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北京的旗民关系——以商铺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以清代京师(北京)内城商铺为切入点,就旗民关系的变化作了考察。清朝定鼎北京之初,实行旗民分治两元体制,强迫民人迁出内城,但是却无法阻碍其重新进入。文章第一部分,考察内城商铺的发展。嘉、道以降,以三项制度(编查什家户、铺保制度、户口调查)的实施为标志,表明清政府完全接受民人定居内城的事实。第二部分,以契书为基本史料,从商铺的分工、商铺的转手、商人的构成等方面,就内城商铺与商人群体作了考察。指出京城经商人群的最大特点,是包括旗、民两个部分。旗人经商,并与民人频繁互动,密切了彼此关系,促进了旗民分治制度的瓦解。     

清初奉天地区旗民二重管理体制的形成

清初奉天地区的管理体制,经历了一元管理体制期、一元管理体制和二元管理体制并存期及二元管理体制取代一元管理体制最终确立期三个阶段,本文通过对这三个阶段状况的论述,试图对奉天地区旗民二重管理体制的形成过程进行探讨。     

清代北京旗民分城而居政策的实施及其影响

本文深入分析清代北京城旗民分城而居的过程及影响。以往对北京旗民分居的讨论研究多从顺治三年始,本文在以往研究和传统史料的基础上,利用清代内阁大库档案部分奏折和《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等资料,论证北京旗民分城而居政策开始于清顺治元年五月入北京城时,并深入探讨其具体过程。在重新梳理清初旗民分城而居过程的同时,文章进一步分析旗民分城而居政策对城市建设及发展的影响,从北京城清代功能分区、人口流动、地理地价区位等方面探讨其影响的表现。     

论雍正年间八旗奴仆出旗条例的制定

八旗制度对清朝的建立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到了康熙朝,由于制度本身局限,旗人生计问题突出。为了解决旗人生计问题,雍正时期一项重要举措是将奴仆出旗条例进行了明确,通过"旗下开户"这一主要形式进行奴仆的出旗规定,鼓励奴仆出旗,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八旗的生计问题。清廷通过奴仆出旗的方式来维持八旗制度的周转和运行,维护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旗民与满汉之间:清代“随旗人”初探

作为满族特有的农奴制经济标本,庄园制度得到了史学界的普遍重视。但由于研究焦点的相对集中,该领域仍有诸多重要问题尚未得到关注。生活在这一制度层面下的人,即庄头、庄丁以及他们家眷和后裔,就是其中非常值得探讨的内容。这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他们与正身旗人不同,与民人也不一样。时至今日,其后裔依然用随旗人来描述自己,生动说明了这群人的边缘性地位。本文以畿辅为例,就随旗人进行了考察,希望能由此对庄园制度以及清代满汉关系中的某些问题做一个探讨。     

清代旗、民法律关系的调整--以“犯罪免发遣”律为核心

本文通过“犯罪免发遣”入律及例文的变化 ,尤其是诸多案例所暴露的问题 ,揭示清代社会两大法律主体———旗与民法律关系的调整及其意义     

尚可喜一族的旗籍与婚姻关系——围绕满汉关系视角

本文首先讨论汉军旗人在清代满汉关系中的地位,进而通过对"三藩"特别是尚可喜与汉军旗的关系及其家族的编旗经过揭示了以下问题:一,尚可喜不是旗人,文献中的记载和研究者认为尚可喜是汉军旗人的看法是错误的。尚可喜一族入旗是尚可喜死后的康熙二十二年以后的事情。先入正黄旗,雍正初调整到镶蓝旗,故史料中关于其旗籍记载不一致。二,尚可喜生前没有入旗,是因为尚氏当时封王,远高于普通旗人,故可以兼统八旗兵和绿营兵。三,从尚可喜子女的通婚情况看,主要是通过联姻地方实力派而非旗人来巩固自己的藩王权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旗县并存、蒙汉分治”问题的解决

清中叶以后,内蒙古逐渐形成“旗县并存、蒙汉分治”的局面,并演变成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一问题的产生,缘于清朝、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内蒙古施行的二元管理体制。新中国成立初期,内蒙古及绥远地方党政部门采取慎重稳进的态度,待各方面条件成熟时,分步骤、分地域予以解决。在此过程中,中共在制度设计、建制设立和人事安排上,尽量平衡各方利益,做到“尊重历史、照顾现实”。调整过后,旗、县在区域上不再重叠,各自有明确辖区;旗、县辖区内,蒙汉统归一个政府管理。“旗县并存、蒙汉分治”最终过渡到党委领导下的“旗县分立、蒙汉合治”。     

清代吉林将军双城地区的身份制度与旗界、民界(1815-1911年)——兼论东北地区的封禁政策

旗人与民人的身份不仅体现在制度上,亦有地理边界,即旗界与民界.本文通过对清代吉林将军双城地区的旗界、民界及身份制度的考察,发现即使是清朝皇帝密切关注的双城堡旗界,也无法长期保持封闭性.随着携眷民人跨越封堆进入旗界,界内很快出现民界,并不断扩展,标志旗人身份制度的地理边界被迫不断内移.实际上,清廷很难通过政策法规将民人拒之界外,其他的地理空间边界,如山海关、柳条边等也是如此.但旗、民身份的不平等会对民人产生持久、广泛的制约.民人虽然可以通过种种途径进入旗界,却要接受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从而形成“一种不平等移民之事实”,这也是清代东北地区封禁政策的实质.     

族群理论背景下的历史地理探索——《从淮夷族群到编户齐民》述评

淮河是我国自然地理的南北分界线,古为四渎之一,与江、河、济齐名。淮河流域在自然地理上具有南北过渡地带的特点,其南北过渡区的地理属性和开放的空间体系使淮河流域成为文化交汇之地。新石器时代,淮河流域就是中原、海岱、江汉、吴越四大区域文化体系的汇聚地,四大文化体系的碰撞、融合,奠定了淮河流域多种文明汇聚的人文景观。商周时期,     

民初“二次革命”前知识分子群体关于联邦制的论争——以《民立报》、《庸言》、《东方杂志》为中心

清末传入中国的联邦制思想,在民初新的政治环境中,引起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极大关注和论争.<民立报>所代表的革命派知识分子主张有限的中央集权,即某种程度的地方分权;<庸言>所代表的原立宪派知识分子主张中央集权;而<东方杂志>则折衷于二者之间.同时三者还提出了各自对地方制度的不同主张.他们的态度和主张与民初政局的复杂多变以及各自所代表阶层利益的不同有着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