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荫补制度考

辽代荫补主要分"常荫"与"难荫"两种,荫补对象涉及直系亲属、旁系亲属。辽代九品官员即具有荫补资格,荫补范围比宋初、金代广泛。辽代官员荫补子弟有员额限制,九品官可荫子四人,官品越高,荫补子弟的名额也越多。总体看,其荫补员额比南宋、金代皆多。辽代承荫者多因为自身能力出众而进入政坛中、高层,政治前途比宋、金荫补者更为光明。尽管辽代荫补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北方文化的滞后,但它促成了辽代汉族世家大族与契丹贵族的联合,对巩固辽朝统治具有积极意义。     

辽代部族制度初探

辽代部族制度,是建国前契丹部族制度的保留与发展。它借用了建国前契丹部族组织的外壳,但在其内部,已发生质的变化。部民从隶属于建国前的部落联盟组织,变为隶属于国家的属民,各部有固定的居住地,而国家正是按地域来划分它的国民。公共权力的设立,也逐渐剥夺部民在军事民主制下曾享有的参政议政的权力,国家的常备军与国家官吏取代了原来建国前部族组织自愿出兵征战与联盟首领的世选制。辽代部族组织与辽朝相始终,它在辽代社会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对"家文化"的影响

家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方面,家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和"文化.资源的稀缺是家庭"和"文化产生的根源,而古代赋役制度是家庭"和"文化传承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通过"田租"、"户调"、"徭役"三个有代表性的古代赋役制度对此进行了阐述.     

赋役制度变迁视域下的唐后期乡村社会治理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治理关系密切。唐代是赋役制度的重要转折时期,唐后期赋役制度变迁亦开启了乡村社会治理的结构性调整。对此,学术界已经在乡官到乡役的变化以及两税法与乡村制形成上取得了诸多成果。     

赋役制度与政区边界——基于明清湘鄂西地区的考察

在湘鄂西地区,从明初至清雍正年间,土司、卫所等特殊形式的政区与经制州县政区在地理空间上都是彼此毗邻乃至交错的。不同类型的政区意味着不同的赋役制度与管理方式,在土司、卫所与州县势力彼此消长的背景下,更导致了种种土地纠纷与赋役规避问题。清雍正间,通过改卫归流与改土归流,三者之间的土地与赋役纠纷随着卫所、土司的取消与州县政区主体地位的确立而逐渐消弭。     

清代桂西白山土司的赋役制度考察——以《白山司志》为中心

一条鞭法改革后,明清时期的流官区主要依赖赋役全书登记的田亩户丁数,直接将钱粮徭役折银,向编民个体征派。清代白山司所见,国家赋役征派的主体是司官而非土民,而在土司内部,土司对土民的赋役征派仍主要依赖“城头-村”的基层组织,桂西土司区田地分类、田赋征收及劳役征派等仍保留原有的社会传统。不过,随着国家管治的深入,清代白山司赋役制度呈现出适应性调整,司官向国家承担的田赋与劳役部分,其田地丈量、粮赋征收与劳役征派均可见其深受一条鞭法的影响,尤其是粮田、垦田名义下越来越多土民进入国家赋役体系,劳役征派也实现了由役民向纳银的过渡。白山司个案呈现了国家制度与土司地方传统并存运行的转折中的形态,而土司逐步纳入国家体制的过程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中的重要一环。     

辽代刑法制度考述

有关辽代刑法制度的研究,近年开始受到学界注意,并有文章问世。但有些观点还需进一步商榷①。日本学者岛田正郎在辽刑法制度研究方面,著述颇丰,但是由于其坚持“辽朝是中国史系列之外的国家”“因此可以说辽与中国王朝的法和制度完全是不同的”②,而把辽代法律制度完...     

河北辽代古塔建筑艺术初探

本文通过考察河北省现存辽代古塔,对辽代古塔的建筑文化起源、建筑特点、建筑艺术形式与类型以及建筑用材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进而对我国北方辽代古塔建筑艺术进行了初步研究。     

辽代西辽河冲积平原及邻近地区的湖泊

辽代前期西辽河冲积平原上有许多较大湖泊 ,但辽代后期这些湖泊不见于记载 ,反映了辽代西辽河流域的湖泊与环境有很大变化。辽代独特的人文地理现象——“捺钵”制度 ,与西辽河流域多湖泊有一定关系     

契丹火葬墓探析

火葬是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契丹人的葬俗之一,从辽建国前到辽代晚期均有发现,集中于辽建国前及辽代早期,受契丹人生计方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的影响而出现,是其丧葬观念和墓葬制度的表现之一。作为贯穿辽朝始终的丧葬形式,火葬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特点。通过全面梳理考古材料,结合历史文献,对契丹火葬墓的缘起、分组、式微及背后的原因进行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