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

学界有关江南会馆公所的研究,恐怕莫过于对其功能与性质的探讨,成果也较多。但以前似乎主要是讨论其性质,各抒己见,新近的重要研究成果如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似乎又偏重在其社会功能。这些讨论或研究都是必要的,也是富有学术价值的。然而会馆公所既有地域性和行业性之别,其功能与性质当也有所不同,自不可一概而论;会馆既是以商人为主体的客籍人士的社会组织,经商要务当不会不讲,其经济功能自不能轻描淡写。一、会馆公所异同论为了探讨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有必要先对会馆与公所的异同作些考辨。会馆公所…     

近代江南地区工商业会馆、公所碑刻述论

在现有的行会制度史研究中,尚无专文对碑刻本身进行探讨.本文认为:刻石立碑是行会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工商业会馆、公所从社会合法性到政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行会受到封建官府保护的象征.在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的发展中,碑刻具有传承后世的记忆功能、惩戒违规的警示功能、颂扬美德的激励功能、公布官府法令的告示功能以及征信与佐证功能,有助于形成行业的凝聚力和从业者的自豪感,增强会馆、公所的权威性和同业商人对行业的归属感及维护行业利益的责任感,约束违规违法行为,对会馆、公所的变迁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宁商元宁公所钩沉

<正>明清时期,苏州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全国各地商贾云集。商人们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纷纷组织起各自的行会机构。于是,会馆和公所应运而生。会馆产生的时间先于公所,多创设于明代万历和清代康熙、乾隆年间。会馆最初以同一地区的旅苏商人集结为多,不分行业,兼有"联乡语、叙乡情"作用。后来,也逐步成为商人     

近代北海商会组织结构及其社会功能探析

近代商会是在传统商人组织的基础上,为适应近代经济发展变迁而由官方自上而下推动设立的民间重要商贸组织。近代北海商会脱胎于原有的广州会馆,起着调节广府商人与本地商人商业矛盾的功能,有利于打破固化的地域与行业之间的捆绑关系,为地方商贸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北海商会在构建本地商业秩序、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推动城市基础建设方面均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碑刻资料解读清代上海会馆公所的习俗

上海的会馆公所最早出现于康熙年间,清中叶达到鼎盛。文章以碑刻资料为考察中心,解读清代会馆、公所的习俗,挖掘清代上海会馆、公所的社会组织民俗的深刻内涵,为丰富清代社会民俗史和社会民俗学的研究做了初步尝试。     

上海滩最后的钱庄

上海的钱庄业早在清代中叶就相当发达,设立在邑庙内园(即现豫园)的钱业总公所,是上海最早的会馆公所之一,成立于乾隆年间。以后又在南、北市设立了分公所。即使到了民国年间,中外商业银行云集上海,古老的钱庄逐渐式微,却仍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     

近代广西玉林籍华侨商人群体的行业分布及特点研究——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研究之四

近代广西玉林籍华侨商人群体是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大多出身贫寒,受教育程度较低,经营规模不大,但却十分抱团,主要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从事种植业、矿业、百货业、侨汇业等。广西玉林籍华侨商人群体中的许多商人还曾是东南亚各地广西会馆、商会的创办者或重要执掌人,是近代广西华侨商人中的代表性群体之一。     

清代商人组织的概念分析——以18—19世纪重庆为例

"行会"这一西方近代学术概念对中国商人组织历史研究具有长期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商人组织是中国社会与文化建构的产物,反映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特定过程.本文以重庆为中心,结合巴县档案等材料,分析了重庆历史上的"行"、"帮"、"会馆"、"公所"以及神会等不同组织概念的历史内涵,提倡在中国文化与社会环境基础上理解和解释中国商人组织的制度变迁问题.     

近代中国“商人节”倡议者考述

<正>5月15日是世界商人节,起源于遥远的古希腊神话传说。其实,在近代中国也曾有商人节,但由于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于无形中被取消,以至现今已无人知晓。近代中国商人节的设立与商会有着密切关系。1946年11月1日,筹备已久的中华民国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暨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海内外各商会推选的与会代表多达300余人。本次会议是抗战胜利之后新的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大会,也是全国商界为恢复商业贸易发展,促进经济建设     

西宁山陕会馆建筑特征及其文化心理

西宁山陕会馆建筑是西宁地区颇具影响的一处中式建筑,其建筑以中轴线布局、东西对称、构成多庭院风格。山陕会馆建筑布局精心设计,各殿堂寓意讲究,主观追求古建筑高规格、大规模的文化心理由内而发,势不可挡。山陕会馆这种建筑特征,客观反映了清代至民国时期社会的变革和河湟地区商业贸易的崛起,深刻表达了新兴民族商人要求相应社会地位的愿望。于是,以商会建筑实现古建筑等级僭越,成为山陕商人挑战传统商业观、改变其社会地位的首要途径。     

趣谈武汉旧时的公所会馆

旧时武汉工商界拉帮结社之风颇盛。 据《夏口县志》载,清顺治十三年（１６５６年）,夏口即有药材行帮公所存在。随后,各种公所、公会、会馆、帮、行不断成立,令人眼花缘乱。至解放前夕,正式登记的工商同业公会即有 ３３９家（汉口 ２２７、武昌８０、汉阳３２）,与民间三百六十行的提法已比较接近。 为什么本地和外地来汉经营的工商来者喜欢结社呢？ 据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出版的《最近汉口工商业一斑》一书,解释为：汉口为中原最大之市场,不特为本省商人所趋集,其各省之商贾,无不有本店或支店设立于此间。然国家幅员至广,…     

商会

聚"商""会"从隋唐时初兴的同业行明清时日渐繁盛的会馆,从历史上曾有的商帮时代今天业已成熟的商会文化,他乡遇故知的感上商会聚沙成塔;血脉相连的精神让商会聚水成涓。     

明清时期移民经济对会馆、公所兴起及区域市镇化的影响

本文以苏州城为例探究明清时期会馆、公所兴起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发现移民经济对这一历史现象产生的重要作用,同时对苏州城会馆、公所这类组织的专业化市镇特征进行分析,探讨其对我国近代区域市镇化的影响,为我国正在进行的城镇化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徽州旅沪同乡会与社会变迁(1923—1953)

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建立,同年首个旅沪同乡会诞生。同乡会是旧式会馆的延续,是在新式与旧式商人、士绅与新知识阶层、男性与女性、资方与劳工等更广泛参与下建立起来的地缘性自治组织,与商会功能互补。徽州旅沪同乡会从20世纪20年代初建立到1953年消亡,经历了延续到断裂、再延续、最终断裂的过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徽州旅沪同乡会纷纷停止会务。抗战胜利后,同乡会的社团自治功能及上海的市民公共空间得以延续。第二次国内战争后期,经济凋疲,社会动荡,同乡会又陷入困境,乃至1953年最终消亡。解读同乡会延续与断裂的历史,为观察这个时代的变迁提供了特有视角。     

戏曲与晋商文化

明清以来,作为舞台演出活动的戏曲艺术,一直是山西商人十分重视的社交活动手段之一。在他们经商活动的主要城镇和地区,都建有会馆和关帝庙。到后来,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合作,共建山陕会馆,并把会馆和关帝庙合建,被称作山陕会馆,或称之为山陕庙、大关帝庙,并不时地唱大戏、唱堂会     

“福建会馆”款彩瓷弥勒佛

“福建会馆”款彩瓷鎏金弥勒佛系晚清至民国时期作品,高57.2厘米,为常人身高的三分之一。弥勒是未来佛。传说我国五代明州布袋和尚是其转世化身,时号长汀子布袋师,常在浙江省奉化县岳林寺,后端坐石上而逝。宋、明以来,江南诸寺多塑其身,在杭州更为普遍。在明中晚期,随着手工业纺织工场的产生和商业的发展,东南地区同籍商人常办有会馆,具有住宿、贸易和商会的多种功能,大大便利了同籍商人的贸易合作和信息交流,对促进社会进步和当地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

一　前　　言中国近世历史上的商会 ,指按照官方有关法令成立 ,在政府与商人间扮演中介角色的各行业商人集合团体 ① 。 1 949年前 ,商会这种法定的商人组织形式遍布中国各地 ,成为当地工商界的主要代言机关 ,亦是政府对商人进行管理的重要凭借。1 949年后 ,商会经常被当成大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盘踞的组织 ,受到主流媒介的严厉批判。各地商会组织亦被政府接收并改造成“中华工商联合会” ,“商会”遂成为历史名词。 1 980年代末 ,尤其是 1 990年代以后 ,随着对外开放政策与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 ,“商会”的组织形式又被官方与民间所采用。据…     

清末民初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筹设与成立

清末各地商会诞生之后,商界有识之士又意识到应该使"会与会联合而成大会"。1907年和1909年上海商会两次发起召开的商会讨论会,都曾商议成立华商联合会事项,并设立开办处负责筹备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民国建立后,上海、汉口商会继续推动华商联合会的成立,并于1912年在全国临时工商会议举行期间接连召集商会代表商讨相关事宜,通过了全国商会联合会章程,呈请工商部批准立案,终使全国性商会组织得以正式成立。全国商会联合会的筹设与成立,体现了商人合群思想与自我认同意识的不断增强,在近代中国商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与影响。     

旧时的南京会馆

会馆,乃中国封建社会一些都市里外籍（外省、外县）同乡同业商人和手工业组成的民间团体的统称。明清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那些民间会馆渐渐被商人主持,注入了更多商业内容,逐渐变成地域性商帮（同业商人）的活动中心,成为同业或相关行业的商帮会馆。明嘉靖年间,会馆发展迅速,福建人在南京广艺街修建了福建莆田献会馆,这是南京最早出现的一家会馆。接着广东人、江西人、湖南、湖北人又先后在南京新建了潮州会馆、江西会馆（评事街）和三楚会馆（赛虹桥）。清乾隆年间,是会馆建设的鼎盛期,全国各、府在南京建造会馆达40多处。清名藏书家甘熙在〈白下琐言〉中说：“金陵五方杂处,会馆之设,甲于他省。”这些会馆的取名,一般以省名、地名命名或以地名简称为名。如南京的陕西会馆（明瓦廊）、可容500人住宿的山西会馆（颜料坊90号）、山东会馆（陡门桥）、歙县会馆（石坝街）等。     

广州外侨总商会与鸦片战争前夕的中英关系

1836年,西方商人在广州组织了广州外侨总商会。这个以英国商人为主导的商会的成立,以中英关系基本格局的演变为背景,反映在华西方商人群体力图维护自身利益的意愿。该商会在其存在的两年多时间内,起到维护交易秩序、制订并实施交易规则、协调各方关系、维护外商利益的作用。它作为广州外商群体的代表,也卷入了中英交涉与冲突之中。其各种活动对中西关系的演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