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的未来民俗学论纲

我们对于中国民俗学的时间导向经历了"过去"(遗留物)向"当下"(生活文化)的转变,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是不够的,其实中国民俗学一直是"未来"导向的,就像中国的现代学术的总体时间意识是面向未来的一样。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革命、学术生产都是为了在未来有一个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民俗学不是在这个大局之外,而是恰恰一直在这个大局之内寻找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我们今天清醒地认识这种历史宿命,继而要把宿命转化为使命,通过学术自觉成全民俗学学科在时间意识上的完整性。     

“民俗学”入华考——兼谈近代辞典对学科术语的强化作用

"民俗学"这一学科名称,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我国。关于"民俗学"一词入华的时间,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在梳理前人观点得失的基础上,根据新发现的材料,提出新的观点和看法。同时探讨近代的辞典编纂对学科名称的形成产生的重要影响。     

“论道稷下·当代田野研究的祛魅与多样化”论坛顺利举办

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民俗学研究发生了"田野转向"并渐成主流,相关研究方法也相应地成为不断反思的对象。以此为背景,张士闪教授在2019年初提出"有温度的田野"这一学术理念,主张"贴近大地做学问",业已举办五届学术工作坊,如"风与俗"(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礼俗传统与当代乡村振兴"(山东大学)、"同乡同业与共在共情"(南京农业大学)、"本土语汇的高度"(北京师范大学)等。新近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主办,     

“考古遗址公园”的名称悖论——以“圆明园遗址公园”为案例

"考古遗址公园"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项目名称,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涉及许多专题,但尚无探讨其名称悖论的研究成果。本文先以认可其名称为前提,阐述了"考古遗址公园"的名称与译名、性质与功能、保护与规划。然后以"圆明园遗址公园"为案例,分析"考古遗址公园"的名称悖论,并指出了由名称悖论导致的"遗址"(保护区)变质为"公园"(休闲区)的严峻问题,与文化遗产的研究者与管理者商榷。     

民俗学与历史学的对话——日本神奈川大学“综合资料学”的探索

日本民俗学研究重镇神奈川大学的学科建制中,并没有"民俗学",而是名为"历史民俗资料学"的研究生课程及学位设置。这一略显奇特的名称背后,既反映了民俗学研究与资料的关系、民俗学与史学的关系在日本的历史发展,也有着从资料角度奠定文化研究之基础的构想与期待。对此加以梳理,不但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在此方面的经验,同时对于思考中国民俗学乃至人文社会研究今后的发展路径,也不无裨益。     

民俗的表演性:表演理论、活态传承与公共文化实践

表演理论是20世纪美国民俗学对于学界的重要贡献,其核心是"表演"和"语境"。在表演理论提出以后,民俗学经历了从关注文本向强调语境的转向,使得以差异性为基础的本真性再次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议题。然而,在随后以"语境"为中心的研究实践中,研究者们逐渐开始质疑本真性问题存在的逻辑合理性以及在实际民俗活动中的可操作性,研究重点也由此从辨析民俗事象的真伪,转变为讨论本真性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文化政治。正是基于对"本真性"的祛魅,在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实践中,学术话语所追求的本真性与实际操作中的共享原则之间的矛盾,便因此而消解,这为当代公共民俗学实践提供了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的理论支撑和实操可能。在此,以行动认同为旨归的"表演"(形式)在"语境"(意义)的"式微"中重新凸显,实现了民俗传统的实践回归。     

读《济南城市民俗》

现代民俗学就其研究对象而言,曾经历过两次最重要的嬗变.最初,是以民俗学创始人英国的汤姆斯为代表的"古文化残存物说";尔后德国、日本的学者将"民"扩大到"未受到近代文明洗礼的庶民"(日本·后藤兴善<民俗学入门>),将"俗"拓展为寄寓着"国民的理念"(德国·黎尔)的活世态生活相,因而他们的研究仍局限在农民、渔民身上;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邓迪斯指出"城市居民不算民众,因而城市居民也不可能有民俗"的传统观念是荒谬的,在诸多学者的倡导下,民俗学遂逐渐由"乡民学"转到"人民学"上来.我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敏锐地抓住了国际学界这一新动向,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大会上就曾说过:"这一次到上海,我就对上海的同志说,应该研究它的都市文化,上海由于百年来帝国主义的深入进来,它同农村的文化不一样,同中国固有的资本主义进来以前的文化也不一样,这就值得研究."我国的第一本都市民俗专著却是30年后的今天,才由几位山东民俗学者联袂推出.手捧这本<济南城市民俗>,自然不胜欣喜.     

中国民俗的历史分期

至迟从西周起,就有"輶轩之使"的采风活动,从而拉开了民俗调查与研究的序幕.不过,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直到1846年才确立.是年8月22日,一个叫威廉·汤姆斯(Willian Thoms)的英国人在<雅典娜神庙>杂志上发表一篇文字,提议以"民俗"(Folklore)一词来代替当时流行的"大众古习"(Popular Antiquities).     

民俗与身体——美国民俗学的身体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对灵肉二元论的反叛,身体成为西方人文社会各学科持久的热点之一。1989年美国民俗学年会上,民俗学家凯瑟琳·扬依照民俗(folklore)的构词法,创造性地提出"身体民俗"(bodylore)一词,着力于探讨有关身体的民俗或知识,特别是身体如何参与构建社会意义。本文主要追溯美国民俗学身体转向的社会与学术思潮背景,勾勒其基本理论视角与研究路径,并指出身体性、身体知识是民俗知识的根本属性之一。     

德意志之名:德国国名的起源与国号的演变

现代德语中,德国国名"Deutschland"一词起源于中世纪早期日耳曼民族语言的名称"theodiscus""diutisk"等词,具有语言、民族、地理和政治等多个层面的含义。国号中通常会包含国名的地理或民族因素,但长期以来,德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形态导致中世纪时期大部分德国国号与自身的地理和民族名称相分离。直到1871年,"德意志"(Deutsch)才成为德国国号的主要部分; 1949年,"德国"(Deutschland)才成为国号的组成部分。德国的国号根据历代统治者政治理念的改变而不断变化。通过考察德国国名的起源与国号的演变,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德国历史的特殊性和延续性。     

整理国故与中国现代民俗学

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起始于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1846年英国民俗学家威廉·汤姆斯在<雅典娜的圣殿>杂志上首先使用"民俗(Folk-lore)"一词,提出用"Folk-lore"作为研究下层民间文化的学科的名称,其研究的范围以庶民古俗和庶民文学为主,具体包括旧时风俗、庆典仪式、迷信、歌谣、谚语等,"民俗学研究传承下来的,主要是有一定演进及轨迹及地域分布的下层文化",①由此拉开民俗学研究的序幕.我国的民俗学研究,则肇始于五四时期的整理国故这一影响广泛的学术运动中.     

黑龙江冰雪文化礼赞(五十七)——勤劳智慧能歌善舞的朝鲜族

<正>八、朝鲜族的节庆娱乐节庆朝鲜族的民间节日有"岁首"(元日)、"上元"(元宵节)、"上巳"(农历三月初三)、"寒食"(清明)、"燃灯节"(农历四月初八)、"端午"(农历五月初五)、"洗头日"(农历六月十五日)、"秋夕"(中秋)、"重九"(农历九月初九)和"八关"、"冬至"等。其中,元日、上元、寒食、端午、秋夕为朝鲜族人     

隐居民俗与孝道——兼谈公共民俗学

居住民俗研究将居住空间的习惯性使用、建筑形式、建筑过程中的民俗仪式和禁忌、隐居行为等都包括在关注视野之中。而隐居与孝道关系密切,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社会传统家族制度和民俗行为的继承与变迁,隐居民俗各种形态的形成与变容也显示出今日社会老人生活形态和观念之变化。对隐居民俗的调查研究及各学科对研究应用的回顾,表明21世纪的民俗学应更加关注学术为社会服务,强化"公共民俗学"(Public Folklore)实践。     

东德国家安全部关于信息员克恩的卷宗(一)

<正>"信息员"的德文为inoffizieller Mitarbeiter,缩写为IM,字面原意为"非正式工作人员"。在本组档案中,编译者将其译作"信息员"。按照官方定义,信息员是"为完成国家安全部的任务,而有义务秘密合作并在行动中确实有能力完成交给他们的具体任务的人。"(1)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为"东德")国家安全部的德文名称是"Ministeriums für Staatssicherheit",官方简称MfS,但在民间(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通常简称或蔑称其为"Stasi",音译为"斯塔西"(为了与其他国家的国安部门区分,下文就称其     

铜料名称“■铝”考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金文"■铝"、"赤■"、"黄■"、"玄镠"等词的词义和词性,初步厘清了"■"与"铝"、"镠"等字(词)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表明"■"是一个物质名词,是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金属铜及其合金的统称,它可以与具象的个体名词"铝"(金属锭)构成双音节个体名词"■铝"(铜锭)。由"■"构成的铜料名称有"■铝"(铜锭)、"黄■"(黄色的铜或铜合金,通常指青铜)、"赤■"(红铜)、"镤■"(铜料)、"鋿■"(黄赤色的铜或铜合金?)等。     

日本民俗学“在野之学”的新定义——菅丰“新在野之学”的倡导与实践

新在野之学(新公共民俗学)是日本当代民俗学者菅丰的代表性理论,是对日本民俗学草创期"在野之学"的回归和再构建。该理论旨在打破长期以来由日本学院派民俗学者主导的封闭的学术体系,消除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隔阂,寻求学院派民俗学者、公共民俗学者、各类社会组织、普通民众等多样化行为体的协同合作。它要求民俗学者重视介入式的日常实践,成为当事人而不是旁观者;在实践过程中努力获得文化表现的正当性,谨记民俗传承人的权威性;植根于地方,将文化客体化并给予当地人必要的支持;对自我和他者的实践与研究以自反性、适应性的方式加以把握;不以实践为目的,而以民众的幸福为己任。     

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后传承时代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

在民俗的"后传承时代",民俗呈现为传承、消费、意识形态等不同形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共同体"等民俗学既有的规定性概念难以把握这些社会文化现象,民俗学提出了"日常生活"转向的学术追求;民俗学的日常生活研究,不是以日常生活为对象,而是以日常生活作为目的和分类的方法,重新把握现代社会中的民俗现象,在流动的、意向性建构的"共同体"中探究民俗的意义;鲍辛格、岩本通弥等民俗学者通过发掘日常生活实践主体运用"过去的经验""历史化""故事化"地感知、表象生活世界,致力于寻求传统民俗学与现代日常生活的相通之处,为民俗学研究开辟了新径。结合理论铺垫与前人的研究实践,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以"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作为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民俗性,即实践主体在意向性生成的语境中运用"过去的经验"民俗化地感知、表象世界;民俗学需要从日常生活的表象中发现"民俗性",进而解释其社会文化意义。     

民俗学的笛卡尔沉思——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申论

本文肯定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对于民俗学从文化形式研究的取向转向生活整体研究的取向,以及对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转型所做出的奠基性理论贡献;并从学科基本问题意识、"从抽象(文化)上升到具体(生活)"的经验-实证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等方面,具体论述了《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通过对民俗生活的经验直观以重新发现"个体主体性"的工作为民俗学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科所阐明的学术方向。本文认为,尽管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在重新发现了"个体主体性"的同时却无法思想人的自由存在的生活意义,但通过引进胡塞尔"生活世界"的概念,《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为民俗学将自身开启为为人的自由进行存在论辩护进而"拯救生活世界"、"保卫日常生活"、"建构公民社会"的人文学术赢得了理论可能性。     

从“表演”到“实践”?——西蒙·布朗纳的“实践理论”批评

为了满足数码时代民俗学再定位的需求,西蒙·布朗纳提倡以"实践理论"来取代"表演理论"。他的"实践"的概念指的是应用"传统"进行社会控制与表达的行为;其"实践理论"的研究重点是阐释这一"传统"(作为一种认知资源、结构与动机)的深层心理机制。这一研究方法既偏离了"实践理论"的宗旨,又抹煞了"表演理论"的潜力。事实上,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与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理论"的启发下,表演理论的伦理学意义与实践论价值可以被很好地开发出来。     

民俗学的哥白尼革命——高丙中民俗学实践“表述”的案例研究

《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之后的高丙中,为中国民俗学引进了"公民社会"这一先验理想的语境条件,并将民俗(学)实践的"双名制""合法化效力的策略",奠定于康德意义上的"经受某种合法秩序所包含的有效规则的(普遍化)检验"的最高实践原则,以及"非遗"作为实践判断力形式的"第三者"基础上,从而为把中国民俗学的先验实践理想与经验性理论方法之自我矛盾的学术范式,转换为先验实践目的论与先验认识方法论自我统一的民俗学实践范式,即实践民俗学,做出了实质性的尝试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