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欧阳修的正统论

宋代欧阳修的正统论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欧阳修在不同文章中 ,对正统标准的阐释也不一致。有时批判前人于对峙分裂历史时期强立一国为正统的做法 ,从而将曹魏与五代各国排除于正统秩序之外 ,有时又承认二者的正统地位。欧阳修的论述实际上构成了正统二重标准 ,即史学 (史书纪实 )的标准与政治 (德义 )的标准。其矛盾既暴露出史家正统理论与修史实践之间的悖离 ,又体现了“封建史学的二重性”。     

从道德批评到历史认识——宋至清关于三国正统书写者的评论转向

自西晋陈寿作《三国志》以魏为居正,孰为三国正统,历代争执不休。元明之际《三国演义》出,尊刘反曹之正统观深入人心,方为《三国志》以来的三国正统之争划上句号。《三国志》以降,三国正统说虽众,但“皆自善其所见”。惟宋明以来“尊蜀”论者往往对陈寿、司马光为代表的“尊魏”书写者加以道德谴责,斥责他们妄肆私意,崇伪黜真。清代虽延续前代三国正统论中道德批判的余绪,但学术界主流意见却更多地秉持“设身处地”的立场,将三国正统论者置于其身处的历史图景中加以分析。这样一种转变在思想史上的背景是宋明之学与清学的分野,前者高举纲常伦理旗帜,论事论人论史皆以道德裁判,以伦理为标准。后者以平恕为立场,强调“以我之情絜人之情”,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从而标志着史学思想、史学认识的深化和成熟。从全球史的背景上观看,这样一种转变又与18世纪以降西方史学思潮从道德批评转向历史主义的动向不谋而合,这种东西方史学思潮的共趋性为史学理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论题。     

中西历史之“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

晚清知识界分别“新学”与“旧学”,相应地也区分了“中史”与“西史”。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中西历史之“会通”,影响着中国史学的转向。史学之走向“中心”,乃“经世致用”思想所催生;在“援西入中”过程中,“史学”作为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阐述。经历这些曲折,“史之意义与范围”等明显含有学科意识的问题为史家所关注。然而,史学学科的自主性,在史之范围愈益放大的同时,却成了问题,预示着史学作为现代学科在中国之确立,仍有其“未完成性”的一面。     

“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史家克罗齐这句名言从民初以来就常为中国史学学人所引用，近年在史学论著中出现尤其频繁；如果要统计中国学者引用外国史学“语录”之频率的话，克罗齐这句话很可能要列为榜首，至少也名列前茅。这一观点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影响有多么广大，...     

论“麓川之役”

明英宗正统年间的“麓川之役”,持续十余年,史称“兴麓川之师,西南骚动”,“以一隅骚动天下”,是关乎正统朝国力军威的大变故。当时朝野上下持论各异,有极力赞许的,也有尖锐批评的。不仅如此,“麓川之役”也是明代中央王朝同西南少数民族关系史上的大事件,它反映了明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基本政策及其利钝得失,又牵动着明代中后期西南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动荡。因此,有深入探讨之必要。     

再论中国古代政治正统论

一九九五年五月下旬,在贵州省中华文化研究会举办的以“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上,我提交了一篇题为（中国古代政治正统观论纲）的论文①。在这篇论文中,我对正统观产生的理论基础,正统观的内涵、历史意义以及中国历史上的正统之争等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其后两年有余的时间,我对此问题进行了更深人的分析和研究,在（论纲）的基础上,演绎成五章十三节约十五万余言的长篇论文。随着分析研究之深入,我深感此问题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和史学观念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深信由此出发能够对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     

关于谱学研究的几点意见

关于谱学研究的几点意见仓修良谱学和方志学一样，都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具备史学的某些功能和特点。清代学者邵晋涵就指出：“郑夹之为《通志》也，首叙氏族，又采诸家谱乘见于著录，则家之有谱，固与国有史、州有志而并重也。”①史学评论家章学诚也说：“且有天下之...     

司马光、王夫之与梁启超的反正统论思想

正正统论对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历程影响至深,"它在演进过程中,既有着一般的规律性的内容,又有着因时而异,因人而异的时代性的、个别性的特征。"①作为中国传统史学争论的焦点②,相当一部分的传统史家都曾对正统论有所议论,绝大部分的史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认可正统论的观念,只有为数不多的史家对其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在否定正统论的传统史家中,司马光、王夫之和梁启超是三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从他们的史学思想当中可以窥探出反正统论思想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进程中的演变历程,以及正统论思想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思想中的牢固性。     

论传统史学的“尚简”

史的繁简之争,是中国传统史学一个独特的论题。在西方史学以及中国现代史学的语境中,这样的问题是不可能引起如此持久论争的。而繁简之争在传统史学中之所以形成,是因为“简”在古人观念中的优先地位。正如胡应麟《史书占毕》中所谓“史恶繁而尚简,素矣”。以“尚简”为知识群体的先入之见,或申论之,或驳斥之,方才形成了聚讼纷纷的景观。     

正朔、正统与正闰

三代正朔所强调的合法性其针对点主要是被取代的前朝，至中古始发生变化。正朔所代表的合法性重心，由针对前朝转向针对他国。正朔首先是一种制度、行为，但它又的确包含有一种观念、意向。这样正朔就由原来的制度而逐渐派生出一种观念，即“正统论”。“正统”之义本出于血统，最初为一礼制之规定，而非政治之观念。作为宗法制度之政治实践与作为伦理观念之史书义例，正统两义之区分实不容忽视或抹杀。如果把后者称为“正统论”，前者不妨称为“正统制”。     

试论历史正统观的起源与内涵

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念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它最早发轫于远古中原“诸夏”与四夷的“华夷之辨”,形成内华夏、外夷狄的民族正统理念,“攘夷”是其主要表现。“攘夷”必须“尊王”,王不尊则夷难攘,尊王则要强调天命。于是,以君权神授为基础的王权正统成为正统观的核心内涵,表达君权神授天命观的“历数”、“正朔”等政治概念及春秋战国时代的“尊王”旗号集中反映出这种正统意识。民族正统与政治正统理念必然反映到文化思想上来,也必然需要文化思想来支持和传承,维护民族正统与政治正统的儒家思想文化由此应运而生。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念包含民族正统、政治正统、文化正统三种内涵。     

“考索之功”与史学批评

章学诚论学,有一句名言:“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①章学诚强调“考索之功”,虽有其“乾嘉语境”,但此说对于开拓史学批评研究的新局面,仍不无启迪意义。     

从华夷之辨到价值认同：重审儒家天下观

华夷之辨以进退于礼乐文明为转化机制,侧重于“中国”的准入性。由此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促使学者在民族国家叙事面前坚持“文明国家论”,但这难以构成对民族国家叙事的真正批判。中国古代秉持的是不同于国家叙事的天下观念。儒家的天下观把仁义视为华夷共同认可的价值理念,强调通过文德双修、爱人正我而使远人慕义来朝;希望通过施行仁政获得民心,维系天下,克服“国家”的强力色彩。宋人基于华夷之辨努力塑造“中国观”,对于“天下认同”已无多奢求。天下的价值认同维度得以可能,须经公私之辨的转化,其对身份、人格、权利的触及是对“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的重申和证成。对于古人而言,“天下”与“国家”是两个根本对立的价值体,混同二者甚至产生了王朝倾覆的后果;对于今人而言,“天下”与“国家”代表了两种文明与历史形态,能否实现从“天下”到“国家”的观念转变,是一个古今交接的问题。     

论元代史学的成就

元代史学的成就及其特点,往往披人们所忽视。在出版的几部中国史学史专著中,对元代史学的成就,皆着墨不多,虽然也提到元代的史学的一些方面,但大多是附于所谓“正统”王朝之后,或分见于某些章节的段落中夹叙夹议,缺乏对元朝时期史学的系统介绍和给予以应有的篇幅。元朝是我国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一个朝代,它是继辽、夏、金和南宋等局部地方政权而统治全国的正统王朝,不能因为少数民族的入主而排除其王朝的正统的合法性和继承性。它是由长期分裂割据而走上统一的时期;它是多民族封建国家在政治上呈现出中央集权封建专制主义继续巩固和加强的时期;它是一个幅员广大,在中国史和亚洲史上由弱变强的一个国家。我们不应以旧史家的观点去对待元朝,更不应以此对待元代     

中国早期一统观念的起源与成因

问题的提出在西方学说进入中国以前,中国的史学系统是稳定而圆满的,而在这个稳定而圆满的史学系统中,天下一统思想几乎是中国历史的主线,中国人自历史记忆的初期就接受了天下一统的观念。     

正统的解构与法统的重建：对清代边疆民族问题研究的理性思考

本从清代边疆民族政策研究的四次突破入手,提出边疆民族研究中的“中原中心论”的传统范式源于中国史学上的正统论的遗绪,应重建中华法系的法统,将边疆民族地区纳入中华法系的研究领域。作主张史学概念化是开创边疆研究新局的途径之一。     

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与现代中国史学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是现代中国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对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曾起过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 :首先 ,这个研究突破了长期支配中国传统史学的那种“中国即天下 ,天下即中国”的狭隘眼光 ,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的范围之中来加以研究 ,从而促使中国史学摆脱了原有的封闭状态 ,成为国际现代史学的一个部分。特别要强调的是 ,这个研究实际上是以欧洲经验作为参照系来研究中国 ,而这一点也很有意义 ,因为在世界历史从前近代到近代的转变过程中 ,欧洲占据了突出的地位 ,因此其经验对于其他国家的研究来说自然也具…     

正统观与宋以后的五代史编纂北大核心CSSCI

五代十国时期,天下四分五裂、战乱频仍,依照何种正统观念撰述这一时期的历史成为史家争论的焦点。在宋至清长达900余年的时段内,大致有五种不同看法:其一,以五代相续为正统,代表史书有范质《五代通录》、王溥《五代会要》、薛居正监修《五代史》及欧阳修《五代史记》;其二,以梁为伪,五代史应作四代史,虽未有代表性史书问世,然有相关议论如李昉《历代年号》、张燧“朱温不宜入正统”论、宋实颖《黜朱梁纪年论》、华湛恩《〈五代春秋志疑〉自序》;其三,以五代为闰统或无统,代表作有王皞《唐余录》和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五代部分;其四,以南唐承唐为正统,代表作为陆游《南唐书》、陈霆《唐余纪传》;其五,以南唐继后唐为正统,代表作为吴非《三唐传国编年》、陈鳣《续唐书》与华长卿《唐宋阳秋》。五种撰史理念,各有依据,传授、疆域、姓氏、道义等诸种因素相杂其间,既展现了传统史学精神的延续不绝和古代学者对于正义矢志不渝的追求,也凸显出正统观之多样化在推动史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朱熹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

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学到了宋代有了显著的发展。司马光、欧阳修、吴缜、刘攽、沈括、洪迈、王应麟等对文献的整理和研究都作出了很大的成绩,而却有二位独步当时的人物。一位是郑樵,他在《通志》中设《校雠》、《图谱》、《金石》三略,不仅扩大了文献的范围,对文献的搜集、整理也提出许多真知灼见,至今尚有一定影响。①另一位便是朱熹,他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大家,他把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引入史学领域,强调用理学去统率指导史学,把“理”作为历史评价的最高标准,充分显示出其史学的理性色彩。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又十分重视史学对于理学的作用,认为理学离不开史学,需要史学为之体现,所谓“理无事则无所依附”,只有遍知天下精粗巨细之史事,义理“万可见用”,否则便是“凭     

“直笔”探微──中国古代史学求真观念的发展与特征

“求真”是史学的一个根本属性,“求真”观念的自觉标志着史学的自觉和独立发展。然而,历史撰述作为史家对历史的认识,其中包含着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独立于认识者而客观存在的“历史”,一是具有价值观念和个人情感的认识主体。因此,历史之“真”是什么,如何能求到“真”,就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西方史学发展历程中都倍受重视,反复予以探讨。可以说,中西方史学的发展都伴随着求真观念的演变与深化。“直书”是植根于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反映传统史学的求真观念的独特概念,它的形成、嬗变就是中国传统史学求真观念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