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对“礼仪之争”的解读

礼仪之争传入欧洲后,引起法国知识菁英的广泛关注。孟德斯鸠至迟自1713年起就关注礼仪之争,但他并不介入其中,而是冷眼旁观。他阅读了当时有关中国的绝大多数主要著作,还曾与来自中国的黄嘉略和自中国返回欧洲的傅圣泽进行长谈,从阅读和谈话中汲取了大量的信息,作出了对礼仪之争的解读。他认为,礼仪之争是一场无谓的争论,基督教在中国受挫是必然的结果,他独具特色的中国观在此基础上形成。他对中国持冷峻的态度,褒贬兼具,既肯定中国的某些优点,更严厉斥责中国的种种弊端,并断然将中国定性为专制主义。     

试析“礼仪之争”背後的权力冲突”

1633—1642年间因中国祭祀礼仪而在来华传教士和罗马教会中引起的礼仪之争始终伴随着各个团体的利益冲突,这些利益冲突并不因有无礼仪之争而存亡,但它们却深刻影响礼仪之争的形势并成为礼仪之争难以剥离的成分。然而,应该注意的是,罗马的判决经常被一个团体当然地作为打击对手的工具,康熙谕旨也曾被耶稣会士奉为最有公信力的证据,而当礼仪之争发展到康熙皇帝与教廷使节直接对峙时,即使所有在华传教士停止冲突,争执也无法平息甚至越发不可收拾。     

新兴力量运动会的缘起与中国和印尼的关系

在中国的大力支持下,印度尼西亚于1963年在雅加达举办了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这次运动会在现代国际体育史以及中国和印尼关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冷战时期中国和印尼关系强化的重要体现,不仅打破了西方对国际体育赛事主导权的垄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同时为争取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西学中源”说新评

关于“西学中源”说的讨论由来已久,为数不少的学人对其持否定态度。就“西学中源”说的源起时间而言,也众说不一。该对“西学中源”说的源起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作通过阐述“西学中源”说在晚清的发展变化过程,论证了“西学中源”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曾经产生过的历史作用,并给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西学中源”说的历史考察

所谓“西学中源”就是说欧美的学问起源于中国。它在19世纪后40年中颇为流行。和晚清社会的很多事物一样,它迅速地发展变化,呈现出流质善变的特点。一“西学中源”说的发韧“西学中源”说产生于明末清初。明末,中国历法年久失修、屡屡失准,急待重订。而西方传教士为便于传教而带来的天算知识及测量仪器均先进于中国,因此,徐光启等开明之士主张学习西方,并建议朝廷聘请外国传教士协助修历。但是士大夫中的保     

诠释与辩护:礼仪之争中的中国基督徒

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基督教常常与"中国礼仪之争"相关联,而"中国礼仪之争"又一直与孔庙密切相关。在震惊中外的礼仪之争洪流中,中国基督徒积极参与了这场辩论,并努力为中国传统的敬孔祭祖礼仪的合法性积极辩护。本文将从中国基督徒的角度出发,展现其在礼仪之争中的活动情况。     

“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在晚清的盛衰

“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萌生于明清之际。由于康熙帝的提倡,“西学中源”说曾经一度流行。晚清,由于西方近代学术的大规模涌入,两说盛行一时。当时提倡西学者,几乎无不论“中体西用”,道“西学中源”,可见两说是有助于西学输入中国的。随着西学输入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两说的弊端也日益暴露。1890年前后,首先出现了对“西学中源”说的批评,但也引起了卫道者的强烈反弹,王仁俊、刘岳云等捍卫此说,撰成《格致古微》和《格物中法》。张之洞的《劝学篇》对“西学中源”说进行了改造,并对“中体西用”论加以系统阐述,是一个折衷新旧的救时方案。然而随着社会的剧烈变革,两说都在20世纪初叶为时代所迅速抛弃。“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交相为用,其演变和消长反映了我们这一文明古国吸收外来文化的独特途径。     

“中统”调查科的组织和特务活动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调查科的特务总部,设在南京道署街79号(以后改为赡园路132号)一所又深又大的旧式民房内.两扇大门日夜紧闭着,门外没有机关的招牌,门内靠着一块“调查工作人员训练班”蓝底白字的长条形牌子.调查科直接受陈立夫的指挥和监督.当时,陈立夫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长.下设三处,第一处处长军统头子戴笠;第二处处长中统头子徐恩曾;第三处处长丁默村(中共叛徒,是上海反共刊物《社会新闻》的主编,曾根据中统查获的中共原始     

明清书画“中堂”样式的缘起

“中堂”是悬挂于厅堂正中的巨幅立轴字画,为明代晚期以来中国书画一般陈设中的一种主要样式。本文拟对“中堂”及其与之相配置的“堂联”产生原因和时代背景等问题,试作探讨。一屏风是汉至明书画展示的主要载体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构架为特点,北方建筑多为泥墙或板墙,南方建筑则以板墙为主。古代的厅堂正背面均没有墙,只在两侧有墙。在明代以前,一些大宅的厅堂建筑一般不分间,有的厅堂两侧安着可拆装的长窗,冬天安上,夏日卸下。因此厅堂两侧通常不悬挂书画和大型装饰物。明代中期以前,屏风是展示书画的主要载体。在屏风上绘制图案有很久远的历…     

一场不为人知的东西礼仪之争

外国公使驻北京,可以觐见中国皇帝而不用下跪,这是1860年北京中英中法条约就定下来的事.但是直到1873年,同治皇帝亲政,公使觐见不跪才得以实现.面见不肯下跪的人,对于当时的满人皇帝来说,是一件了不得的难堪事.皇帝很担心此例一开,天下臣民争相效法,天下就乱了.但是洋鬼子硬是不依不饶,为此不惜打上门来,门给打破了,也只能火烧眉毛顾眼前.     

意大利“南方问题”的缘起和发展

一、“南方问题”的渊源 重视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关注明和未来的一种方式。我国现阶段世界历史研究中,比较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对发达国家中的发展问题注意不够。意大利“南方问题”作为意大利近现代史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早已引起意大利史学界的重视,可能成为同一时期研究最多的问题①。从该问题产生以后到墨索里尼时期,有关“南方问题”的论有20多种②。     

论光绪朝的继统之争

在慈禧的操弄下,光绪继位,但留下诸多危机变数,从而引发摇荡朝局数年的继统立嗣之争.先有广安、潘敦俨的奋起,继有吴可读尸谏,最后以群臣参政的方式得以解决.而类似吴可读这样愚忠以至不惜舍生事君者也渐成末世绝响,清流们的"烟墨烂然"不过是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时期的回光返照.     

礼仪之争与中国天主教徒——以福建教徒和颜的冲突为例

“中国礼仪之争”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欧洲神学、哲学、伦理思想争论的一环。康熙中叶,中国天主教徒已有几十万之众,尽管他们和礼仪息息相关,但因传世材料极少,很难了解他们对这场争论的感受和想法。罗马耶稣会档案馆馆藏的有关中文信件证词等,正是这一方面难得的史料。通过对这些材料与当时西文出版物的比较,使得中国天主教史呈现更清晰的脉络。其中1700年间颜所颁禁令引起的反弹,以及继而发生的福建教徒与主教的冲突就是极好的例证。     

“炎黄子孙”之争

孙中山的祭文很容易让人想到他为了推翻满清封建帝制所发出的政治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出于反封建革命的需要,孙中山突出强调了自黄帝而下的五千年汉民族概念。但“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真正在中华大地盛行,却是在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时期。     

“老三届”学生上山下乡的缘起

“老三届”专指“文化大革命”开始时66、67、68三届初中、高中在校生,大多出生于新中国建立前后的1947到1952年间。1966年“文革”爆发时,他们的年龄都在14岁到19岁左右。当时全国城乡的在校中学生约有1250万人,其中高中生137万人,初中生1113万人。到1969年初,“老三届”学生已经基本离校。他们的分配方向,是家在农村的全部回乡,家在城镇的除少数进入工矿企业或参军以外,大多数人上山下乡,在“文革”以来下乡的1500余万知识青年中,“老三届”学生约占400万人。     

“问题与主义”之争和少年中国学会

胡适、李大钊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一场关于实验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思想方法和社 会改造道路的争论,也可说是"少年中国学会"内原有的社会主义与由会外输入的实验主义之间的争论.胡适的实验主义宣传,对学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使学会中原本反对空谈主义,主张从事社会事业和社会活动的会员形成了所谓"问题与主义"派.而围绕着<少年中国>月刊文字方针而展开的"学理与主义"之争,并非人们所说的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范式转换,而是学会自由研究与预备主义的表现与结果.在导致学会分化的共同主义之争中,胡适及学会内的"问题与主义"派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陈独秀和“问题与主义”之争

陈独秀和“问题与主义”之争这个论题长期以来为史学界所忽略,分析探讨陈独秀对这场争论所持的态度及其变化,可以为梳理五四期间陈独秀思想转变的脉络以及“新青年”阵营分化的必然性,提供一个侧面的参照。本文认为,不宜夸大这场争论的意义,倒是论战高潮过后的压台人物陈独秀的总结性言论,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唐卡”艺术样式缘起

踞今约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青藏高原地区就已产生了早期原始的具有巫傩意味的绘画艺术样式,结合今天的考古发现,无论是西藏昌都卡若遗址、拉萨曲贡遗址或是布达拉宫等地所藏文物,     

海外“保钓运动”缘起研究

1970年中国留美学生发起的海外"保钓运动"是中国民间"保钓运动"的开端。海外"保钓运动"在美国兴起并扩展到世界各地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其兴起与发展是当时冷战国际环境、亚太地区错综复杂的国家与地区关系、留美学生个人经历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