同,其理则一。我国历史上许多进步的政治家大多恪守“欲治其国,先齐其家”的古训,较好地处理“治国”与“治家”的关系,做到治国有方,齐家有法。明代中期的张居正就是如此。他在隆庆元年入阁、万历元年跃居首辅。在职期间,他矢志改革,励精图治,十年揆席,治绩灿然。他不仅工于谋国,也善于治家,反映了一个封建改革家的品格。本文从有关史实中辑集二三事例,管中窥豹,以见一斑。“科条既布,以身先之”内阁首辅,位极人臣。但张居正从不自视特殊,对于朝廷的各项法令,总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他曾反复申明,“为政,必贵身先”,“导民以行不以言”。万历初年,为改变全国驿递的混乱状况,张居正大力进行整顿,规定非公事、无勘合一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