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礼运》“由此其选”新解

<礼记·礼运>中"由此其选"句,历来解释不一,然终未为达诂.其症结在"其"和"选"的理解上.本文提出了与前贤时人不同的新解"选"为动词,挑选、选拔之义;"其"作主语,复指"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合起来释为由于这样,他们被选拔出来.     

试论李绂的方志学思想

李绂既是修志的实干家,又是方志学理论家,其思想有其独到的精辟之处,提出了"方志乃是史类"、"以诸史为宗"、"籍征考"与"资援据"等观点,对我国传统方志学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可以说,在中国方志学发展史上,李绂有其一席之地。     

分等分类视角中的汉、唐冠服体制变迁

所谓中国古代"冠服体制"的变迁,主要是指其分等分类样式及其在历代的变化.根据研究需要可以将其设定为"自然分类"、"职事分类"、"场合分等"、"级别分等"等概念,以此为工具来分析历朝冠服及服饰元素的不同排列组合样式以及冠服体制的表述形式.其结论是:周朝冠服体制特点,主要是"自然分类"和"级别分等"的结合.汉代冠服体制的特点,是其"自然分类"和"职事分类"相对突出;其时冠服的分类功能强于前朝后世,其分等功能弱于前朝后世.魏晋以后,冠服体制的重心日益向"级别分等"和"场合分等"偏转,服饰元素的等级规划日趋繁密.越是到历史后期,冠服之分等的功能越强.对上述变化的原因及意义,由此种视角的研究可以提供初步的解释.     

《金石录》“祝其卿坟坛”刻石新考

现藏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的"祝其卿坟坛"刻石,首见著录于赵明诚《金石录》。此后的金石学者对该石多有考论,但对"祝其"的误识延续至今,对"祝其卿"的身份也一直是众说纷纭。笔者审视原石拓片,结合出土文献,说明《汉书·地理志》"祝其"乃"况其"之误。《祝其卿坟坛刻石》中的"祝其"始于赵明诚根据《汉书·地理志》对"况其"的误识,后来学者多沿其误。"祝其卿"乃是"况其卿"。笔者进一步推测《况其卿坟坛刻石》中的"况其卿"即是《尹湾汉墓简牍》中的"况其邑丞",名字叫孔宽。     

“四个伟大”的由来

"四个伟大"作为一句口号,其最完整的表达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是"亲密战友"关于"伟大领袖"的语录,四"伟大"与三"万岁"连接得堪称流畅完美,所以自其面世后,立刻就显示其权威性,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是不能改的,四"伟大"的前后次序也不能颠倒。但如此严格规范的定式毕竟也有其发展、形成的过程。一、"四个伟大"的雏形:3+1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不久,毛泽东决定     

《老子》的军事哲学思想探究

老子的军事哲学思想是丰富而深刻的,老子以"道"为本体的非战观思想作为其军事哲学的逻辑起点;以"天道"为依据的制胜观作为其认识论路径;提出了"人道"主义的战争价值观作为其军事哲学的终极关怀。本文试图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观三个方面挖掘老子的军事哲学思想,阐释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渤海乐”性质的文献学考察

第一,渤海横向传到日本的"渤海乐"是足以代表渤海国主体民族传统的音乐。其对渤海而言,则称之为"本国乐"或"本国之乐";其在他国(如日本)而言,则被称为"渤海乐"。第二,渤海纵向传给其后裔女真的"渤海乐"仍然是足以代表其主体民族传统的音乐,与横向传入日本的"渤海乐"性质相同;第三,南宋时期由金朝传入中原内地的"渤海乐"还是足以代表渤海国主体民族传统的音乐,其性质仍然未变。第四,从"渤海乐"的最早出处——日本六国史的第二部即《续日本纪》相关史料的考察,到中国正史《金史》、《宋史》中相关史料的检索,目前尚未发现足以对"渤海乐"性质产生怀疑的任何史料,更没有发现"渤海乐"就是"高丽乐"的任何证据。     

“官”味童年——儿童言论成人化带来的思考

最近一个"五道杠少年"突然成为微博红人。该少年虽年龄不大,却不仅长得有些官相,文字更是充满官样。在众多的光环下,"五道杠"的华丽现身和其身上所表现出的成人化倾向,引起社会各界对教育理念的争议,霎时红遍网络。而走红的,不仅仅是其端正姿势"阅读文件"的照片,也不仅仅是其"两三岁就开始看《新闻联播》,7岁开始坚持每天读《人民日报》"的精神,还有其胳膊上佩戴的"五道杠"标志。这个孩子有"五道杠"     

扩展视野 坚持博物馆的社会职能

最近,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博士在其新出版的《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一书中,提出了关于"广义博物馆"的系列思考,其核心内容是:博物馆是按其功能进行管理,还是按其社会职能、社会要求追求发展目标。按功能要求,博物馆应以收藏、研究、教育(展示)为最主要职能;而按社会要求,博物馆则须以提供更好的文化产品、文化环境和文化服务为己任。     

嘉峪关关城古戏台匾额考释

嘉峪关建关后,明、清两代过往嘉峪关的朝廷官员和文人雅士为其关城题词悬匾者为数众多,其中不乏精品力作。然而历经岁月沧桑,保存至今的匾额仅有11块,嘉峪关关城古戏台匾额就是其杰出代表。对匾额上的四字行书历来有"蒙正乾坤"、"义正乾坤"、"篆正乾坤"几种说法,从语言、书法、语境的角度对其考证和释读,认定其为"彖正乾坤"。     

《容成氏》“文王服九邦”考辨——兼论《容成氏》的主体思想及其学派归属

《容成氏》所述"文王服九邦"一事,存在着作者根据其主观立场,对史实进行增饰和改造的现象。作者之所以改造"文王服九邦"故事,并将其置于《容成氏》的"革命"之说中,主要是为了反衬"武王伐纣"的残酷性,从而凸显"禅让"优于"革命"。《容成氏》凸显"汤武革命"的暴力特征,是其不纯属于墨家或儒家学派的一个标志。《容成氏》的叙事风格及其思想,也受到了战国纵横家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容成氏》可谓一部糅合了儒家、墨家、纵横家思想的具有"杂家"特色的作品。《容成氏》的这一特色,反映了战国时期楚地学术思想走向融合的趋势。     

抗战时期蒋介石全国总动员理念释辨

对蒋介石在抗战动员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应给予客观评价。就其动员指导理念而论,史实表明,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蒋介石就开始形成了实施"全国总动员"的设想,其主张包括:实施国家总动员所畏不在鲸吞而在蚕食;实施国家总动员最后决胜之中心不在都市而在乡村;实施国家总动员是现代国家的唯一特质。客观辨析蒋介石的国家总动员理念,其目标主要指向是"抗日"而非"反共";其实现方式是"组织""统制"而非"放手发动群众";其实践后果是"政府包办"而非"全民抗战"。     

民和“花儿”的文化形态

著名"花儿"王子马俊曾有一句戏言:青海的"花儿"在河湟,河湟的"花儿"在民和,民和是"花儿"的窝窝。的确,作为河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民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资源是"花儿"创作的富矿区,也是"花儿"广为传唱的流行区,其境内流行的曲令多达十数种,大小"花儿"会也有五六个,尤其以七里寺"花儿"会为最。其传唱流行的"花儿"可以说基本上涵盖了河湟"花儿"的绝大多数,特别是七里寺"花儿",是民和地区"花儿"的精华,蕴含着丰富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有其传承发展的重要价值。因而     

浅析孙中山“民生主义”经济纲领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纲领中的重要内容,其基本内涵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它的形成和发展有其深厚的理论来源。作为资产阶级改革社会组织的基本经济纲领,"民生主义"在具有反帝反封建特点的同时,也具有很大的妥协性和空想性。     

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地的“征发”

近代日本政府与军部对战地"征发"的法理认识,既来自其自身对战时国际法的理解,也来自战地日军的实际需要。在吸收战时国际法的过程中,日本制定了一系列于敌国战地"征发"的规则,设计了战地"征发"的模式,巧妙地糅入了其自身的利益诉求,意图使其在他国领土上对物资、劳力的掠取行为获得合理性。然而现实中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地的"征发",与日本军政当局所设想的模式大相径庭。通过考察日本士兵在战地"征发"的实相并分析其"征发"的心理构造,能够毫无辩驳地证明"征发"的侵略本质。     

美丽的昌黎

<正>昌黎山雄水美,是"天开海岳"的旅游胜地。其黄金海岸有着"东方夏威夷"的美称,是首批国家级海洋类型自然保护区。《国家地理》以"沙漠与大海的吻痕"的主题评语,评其为"中国最美的八大海岸"之一。     

“贤贤易色”义析

《论语·学而篇》中的"贤贤易色"一语该作何理解向来有争议,历代学者或将之理解为"见贤而变易其色"或认为其应指"易其好色之心以好贤",经深入考辨笔者以为此章中"贤贤易色"解为"见贤而变易其色"更为合理。     

“总统”府：冷看台湾政权变形记

"中华民国总统府"位于台北市中正区重庆南路一段122号,正大门面对凯达格兰大道(原称"介寿路",陈水扁当台北市长期间将其改现名;"总统府"原来的名称也是"介寿府",2006年3月24日陈水扁又将其"正名"为"总统府")     

用青春点燃生命的激情——谈人文精神与语文课堂教学

人文的概念包含"人"与"文"两个方面。人文精神是我们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语文课程在体现其强烈的工具性的同时,彰显其独特的人文性特点,因而,语文教育应凸现其人文性。     

清麓学派与关学发展再议——基于“基准”与“贡献”相结合的视角

从"地域理学"视角到"宗风"和"学脉"传承视角,再到思想因子的"基准"视角,乃是关学史研究方法所走过的基本历程。作为关中理学发展至清代中后期的清麓学派,在理论立场上恪守程朱,若从对张载思想的承继度上来看,恐不足以将其置于关学史的脉络予以定位。然若从"基准"与"贡献"相结合的视角来考察,则可以将其对关学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凸显出来。无论是清麓学派之先导李元春,还是学派代表人物贺瑞麟,其思想皆与张载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且对关学史谱系的建构、关学文献的整理贡献卓著,应当成为其作为关学史人物确认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