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前持久战思想的发生与衍化

《论持久战》之前,很多人如何说持久战,是理解《论持久战》与其他持久战言论联系及分别的关键。系统地爬梳整理各种持久战思想的渊源流变,可为深入探究《论持久战》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提供坚实的基础。1914年,严格意义的持久战思想已经出现于中文世界的军事学领域,所依据的是日俄战争的战例,包含战略和战术层面,而以后者为主。此后,德国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形成军事教科书和军事理论著作,对中国的正规军事教育产生持续广泛的影响,其中就包括持久战的战略战术。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国人异口同声呼吁持久抗日。但是军事理论缺乏实践基础,持久抗日则限于口号和精神,且形同实异。相比之下,中共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教训的持久战战略方针及其战法,不仅丰富具体,而且切实可行,在世界军事理论的发展史上据有重要地位。     

国民党何时确立西南为战略大后方

所谓建设“西南大后方”,是指国民党把川、康、滇、黔、桂等省作为抗战的政治、经济后方基地的战略行动。国民党到底何时确定西南为对日抗战的战略大后方,涉及到对抗战前后国民党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方针的评价问题。台湾方面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蒋介石早在1935年初就制定了“建设西南大后方”,“向国内退军”,进行持久消耗战的秘密计划”。这一观点,也为大陆某些学者所接受。我认为,考察     

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

中国对日作战是要速决还是要持久,中国能不能打持久战,以及如何才能持久等问题,早在抗战爆发前后,国人中就已经有过不少议论,国共两党也都有过这样或那样的主张和设想。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为什么不是发表在那时,而是到了抗战爆发一年之后才发表呢?本文具体考察了造成这种情况的种种复杂原因,做出了与前人不同的分析和解读。     

难当的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与总编

1928年,国民党宣布在全国实行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方针,相应地,在新闻宣传领域提出了国民党“以党治报”的方针,规定非国民党的新闻事业必须接受国民党的思想指导与行政管理,其目的在于镇压进步的和不同政见的报刊,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同时限制民营新闻事业,控制全国的舆论宣传。     

全面侵华时期日军的对华持久战战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军开始加强对持久战、总体战战略的研究,在理论与制度上进行准备。《帝国国防方针》确定,日军战争战略以速决战为优先,同时兼顾持久战,以美苏为主要假想敌,将中国排序于其后,并据此确定了对华军事部署。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希冀以有限的兵力实现速决战目标,其间虽亦制定了对华持久战规划,但出于对战争前景的乐观预期,日军对自身军事进攻与政治诱降的效果做出误判,无法下定实行战略收缩以减少消耗的决心。因此日军持久战计划多次让位于其"速决"投机,在投机失败后,又不得不因形势的变化而调整迭代,缺乏政策稳定性,其原因是日军对中国军民抗战能力与决心的低估。     

试析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

《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党在抗战初期发布的一个全面的政治纲领,是当时国民党内政外交方针的集中体现。在一个时期内,它曾经发生过一定的影响和作用。本文就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内容实质及其政治影响作一探讨和分析。一1938年3月,在全民抗战的高潮中,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督促下,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了党务问题和施政方针,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内容包括总则、外交、     

“持久战”是蒋百里最先提出的吗

正毛泽东1938年5月的《论持久战》一文自发表以后就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并赢得了高度评价,其影响力经久不衰。但前段时间,有些文章认为国民党方面有几位名人早在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以前就提出了抗日持久战思想。其中提到最多的是民国军事理论学家蒋百里。因为某些这样的"挺蒋"文章还是出自于资深学者之手,因而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武汉会战前后蒋介石的战略决策——兼论国共两党持久战战略之发展

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的战略决策受到日苏关系、中日和谈与国共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高层虽然在具体战役指挥过程中认识到运动战、游击战的作用,但是未能上升到战略层面系统认识和把握持久战的作战原则和基本方针,一度准备与日军在武汉"决战"。1938年7月底,日苏在张鼓峰冲突爆发后,日军对武汉的攻势有所放缓,蒋介石对武汉会战指导方针由"决战"转为"固守",希望借助国际形势的变化,牵制日军对武汉的进攻。鉴于英法不惜牺牲捷克利益对德妥协的前车之鉴,蒋介石在坚持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同意直接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日本南进攻粤后,英美在华南的利益受到威胁,蒋介石的外交重心转向运动英美,积极推动英美在远东联合制日。武汉会战前后,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持久战战略理论已经走向成熟。相比而言,蒋介石及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战略思想则缺乏系统性、灵活性与成长性。武汉会战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难的阶段。国共两党在各自不同持久战理论的指导下,呈现截然不同的抵抗态势。     

国共合办的南岳抗日游击干训班

1939年,在南岳衡山,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开办的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培养造就了大批抗日民族精英。这不仅给巍巍衡山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在中国现代史上也是凝重而神奇的一页。蒋介石领悟到游击战争的巨大作用翻开南岳衡山抗日游击干部培训班这卷厚重的档案,使我们不能不回想到抗日战争那艰苦的岁月,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抗日陷入持久战,尽管当时国民党调集了200万军队投入到正面战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仍有大片国土沦于敌手。而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泛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用游击战这一法宝打击日军,收复了大片国土。这一点使得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刮目相看。面对凶残的日本侵略者,蒋介石开始领悟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在抗击日寇中的巨大作用。     

略论“一·二八”抗战期间国民党内的和与战之争

淞沪抗战是以十九路军为代表的中国军民反抗日军侵略的爱国壮举。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始终存在着是抵抗、还是妥协这样两种方针的斗争。在民族危亡的严峻关头,国民党内的分化加剧了,要求抵抗的呼声日益高涨。国民党内主张对日妥协的,有代表美英利益的蒋介石,与代表亲日派的汪精卫;主张坚决抵抗的,不仅有国民党左派冯玉祥、李烈钧等。而且还有要求民主宪政的中间派。如孙科为首的国民党留沪中央委员。按照这场争论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的历史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合作中存在着矛盾、斗争,但在国共两党共同的努力下,尤其是共产党在遭遇到国民党的两次反共高潮中执行了正确的方针,进行了适当的让步,最终共同坚持了战斗并赢得了胜利。总结这次国共合作让步的历史启示,对于国共两党今后的共同发展有重要意义。     

1931年宁粤上海和会述评

错综复杂、持续不断的内部纷争是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主要特点,它对国民党政权的兴衰成败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1931年的宁粤对立即是国民党内部纷争中最具代表性、规模较大、影响至深的一次。它以蒋胡约法之争为发端,以上海和会的召开为转机,以蒋介石下野和国民政府改组而告结束。对于国民党内这次极为重要的冲突,以往人们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福建的重大活动（下）

1941年4月,日军为了切断美,英援蒋的补给线,完善华南方面的沿海封锁,巩固和扩大台湾海峡这一重要战略交通线两侧的“安全范围”,为发动太平洋战争作准备,派兵进攻福州。由于国民党执行“有限度的抗战”方针,招致军队精神涣散,国民党驻福州及周围地区的陆军第二十五集团军第一百军等部队虽然作了一些抵抗,     

在云南省工委工作的岁月里

一九四二年上半年,组织上先后通知我两次到南方局的驻地,曾见到邓大姐、孔原、钱瑛、于震江、荣高棠、许涤新等领导同志。钱瑛同志等向我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周恩来同志《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所提出的七项条件的精神。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南方局根据上述方针,指示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党组织,立即将有被国民党扑杀危险的公开或半公开的干部疏散转移,截断横的联系;党内的组织生活改变过去集体的方式而为单线联系;在群众工作方面,采取个别分散交朋友的方式来代替原先搞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     

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四川作战"计划的破产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曾策划过鲜为人知的"四川作战"计划。该计划的出台是日本深陷于中日战争持久战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的困境时,日本当局不得已而采取的"赌博行为"、"穷极之策"。"四川作战"计划的实施之所以一波三折,最终胎死腹中,中国战场的持久抗战是最重要的因素。     

辽沈战役关键时刻的一列军火列车

<正>1948年秋,在东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根据毛泽东主席"攻锦打援"的作战方针,我军主力部队由吉林省的长春、四平一带南下,超越沈阳直插锦州至山海关间,包围了兴城、绥中的国民党军,切断了华北国民党军增援的陆上交通,9月12日解放军攻克昌黎,揭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这时国民党已知道解放军大兵团调动部署业已完成,预感到灭顶之     

对蒋介石“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方针的剖析

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这一主观原因外,是否还有别的因素?笔者认为,国民党实行新的“剿”共方针,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能忌讳这样一个事实,即国民党从第四次“围剿”开始,采取了一套全新的方针,这就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由于种种     

抗战时期的国际宣传处

国际宣传处是国民党战时对外宣传政策的执行机构。从它1937年11月创建,直至1947年1月改隶行政院新闻局,历经八年抗战,其间进行了大量的对外宣传活动,反映了抗战不同阶段国民党当局对外宣传方针、政策上的变化。本文试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档案为基本材料,介绍该机构的内部组织及其特点,以期对国民党战时对外宣传政策的研究有所裨助。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它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时局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共产党联蒋抗日,国民党由内战转向抗战,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是由各方面因素促成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的作用,有共产党的作用,也有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作用。但张、杨的作用是主要的。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倡导者,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张     

评1939年冬季攻势兼论国民党抗日政策的转折

1939年底至1940年初,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广大地区对日军发动了为期两个月的空前规模的冬季攻势。笔者拟根据有关原始档案,对冬季攻势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如国民党抗日政策和战略战术变化、日本侵华方针变化、国共关系等问题作些探讨,以期引起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